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该书的初衷，是为了从理论上摆脱民俗学作为“遗留物学”的学科危机，把研究对象界定为现实的，自成体系的当下生活。通过对于“民”和“俗”的概念梳理，高丙中旁征博引，精细缜密地论证了民俗就是习惯性、功能化的社会生活，民俗研究应从现实的，整体的层面上把握民众的生活世界，民俗学是直接地、较为全面地关心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门学问。以不断更生的现实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保证民俗学享有永不估竭的对象资源。     

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20多年来,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许多进展,从强调“生活世界”到强调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受,都有许多新见。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民俗学科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俗学本位问题日渐凸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作为民俗学研究本体的“传承”和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记忆”尤为重要。同时,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符合这种学科本位的实践方法必须是能够解释生活与文化传承及嬗变的方法。     

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当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的一种路径

通过关注村落社会,中国当代民俗学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促进了现代民俗学者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与文化现实的进一步理解。在村落研究的技术层面,研究者需要重视在田野中的感受和经验,对普通村民日常琐碎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挖和叙事学分析,深刻理解村民的生活逻辑和意义。迈向日常生活整体的村落研究,应当成为当代民俗学拓展理论空间的一种路径。     

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

作为概念和学科“对象”的民,并非直接对应于现实中的任何人群（所谓的“民间”）,而是现代学者的概念“发明”与所指重组的结果：民不仅是下层社会的各种角色,更是理想的新人或新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民的隐秘渴望是成为公民。近年来,高丙中提出从民到公民的转换,恰好以理论命题的形式道出了中国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的内在目的：即通过让民成为公民而成为自由人。从民到公民的结构转换,将给中国民俗学带来全新的观念变化和研究格局,也为民俗学者参与并推动中国社会的公民化进程提供良好的契机。     

个人生活史:一种民俗学研究路径的讨论与分析

"个人生活史"是一种目前被诸人文社会科学广泛应用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对民俗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民俗"之"民",都是生活文化的承载者。而作为社会化与社会关系中的人,每个人又都是一面"镜子",可从其身上映现出社会万象与人生百态。这就为民俗学的个人生活史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与可行性。而从操作性角度来看,应对俗民个体生命历程及其生活"语境"做多方位的深入访谈、参与观察与多方面了解,对其生活中的标志性特征进行呈现,然后在此基础上反映其背后的整体社会生活文化。个人生活史研究,关注俗民主体的身体性与思想感受,以"民"带"俗"、还"俗"于"民",可避免传统以"俗"带"民"研究路径带来的一些不足与弊端。     

当代中国非遗研究热的冷思考

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虽都关注民俗文化,但是二者的研究性质和目的不同。非遗研究是工作性质,以改进文化保护策略为目的,而民俗学研究是以认知、理解、体认民族文化为目的。由于研究目的和性质的限制,非遗研究与当下民俗学已确立的整体的、实践的、主体的研究理念相脱节。非遗研究的“遗产观”将自然遗产、考古遗产等非生活态文化的保护理念应用于生活态文化之上,呈现出忽视社区生活本位、缺乏实践主体观的倾向。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分工,与其学术视野差异有关,即非遗研究是“遗产视野”,而民俗学研究则是“民间视野”。当代民俗学研究还应关注文明转型进程中民众的生活变革和文化实践,以“文明进程视野”在中华文明的创新、转化进程中做出应有学术贡献。     

身体性：民俗的基本特性

一直以来,对民俗特性的分析侧重其作为民众创造、享用、传承的结果即“俗”的一面,却并未体现这一创造的过程,“俗”与“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未解决。高丙中对民俗的概念做了生发,他引入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大了民俗外延,更是对民与俗之间关系的一种阐释？在此基础上,刘铁梁进一步提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书写模式：事实上,身体是民俗学规训的首要对象,更是民俗传承的主要途径,身体性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民俗的基本特性。     

从事象、事件到民俗关系——40年民间信仰研究及其范式述评

以《民俗研究》刊发的论文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探索新时期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走向,总结民俗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民俗学的研究传统是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继而结合对于民俗事件的跟踪,运用民俗学者的切身感受和身体经验,探究在动态的事件过程中得以呈现的民俗多元主体与多面相生活文化之间的互构关系。民俗事件所对应的是民俗作为生活的存在形态,其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事象即民俗文化的层面,经由民俗学者的理论抽象建构起社会/文化共同体(民)与知识体系(俗)之间的联系。研究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理应成为民俗学学科的追求方向与立足点。     

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基于民俗学者深度访谈与文献对读研究

民俗价值观是民俗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但长期以来民俗学研究并未建立起科学系统的民俗价值观体系。从民俗本体论角度出发,以"中国当代民俗学者"为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将访谈资料与文献研究成果进行"对读"研究,来归纳、总结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对民俗价值的理论共识,形成对民俗文化当代价值的认识,是民俗价值观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研究表明:民俗价值存在于三个维度上,即对人类个体生活层面的规范价值;作为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意识基础价值;完整反映人类知识谱系的价值。     

罗香林先生客家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是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客家研究奠基之作。它第一次把客家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相联系,并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系的概念,认为客家族群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汉民族内部的一个系统分明、具有独特个性的支系即“民系”。从而彻底驳斥了某些人对客家人的恶意中伤,澄清了不少人对于客家人是否为独立民族的模糊认识。在研究方法上,罗香林先生开创了把历史文献与方志和族谱等民间文献相结合,把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研究方法。     

客家源流新探

本文应用考古学、历史学、谱牒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和建筑学等多种学科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对客家的源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地综合研究,提出了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以中原南迁汉族为主体,同时吸收本地少数民族血统与文化的“融合”说。     

论“生活世界”与民俗学——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谈起

民俗学的生活世界,是以"胡塞尔生活世界"为基础,通过个体的身体感受来研究个体的生活世界。胡塞尔将生活世界看做是先于我们所有的实践、思想、本能而存在的先验前提,在此基础上,人类以文化语言、社会关系为中介,建构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共通性。而民俗学者正是基于这一共通性来研究民众的生活与传承,理解并感受他人的生活。以关注具体生活状态、传统与个人性、身体感受为重点的表演理论体现了民俗学"生活世界"的核心内涵。     

在“血统”与“文化”之间的权衡折衷——罗香林与客家学

罗香林（1906-1978年）,广东兴宁县人,屹立于现代中国学术之林的客家先贤。他不仅在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谱牒学诸领域多有创获和建树,而且是举世公认的客家学的奠基人。和历史上许多学术大师一样,罗香林关于客家研究的学术思想既受益于历史又受制于历史,因而既具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他运用现代方法从事客家研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解释模式,为建构中华民族的客家民系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出了重大的学术贡献。同时,已有学者指出“罗氏立论有正统思想、人种主义,是种族主义的翻版”,这种看法似乎失之偏颇。     

范·根纳普及其《通过仪礼》

一 1936年，在《民俗学与通俗读物》一文中，民俗学家、民族学家杨垄博士曾这样介绍法国民俗学家汪继乃波氏民俗学的定义：“民俗学是一门综合的科学，是特别以乡下人与乡村生活以及工业与都市环境内所遗留的乡村生活之遗迹为对象的”（杨垫，1936：7）。同年，杨成志在其文章中也提到民俗学的这个定义，并指明该定义说明了民俗学的“目的不仅限于历史，却在其直接的研究”之内涵（1936：2）。     

“生活世界”再认识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最早把"生活世界"引入民俗学领域,这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幸事,是民俗学理论"研究"的一大建树。但多年来,学界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存在误解。不过,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的理解较为准确,学界应该结合胡塞尔现象学对"生活世界"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这将有利于民俗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民俗学前景”笔谈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民俗学在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学科合法性危机时,＂生活世界＂这一哲学概念的引入推动了中国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位,呈现出以日常生活为对象的整体性研究范式的转型,给中国民俗学注入了一股活力。     

记忆论与民俗学

“记忆”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得到关注。在民俗学研究中,记忆论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民俗学以口头传承和身体传承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访谈记录为主要方法,这些特点都和记忆论有亲和性。将记忆概念引入民俗学研究,不但可以为我们分析民间传承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方法,而且能够将民俗学研究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现象结合起来,如战争记忆、灾害记忆的研究等。为民俗学重新成为“当下之学”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列维纳斯的“生活”理论

“生活”概念在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具有基础理论的地位，但对这一概念的界定还存在着含混不清之处。列维纳斯对于“生活”的本体论说明，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民俗学基本理论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如“生活”在什么意义上是整体性的、“生活”意味着什么、“生活”与行为的关系如何等等。     

现代技术、日常生活及民俗学研究思考

民俗学的发生、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然而,对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范畴的考察却表明,现代技术这一民众日常生活的实然存在,一直被隔离于"遗留物"研究,乃至20世纪90年代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之后的"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研究之外。定位于现代日常生活研究的当代民俗学,应当将现代技术归其本位,做一种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的"看家本事",对民俗志研究者、被研究文化主体、田野调查及文本呈现的讨论,可以为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带来一些可能的切入点。     

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新课题

当代中国由于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大规模城市化等社会变迁,整个国民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正在普遍形成都市型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也进一步导向了民俗学的现代转型之路。另一方面,都市民俗学曾备受期待,但由于缺乏新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止步不前;而定位于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民俗学研究,或有建构新的都市民俗学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