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20多年来,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许多进展,从强调“生活世界”到强调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受,都有许多新见。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民俗学科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俗学本位问题日渐凸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作为民俗学研究本体的“传承”和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记忆”尤为重要。同时,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符合这种学科本位的实践方法必须是能够解释生活与文化传承及嬗变的方法。     

断代民俗史写作模式的合理性

我想表达三点感想： 第一,我们在学习民俗学的过程中,最早不管是看哪些学者概述性的定义,往往是把民俗学说成既是历史学又是现代学,同时又跟人类学、民族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想我们能够感觉到民俗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当中存在着一种相对混乱的观念,往往要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摇摆不定地寻找自己的定位。     

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与文本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广义的民俗资料概念与此不同,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史料学、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开拓这一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对内促进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对外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形成对话,并为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提供民俗资料方面的咨询服务。     

建构神话学方法论体系的可贵探索--《神话解读》浅评

近年来,国际民俗学界达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共识,那就是民俗学学科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民俗学不仅没有本学科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自觉不自觉地)相邻学科的一部分,学科地位越来越边缘化。这使得民俗学的大量研究缺失了学科特性,以至于美国学者多尔逊急迫地警省学界同仁：民俗学“既没有自己的‘祖先’,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不过是人类学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庸而已。”     

文献、田野与自我:关于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以《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为例

民俗学研究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抑或是研究视角？尽管民俗学将研究对象界定在民众上,但是如果剥离开民俗学的概念体系这个外衣,民众的内容就是人。就人而言,社会学和人类学都以其为研究对象,民俗学如何能够呈现出自己的研究特色？说得严密些,加一个限定词,民俗学研究的是民间的人,那么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就不研究民间的人吗？如果民俗学研究的独特性体现在研究方法上,那么这个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又是什么？是历史学的文献研究,还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是共通的,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就不能用方法来界定学科,至少对于民俗学是这样。     

《山海经》中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学价值

《山海经》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一部上古典籍,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门学科文化考古的兴起,其中的所有信息,包括那些“怪”“放”,更都成为文化探秘的瑰宝。在此,本文仅拟就其中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学价值作些考察和论析。     

“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会议综述

<正>2014年10月22日,"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学者及在京民俗学专业部分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题为"中国民俗学理论资源的再认识",与会学者分别从中国民     

中国民俗学的当下危机与发展机遇（代主持人语）

现代民俗学在其诞生之时,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与人文学或日文史之学密不可分,其学术从业者大部分是历史学家、文学家乃至哲学家,文史修养深厚,而研究所赖以展开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也多是文献史料。民俗学的此一学缘造就了民俗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的重要差异,     

北京辅仁大学的民俗学教学与研究——以《民俗学志》(1942-1948)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辅仁大学成立了人类学博物馆,随后创办了刊物《民俗学志》,登载民俗学研究相关论文,此外还开展过一系列相关活动,诸如设立民俗学课程与研讨班、宣传动员、实地调查等。这段过去被忽略的重要历史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桥的象征意义世界——读《境界与象征：桥和民俗》

文化象征体系一向是人类学和民俗学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两门学科都以人们的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而在象征人类学或阐释人类学看来,生活世界是由意义构成的。一种文化的象征体系展现了该文化的宇宙观图式和价值体系,它渗透于人们“如何说、如何做、如何想”的各个层面。由于仪式和某些在人们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事象能浓缩地体现象征体系的结构或某些方面,它们往往成为进行象征意义讨论的关注点。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记忆论与民俗学

“记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得到关注。在民俗学研究中,记忆论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民俗学以口头传承和身体传承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访谈记录为主要方法,这些特点都和记忆论有亲和性。将记忆概念引入民俗学研究,不但可以为我们分析民间传承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方法,而且能够将民俗学研究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结合起来,如战争记忆、灾害记忆的研究等。为民俗学重新成为“当下之学”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处于人文与社科之间的人类学和民俗学

我是做人类学的。相对来说对民俗学不是太熟悉。我可以介绍一下人类学界的相关讨论。也许对今天关于“民俗学：人文学术抑或社会科学”的讨论有一点启发意义。对人类学来说,因为采用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可能更倾向于艺术或者说人文学科,所以很多人主张人类学是人文学科。但另一方面,     

从身边生活看家乡的民俗文化

一、家乡民俗学研究与《土族口头传统与民俗文化》"家乡研究"是中国人类学的特色领域。迄今为止,中国学者蜚声国际学界的几本人类学著作中,"家乡研究"作品占据着最为耀眼的位置。如:费孝通先生     

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

只有从实践科学的立场才能看出,非遗保护和公共民俗学都从内部彰显出民俗学本身的实践属性,都是民俗学内在实践目的的部分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仅重新激活了民俗学的实践意识和自由意志,也给我们重拾学科求民主、争自由的古典理想并且回归德国浪漫派为民俗学设定的实践理性起点或自由意志提供了契机。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实际上就是返回民俗学的自由意志或实践理性起点,重建实践民俗学。这是学科整体的应然,是学科本然的、客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迫切的客观需求。     

集市:民俗学理解日常生活的新视野

集市是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商品交易形式,也是地方社会生活在空间上的浓缩。以流动为特征的集市为地方性知识的生成与表述、民俗关系的搭建与互动提供了场域,是区域性生活实践、文化变迁和社区整合的动力源泉。民俗学对集市中民俗事象、时空特征和实践活动的关注,可在超越村落边界的基础上,透视人群交往、文化交流和物品交换之间的关系,从而拓展民俗学的研究视野,深化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提升民俗学理论方法的活力;同时,民俗学的学术关怀可以进一步充实集市研究的生活感、文化性与应用性,丰富有关集市当代转型和乡村社会建设等议题的讨论,体现学科服务社会发展的现实关切。     

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

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应该把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与关怀的目标,民俗学能够在其中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与发挥这种作用相匹配,民俗学应该定位为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按照这一发展路径,民俗学将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学科和支柱性学科。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     

缺失的理论

由于对民俗学政治性的关注,1960年代以来文化批评开始将民俗学书写看作是一种文类,指向民俗学的文本批评和政治立场批评。不仅知识生产碎片化,批评也日益碎片化且失去有效性,批评占据了道德高地,但同时失去了理论关怀。对民俗资料的阐释与分析仅仅沦为素材,对评论的评论反倒成为关注的中心。这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和民俗学内部发生文学转向的结果。"理论"是一种有关世界的表述类型,它有以下独特属性:即有趣性、可信性、概括性、可验性。理论应该根植于对导向性主题的审查,而非根植于对民俗学者自己的审查。民俗学者应该从文化批评的迷思中走出去,直面对民俗学真正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构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