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互动视角下清代以来北京村落香会研究——以刘家村五虎少林会和秉心圣会的调查为核心个案

北京村落香会具有极强的村落集体生活的属性,并体现出显著的礼俗互动特征。在礼俗互动的视角下,以刘家村五虎少林会和秉心圣会为核心个案,在对北京香会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审视和深描村落香会自发状态下和政府主导下的各种礼俗活动。在传统社会的行香走会,改革开放后的地方经济发展,以及近年来村落拆迁上楼等城市化进程中,民众都积极谋求与国家的互动。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大庆典,改革开放后各区的文化活动,以及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和非遗保护运动中,政府也有意引导香会参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以来的礼和俗都发生了变化,但其互动框架却未发生改变。在传统社会中,礼与俗相互依赖,国家通过礼俗互动设计,培养人们遵守社会秩序的基本观念和习惯,礼制与其他管理制度之间形成互相支撑的关系。如何实现当代国家与民众之间有效的互动和沟通,对于整体社会建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京西村落里的花会--庄户、千军、台古幡会

对于北京民间花会的研究,总的来说是集中在对以碧霞元君信仰为背景的妙峰山香会的研究上,而其中又以北京城的香会组织与活动为研究重点。民国时期的北京香会的研究主要有：1925年顾颉刚、孙伏园等5位学者对妙峰山庙会的实地考察,在《京报副刊》先后6期发表“妙峰山进香专号”,后于1928年9月收录另外几篇相关文章,以《妙峰山》为名结集出版。同年,李景汉根据自己的亲自考察,在《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一文。1929年,顾颉刚和魏建功、白涤洲等人一起再次对妙峰山进香活动进行田野调查,后以调查专号形式在《民俗》第六九、七十合刊上发表文章9篇、附录3篇和田野照片近40幅。此外还有与妙峰山香会有关的专著两部,一是奉宽的《妙峰山琐记》,     

第十二届妙峰山传统春季庙会调查报告——旅游重塑下的妙峰山庙会

妙峰山位于北京市西郊门头沟区,自明代以来就是京津以至华北地区碧霞元君信仰的中心地。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妙峰山庙会都吸引了大量香客、游人和香会。自顾颉刚先生对妙峰山庙会进行调查以来,妙峰山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民俗学的圣地。由于历史原因,妙峰山庙会一度中断。1993年,在旅游开发的热潮下,妙     

妙峰山的茶棚

妙峰山娘娘庙始建于明朝,其香会(又为庙会)历史悠久,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的庙会期间,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的善男信女都会来到这里朝顶进香。其中有虔诚的香客,也有各种民间组织——“花会”,他们自动的来到妙峰山,修山道、办茶棚、粥棚,准备火把、灯笼,替人缝补靴鞋……也有为他们服务的花会,如献盐会、修补碗盆、施草席之类,他们共同为进香的人们提供周到的服务。     

民间信仰与村庄边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

以民俗活动"游神赛会"为切入点,对比凤凰村与周围4个村庄民间信仰活动的现状,厘清民间信仰活动在构建村庄内部认同与维持外部边界中的意义。民间信仰既是村落认同、村落整合的要素,亦是区分村落边界、协调村落关系的动力。以游神赛会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活动填补了村庄集体行动的空缺,通过符号的构建将个人、家庭和村庄联结起来,增强彼此的沟通,表现对村落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游神赛会活动也体现了村庄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游神活动协调村落关系、构建村庄边界。     

《妙峰山香会序》碑刻之年代订误——兼及妙峰山香会的初始时间

对于京西“金顶”妙峰山香会的初始时间,国内学界多转相沿用20世纪20年代容庚先生的考证结论,定为“明崇祯二年（1629年）或以前”。然经史源考察,这一判断所依据的桫峰山香会序》实成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三月。这既有现存的碑刻及新公布的拓片为证,亦见于早期的地方文献。以往学者未做详细考察,仅简单利用康熙《宛平县志》的刊刻年代进行研判,遂致讹误相传,应予厘正．     

妙峰山庙会的视觉表达——以甘博照片为中心的考察(1924-1927)

美国社会学家甘博曾组织学者三次前往妙峰山进行庙会调查,借助现代技术拍摄了121张照片。相较于文人笔记、风俗画等传统民俗文献侧重于勾勒妙峰山作为"风景"的文化内涵,这批老照片作为连续性的、叠写式的"视觉集合"更加突出香会、香客以及商贩等民俗主体的仪式实践和文化互动,纪实而系统地运用视觉表达手法再现了中国庙会的宗教性、娱乐性与商业性,也反映了西方学者甘博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多元化凝视。通过视觉图像、调查研究和身体经验的彼此联结,甘博拍摄的妙峰山照片为重构妙峰山庙会的历史文化图景增添了一个现代性的技术视角,并与顾颉刚等人的文字书写形成对照,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多感官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可能性。     

庙会组织与民族国家的地方社会——妙峰山庙会的公民结社

本文以北京妙峰山庙会及其香会组织的复兴为个案,从地方性个体横向联结的角度,研究庙会组织中的社会和个体及其在当下社会中的合法性诉求以及实现方式,从而了解在改革开放后个体和社会如何成长发展,理解中国地方社会及其走向,探索庙会组织作为中国公民社会有机构成的可能性。     

邪病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河南王屋山区民间香会组织巫术治疗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邪病是中国农村社会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在道教名山王屋山区,民众认为修仙的动物——仙家经常依附到人身上,吸取人的能量或躲避其他修仙者的攻击,这导致人罹患邪病。为了防治邪病,民众成立了香会组织,通过修行和神灵的帮助,提高自己的“功德”,不给仙家及其他致病因素可乘之机,或通过神灵附体与它们协调关系、进行斗争。香会组织承担了部分互助、治安等社会职能,成为当地重要的跨血缘的民众自助组织。     

“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信仰秩序

乡村信仰活动之中有“常”与“非常”之别：以家庭为单元而进行的村落内部的信仰活动，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村落为单元、以村际互动为特征的跨村落庙会活动，营造出一种有别于社会常态的特殊文化情境，是民间信仰活动的“非常状态”。前者是后者的日常积累，后者是前者的凝聚与强化。本文以山东省淄博市洼子村民间信仰为个案，试图在广泛的意义上探讨民间信仰“常”与“非常”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关联与转换机制，以及对于当代乡土社会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的空间叙事与日常生活的“真实性”——一项基于人、物与技术革命的博物馆人类学研究

与博物馆展示“物的叙事”范式不同的是,非遗馆的展示要重构“人/物并置”的空间叙事,呈现具有“灵韵”的日常生活的文化表征空间。人/物并置的空间叙事旨在通过表征空间再生产,把非遗的个体叙事和集体叙事融合于非遗展览展示的物理空间;同时,又走出非遗馆,在更大的社会空间里,通过人、物和新技术的链接,再现日常生活的多重真实性,包括通过推动场馆的社区化融合,呈现非遗的空间真实性;以社区/群体/个人（CGIs）互嵌的参与式策展,把握非遗的主体真实性;打造展示与体验合一的模式,体现非遗的过程真实性;以及汲取现当代艺术的批判意识,获得非遗的超验真实性。     

南宋氏族、村落与“非遗”的东山记忆

<正>苏州东山镇古称“东洞庭山”,位于苏州城西南太湖中,明代时因四面围水,亦有“包山”之称。“2000年,东山镇面积96.55平方公里（包括山地、小岛）。最高莫厘峰海拔293.5米。”[1]宋代以前,东山人烟稀少。“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经过东洞庭山附近的太湖水域,见洞庭山地势险要,风光秀丽,不少朝廷重臣及中下级官员遂把家室留在了东山。这一大批北方世族在这里聚居和生活,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中原文化。800多年后,仍能在东山看出其繁衍的脉络、聚居的村落、遗存的古迹及“非遗”等记忆。     

平遥乡村遗产的生长：基于山前近水聚集型村落观察

平遥乡村遗产作为平遥古城的背景环境,是地域系统内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生态以及人地关系的映射。近水聚集型村落在平遥山前地区较为普遍,山前地区村落的选址布局、村庄结构和典型建筑根据村落规模大小呈现不同类型特征,反映了社会活动与村落空间的互动、生长和衍生关系。明清时期频繁的人口流动推动了平遥山前近水地区村落的二次形成,历史上水资源的匮乏、粮食生产的不足造成了人地关系的紧张与村际关系的复杂,商业的发展则对此有所缓解。人口流动、水案纠纷、祈雨活动、商业发展、代管村落等村际社会活动反映在村落空间的生长演变上,给村落空间带来结构性的影响,留下了诸多建成遗产的印记。     

关于“非遗”传承的多维思考

随着文化外沿的扩大,“非遗”工作已成为广大文化工作者的新课题。相对而言,在挖掘与传承中,传承工作就更显得重要和急迫,我以为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焦点应该集中体现在“活态”上,因为非遗的传承是人的传承,显然这种“活态”传承是十分艰难的。     

近代山东村落社区结构的整合与分化

在近代山东农村,村落社区成员对土地、资金、村公产等物质资源和宗教、教育、村庄自卫等人资源的分配,必须通过各种社会组织才能得以进行,其中宗族组织起了统合血缘地缘关系及情感流向的关键作用。在村落社区以宗族组织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整合过程中,会出现基于地权分配不均衡而产生的社会分化,这必然导致经济社会地位相近的村落成员组成某些特殊的社会组织,从而使村落社区结构在统合性中又产生一定的分异性。     

村落中的"神"与"像"——山东民间臆造神信仰的现存形态及其社会意义

引言村落,是民众春种秋收,生息繁衍的聚居空间。村落中的信仰、禁忌、崇拜是民众思想意识形态的真实体现。走进山东的村落,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历史积淀形成的古老信仰、禁忌、崇拜,隐性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又以对“神”的敬祀供奉形式,显性地呈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节日庆典等活动中。“神”作为人们想象幻化出的事物灵魂主宰,是没有具体形象的,而在对神的敬祀供奉活动中,人们又需要一个表示对某种事物神灵敬祀的具体可见的崇拜对象,于是人们将抽象的“神”赋予了具体的形象。这便产生了大量作为神的象征、神的化…     

甘青地区“花儿会”传说的文化功能

甘青地区流传的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是一种重的公共信息资源,它担负着记录和解释“花儿会”历史源起的文化功能（如“花儿会”活动的庙会本质、求雨功能等问题）;同时,在其流布过程中民众对之进行了自发自觉的整合与传播,从而使其生发出了助力村落政治文化、助推女性个体社会化的文化功能。按照文化表征理论,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正是民众对“花儿会”活动的一种重表征方法,使得活动产生了丰盈的文化意义,扩大了其外延和内涵。     

人口的增殖流动与明清华北平原的村落发展

影响村落生长的因素主要是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流动。融入型人口流动改变了村庄的姓氏结构,它是多姓村落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寄居型人口流动不但在一定时段改变了村庄的姓氏构成,对村落的裂变以及村落数量的增加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它是村落裂变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村落艺术活动研究:问题意识与文化视野

村落艺术活动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文化样态,蕴含着特定地域和族群的精神旨趣及心理图式,一直以来,被作为文化人类学村落研究中的一个独特领域得到关注。村落艺术活动的研究成果由此主要呈现出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色彩。不同的学科色彩体现出不同方法和视角特征,村落艺术活动相应得到不同样式和特质的文化阐释。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学科范式,艺术人类学基于其特有的阐释途径,能够于综合文化视野中和动态把握中对村落艺术活动做出一种具有文化诗学品性的解读和理解,从新的层面呈现出村落艺术活动的新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现代性意义,并发掘和拓展了该现象值得深化的问题域。     

修己与治人之间——汉代翕然考

本文探讨儒家经典中的“修己治人”论在汉代何以能够实现。当位居政治上层的人物致力於“修己”,显示出了只要是人就应该具备的姿态时,受到感化的民众於是对此模仿,力求奋发向上。本文针对被感化一方的主体性契机,对上述现象产生的逻辑进行了考察。切入点置於反映民众主体性的“翕然”一词之上,指出民泉具有的立志从善之心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行为下得到觉醒,民来试图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不善,而“翕然”正是用来形容这一连串心理动态的词汇。汉代教化政治中的“治人”是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下觉醒的民众从主体上开始向善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