二汽建厂选址的回忆

正初踏勘,一下鄂西北1965年10月,我由一汽调入二汽。当时二汽筹备处尚未成立,组织部门先将我转到一汽工厂设计处,参与二汽的厂址选勘工作。自1965年2月开始,二汽选址工作组在齐抗同志的带领下,首先在湖南澧县、津市、石门等地进行过踏勘,历时近两个月。后于同年7月二下湖南,沿湘黔线和沅江沿岸踏勘,重点在辰溪、沪溪、沅陵三县。在此期间,领导考虑让我也参加南方的选址工作。虽然我对选址     

“文革”初期派、撤工作组的回忆

“文革”初期,究竟是谁确定要派出工作组?为什么当时军队中有那么多人参加了地方机关、院校的工作组?为什么毛主席确定要撤工作组以后,军队院校工作组又推迟撤出?一般人是难以了解的。我参加了当时中央、军委的有关会议,现将1966年5月下旬到8月上旬派工作组和撤工作组的经过回忆如下：     

“文革”初期派、撤工作组的回忆

“文革”初期,究竟是谁确定要派出工作组?为什么当时军队中有那么多人参加了地方机关、院校的工作组?为什么毛主席确定要撤工作组以后,军队院校工作组又推迟撤出?一般人是难以了解的。我参加了当时中央、军委的有关会议,现将1966年5月下旬到8月上旬派工作组和撤工作组的经过回忆如下: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初期的点滴回忆

1978年中国敦煌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讨论,关于名称和时间也有过变化。本文追忆了该学会成立时一些不为公众所知的事。     

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室初期的回忆

早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成立的一周前（即1980年6月24日）,我就按照通知的要求,由山东来北京报到。我来北京之前,是曲阜师范学院（随后更名为曲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当时,学校的领导人是赵志浩（后来担任山东省省长、省委书记）,他认为我是学校的骨干教师,最初不同意我调出学校。但因为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正式调令,他和学校的诸位领导以大局为重,也就欣然同意了。     

武汉抗战初期的点滴回忆

1937年7月7日,北平芦沟桥事变起,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称:“如果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一改昔之秀曲求全之态.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抗日军兴.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时我任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上校政治教官,并     

回忆抗战初期的两件往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直逼山东省德县（今德州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济南遂落人日军之手。中华新闻专校及我主编的山东《工商月报》、《家庭周报》、《济南晨报》相继停办。我于9月2日只身离开济南,返回故乡河南洛阳。不久,河南省的黄河北岸及豫东大部分地区也被日军占领。     

百年小平与世纪东风——回忆邓小平1980年视察二汽

<正>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视察二汽2。当时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还有正在二汽考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等同志。前一天,省委领导转达首长提出的要求:只要两位企业领导同志陪同,希望有年轻干部,只用一辆面包车接送,不要前呼后拥,不要照相,不准吃饭。党委研究由我和副厂长的王兆国,全程接待邓小平。二汽的各个分厂分散建设在十几个山沟口附近的小盆地上。邓小平一边视察、一边听汇报,向我们做了许多重要指示。     

回忆“破四旧”

1966年夏天,在中国大地上破天荒地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迄今已40多年了．年轻人多数都不清楚当时的情况。而过来人却常以“破四旧”一言以蔽之,对当时破除“旧思想、旧习惯、旧文化、旧制度”,到处烧毁旧的书籍,砸毁旧的文物,以及扼制传统文化,感到十分痛惜。     

“文革”初期的“路线斗争”

一本《红楼梦》,产生了"红学"。文革浩劫,前后十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那么,是否应该设一门"文革学"呢?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别有用心地在全国范围内     

回忆“鸡场事件”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重兵把守的长江天险防线,迅速解放了包括赣东北的华东广大地区。为将乘勇追穷寇,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遵循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令,吹响了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号角,二野五兵团担负着解放贵州、建设贵州的重任。在江西上饶新组建的五兵团文工团也随军西进。     

“文革”回忆片断

1966年开始,历时10年的“化大革命”,距今已是30多年了。悠悠往事,好像做了一场恶梦。这里仅就当年在安徽日报社遇到的一些人和事作片断回忆,这不过是大海中的几朵浪花;因为那个时期发生的事,太荒唐、太离奇了,只有我们这些年龄段的人遭遇过,现在的年轻人恐怕连想像都想像不出来。     

“跑月票”的回忆

过去,武汉人把每天乘公汽、坐轮渡上下班叫"跑月票"。"跑",意味着紧张、匆促、急迫、辛苦,也意味着路途长、耗时多、支出大。"月票",既说明有一张月票牌牌作凭证,也说明是天天跑、月月跑、年年跑,一跑就是十几年,从年轻跑到年老,从结婚跑到小孩上学。武汉人"跑月票"是有名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杨效椿

1965年10月,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杨效椿,接替刘征田任合肥市委第一书记。当时,就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来说,1962年1月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以后,"左"的风潮得到了遏制,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人民生活也逐步改善。就安徽的政治经济形势来说,七千人大会上,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揭发了省委、首先是第一书记曾希圣的错误:大刮"五风",饿死了几百万人;搞"一言堂",压制民主;搞冤假错案,把敢于讲真话的干部,打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封锁中央,不如实反映情况……安徽省委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黄山“820”工程的回忆

1968年,国家广播事业局决定建设“820”工程,运用调频广播,借助黄山至高点,把中央台的广播节目传送到南方各省。这是一项跨省区调频广播专线传输工程,规模大,任务重。当时的省电台军管组很重视这件事,除了迅速向省革委会汇报外,并作了相应部署,确定我参加“820”工程安徽段的勘察设计工作。     

回忆“金竹邮票会”

1942年岁次壬午,六十年一轮回,2002年再次迎来壬午,迎来了“金竹邮票会”建会60周年,我作为当年发起人之一,感到无限的兴奋和怀念。“七七”抗战爆发后,避难内迁的人,纷纷拥向大后方云贵川。贵阳居西南交通中心,当时既是容纳由湘、桂而来的人群,也是通向川、滇必经之路。贵阳离前线较远,当时有福地之称,故也有很多人在黔立足,其中也有不少集邮爱好者定居下来。渐渐地与本地的邮人汇成一股力量,为发展山城的集邮活动带来机遇。但初初二三年由于人地生疏,又忙于生活,彼此缺乏联系。     

回忆“云南起义”经过

国共战争末期,云南国民党空军一夜之间哗变,纷纷起义投诚,蒋介石大为震怒。然而,事出有因……一当时,云南有个十分显赫的人物叫龙云,他是个军阀,集云南省军、政、人事大权于一身,表面拥蒋,实却反蒋。蒋介石也知道他不可靠,派两个军驻在云南,还在昆明设了防守司令部进行监视。大批军统特务,无恶不作,全省人民对蒋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千方百计,连威胁带利诱,把龙云搞到重庆去后,派了一个滇人、他的心腹李宗黄来接替。不到几个月,同样不得人心。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把正在越南接受日寇投降的卢汉抽调回昆明,提任为国民党…     

“大办钢铁”运动的回忆

高指标、强力指挥、政治介入、大撤退．是“大办钢铁”运动的一些显著特征,“后院炼铁”“土钢炉”“土铁炉”“熘铁炉”“放卫星”……是“大办钢铁”运动的“特产”。“大办钢铁”运动是四川乃至全国经济建设中的一次很大的挫折。正像彭德怀同志在《意见书》中讲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确实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