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组汉简看军功爵制的演变

军功爵制本是秦汉时期一项重要的军政制度,但由于古文献记载简略,使后人已难窥其本来面目,然而因为秦简、汉简的发现,使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得以深入下去,并已搞清军功爵制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一般情况,甚至对军功爵制的某些细节也基本理清。如对军功爵制的颁赐程序问题,《史记》、《汉书》、《后汉书》、《汉旧仪》均已失载,而秦简、汉简却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套“劳、论、赐”的颁赐程序。所谓“劳”指的是赐爵对象所建立的功劳,这是赐爵的前提;所谓“论”,就是根据赐爵对象所建立的功劳进行评议,在“论”的过程中     

张家山汉简中的“卿”

在秦汉文献中 ,“卿”一般表示官职名称 ,如“三公九卿”、“公卿”等等。但是 ,在张家山汉简中多次出现用“卿”表示的爵位名称。有学者曾对此做了研究 ,并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1)卿是西汉前期从秦的赐爵制中继承下来的爵名 ;(2)卿也是赐爵制的爵名之一 ,而且在二十等爵制的爵名之外 [1]。对于第一点 ,笔者完全赞同。关于第二点 ,笔者认为 ,卿是二十等爵之内的某些爵名的代称 ,而不是二十等爵之外的一个爵名 ,这不仅可以从张家山汉简本身得到证明 ,也可以在文献中得到佐证。一张家山汉简所见“卿”与二十等爵的关系首先 ,让我们根据张家山汉…     

西汉的功劳 阀阅制度

“论功劳行赏罚”,这是春秋、战国以来,推行军功爵制的一条基本原则。商鞅变法所宣布的“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便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贯彻和落实。根据《商君书·境内》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资料,我们知道秦曾建立一套“劳、论、赐”的赐爵程序,就是根据将士建立功劳的大小,经过评议,赐给不同爵位和田宅、封邑的程序。在汉代也完全继承了秦代的赐爵程序。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居延汉简甲乙编》的资料研究,汉代以功劳为依据的赐爵手续,比秦代更完备,或者说有新的发展,它不仅适用于赐爵制,     

汉初爵制结构的演变与官、民爵的形成

汉初二十等爵制的公、卿、大夫、士分层大体上承续了秦军功爵制的分层。秦汉之际因功拜爵和普遍赐爵的频繁导致大夫爵层与卿、士爵层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并演化出二十等爵制高、低爵之新剖分。随着"爵—秩体制"的发展,变动中的高、低爵与相对稳定的以六百石为界标的上、下秩级相结合促使了官、民爵的形成。官、民爵之分对汉晋官僚贵族化和吏民一体化有影响。     

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读《张家山汉墓竹简》

~~爵者的待遇 ,有逐渐淡化、贬低的迹象。关于这一点 ,在《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一文中已经论及 ,此不赘述。至于“余以入顷刍律入钱” ,是指《田律》的“顷入刍三石……皆二石”、“刍一石当十五钱”、“一石当五钱”( 2 4 1号简 )而言。“卿”既是爵名 ,据考“卿”又是高于五大夫的爵名 ,那么所谓“卿以下” ,就包括了五大夫以下诸爵等。这些人“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和“十月户出刍一石” ,因为都是按户缴纳 ,故简称为“户赋”。按照“赋”钱本指口钱、算赋之义 ,详见拙著《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探讨》一书的《曹魏…     

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中保存许多二十等爵制的资料 ,大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载 ,较详细地反映爵位之等序划分与权益、拜赐与削夺、继承与转移及其与减免刑罚的关系等。二十等爵可划分为侯、卿、大夫、士四大等级 ,五大夫以下属编户民。承秦制 ,在治安事务中以斩、捕罪人的多少拜赐爵 ,生捕为上 ,失职夺爵。详细规定爵位的继承关系 :包括继承的爵级、继承人的顺序、继承的时间。有爵者享有法律特权 :凡加害于高爵的刑事责任人须加刑 ,有爵者可按一定的条件减、免、赎刑罚 ,但犯不孝等有违伦理的罪行及执法犯法、官吏监守自盗等不得以爵减免     

西(山鸟)定生对秦汉帝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中国古代帝国的形式与结构》译本序

(一)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①历史上的每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也就是“每一个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②中国古代的秦汉帝国,也有适合于它的基础的上层建筑,包括秦汉时期的政治法律观点以及适应于这些观点的一整套制度。二十等爵制,具有突出的、独特的地位,是秦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史学界对它的研究,还不能说是很充分的。日本著名史学家西(山鸟)定生所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一书,是研究秦汉政治史、二十等爵制的专门著作,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简论关内侯在汉代爵制中的地位

在《秦汉史论丛》第三辑上看到了刘敏同志的大作《西汉爵之类别》,对我在《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提出的把“爵分成三大类”的划分法,表示赞同,认为“这是对汉爵认识的一大进步”。但是,对于我把关内侯划入官爵,提出疑义。并且对于我“为什么将五大夫以上爵分成二大部分,各部分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没有给以说     

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

关于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载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是灼然无疑的。但是,由于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学术界发现在地下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诸侯的五等爵名并无定称。针对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矛盾现象,国学大师王国维率先撰《古诸侯称王说》一文,旨在强调“古者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内自有称王之俗”,但并未否定周代诸侯的五等爵问题。其后,傅斯年、郭沫若、杨树达等一批学界名宿,依据金文中诸侯爵名无定称的现象,遽然否定了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制。他们的论断也就成为在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说法。     

元淑墓志考释——附北魏高琨墓志小考

1984年4月,大同市博物馆在大同东郊一座北魏墓中,清理出了元淑墓志(录文见本刊本期《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本文就墓志涉及的有关问题略作考释。一、元淑的家世、籍贯与谥号根据墓志可以推知,元淑曾祖父为北魏昭成皇帝什翼犍第五子寿鸠。其祖父及父在《魏书·昭成子孙列传》、《北史·魏诸宗室列传》中均有传。祖父常山王遵,史载其"少而壮勇,……太武初,有佐命勋,赐爵略阳公。……及博陵、勃海群盗起,遵讨平之,迁州牧,封常山王"。父常山康王素,即元昭墓志所载之"连",元侔墓志所载之"素连"。素袭父爵,史载"素有威怀     

甲骨文中的“男”为爵称说

甲骨文中的“男”字,有置于人名之前称“某男”,或在人名之后称“男某”,与甲骨文中“侯”、“伯”、“子”的用法同,应为一爵称。西周早期的青铜铭文和《尚书·周书》中时代较早的几篇文语,皆提到周的“男”爵。“因于殷礼”的周制是承商而来,亦是商时已有“男”爵之名的佐证。     

《史记》标点正误一则

据中华书局本《史记·六国年表》，秦孝公十三年（前３４９），“初为县，有秩史”。按此处标点有误，因为秦国初为县在此以前已有明确记载。《六国年表》在其前一年即载有“初取小邑为三十县，［县一］令”。《商君列传》记载与此相同，而《史记·秦本纪》也说孝公十二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虽县的总数不同，但此年商鞅在秦地普遍推行县制却是没有问题的。至于秦国初县的时间更应向上推溯。据周振鹤先生《县制起源三阶段说》（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１９９７年３期），《史记·秦本纪》所载秦武公十年（前６８８）…     

《二年律令·置后律》中的若干问题

《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现行法律的摘抄,其中《置后律》中的一些法律概念和律文,许多 学者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对有些问题或浅尝则止,或歧义互见尚待商榷。本文认为《二年律令》 的《置后律》并非惠帝初年新作,也是承袭秦律旧文而来;妇女在置后制度中可以被确定为“爵后”、“户 后”的合法继承人,但在实际代户的过程中只能继承家庭财产,不能继承爵位,证明古书古注中女子“不 沾爵”的说法是正确的。     

《容斋随笔》刊误

南宋学者洪迈的《容斋随笔》（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和《五笔》共七十四卷）包括经史百氏、文学艺术、宋代掌故以及人物评价诸方面的内容,资料丰富,考据多为精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许其“精博”,并说“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不过,是书亦略有所失,今说如下：《随笔》卷二“秦用他国人”条：“魏国人公孙鞅……吴起……盖卫人也。”按：据《史记·商鞅列传》,公孙秋为卫人。《荀子·议兵篇》《战国策·秦策一》《史记·秦本纪》《商鞅列传》《新序·善谋篇》等据国,或称之为卫轶。洪氏以之为“魏人”,…     

朱绍侯先生与军功爵制研究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他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和简牍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很多建树。其中对军功爵制的研究用力尤多、成就最著。其主要贡献在于厘清了军功爵制产生、发展直至衰亡的基本线索,揭示了军功爵制的价值、历史地位和作用等。     

秦及汉初二十等爵与“士下”准爵层的剖分

"公卒"在传世文献中未见,张家山汉简中首次出现。近几年公布的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再次出现公卒简的实例。公卒,作为身份性术语,无一例外排在公士之后、士伍之前。与商鞅爵制有因功得爵与因劳得爵两个爵层相一致,秦及汉初的爵位系统中有两大层次,一层是传统的二十等爵,一层为公卒、士伍构成的"士下"准爵层,这个准爵层不包括庶人。在秦汉社会身份序列中,庶人是连接爵制身份序列和刑罚身份序列的枢纽。随着爵制式微,爵称、爵名有一个简化的过程,"公卒"是汉代第一个被裁并的准爵制身份,时间应发生在西汉前期。     

读上博楚简小识

上海博物馆藏竹简《缁衣》第十五简中有一个字形作雀,整理者隶定为“雀”,读为“爵”。此字在对应的郭店楚简《缁衣》篇中,字形为“雀”,雀、爵二字音近相通,《说文》：“雀……读与爵同。”读为爵是对的。但对此字如何隶定则值得讨论。对此字的隶定已有文论述,或说：     

爵用平议--兼与《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一文商榷

关于商周青铜爵的用途,有饮酒、温酒（或兼饮酒）、滤酒等说。近年还有人认为爵是祭祀时“浇酒敬神”之用,并将其与商人的玄鸟图腾崇拜相联系。本对以上爵用诸说逐一平议,尤对“滤酒”和“图腾”二说予以详细检讨,并就图腾说下的相关问题与李少龙先生商榷。至于爵的可能的真实用途,拙《爵用新考》已为述（载《中原物》1998年第3期）。     

关于“芜湖教案”一文之订正

《安徽史学》一九八四年第2期所载的《芜湖教案》一文中提到:芜湖教案发生后,清政府调兵镇压,曾把带头焚烧教堂的“王光土、傅有顺两人……就地正法”,并注明此系据“安徽通志稿·外交考》一书说法。而《中国近代史辞典》系为王光金。     

商鞅第二次变法确有调整货币之举

钱剑夫先生在《秦汉货币史稿》中说：“秦自商鞅变法,民富国强,其币制亦必有所更新。”①黄锡全先生在《先秦货币通论》中指出：商鞅第二次改革中“统一度、量、衡制,‘平斗桶（斛）权衡丈尺’,其中当包括有统一货币之内容”圆。我们结合史料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探讨,初步认为：“调轻重”作为二次变法中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可能是调整货币等级、开始发行一两型圜钱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