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宝卷的抄写

宝卷可分为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其流通则分口头传播和文本传播。明清以来,刊印宝卷逐渐盛行,但宝卷的抄写,特别是民间宝卷的抄写也一直长盛不衰,传世宝卷在版本上以抄本为多。民间宝卷的抄写者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它与宝卷的宣演和流布联系密切。而民间宝卷抄写的流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与民间之功德意识直接相关。     

论李世瑜先生的宝卷研究

虽然在建国前顾颉刚、郑振铎等先辈对宝卷已经进行了研究,但多是编目或就篇论事,并未作全面的梳理。建国后随着反动会道门的被取缔,宝卷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建国后至“文革”前对宝卷进行专门研究的似乎只有李世瑜先生一人,他先后发表了《宝卷新研》、《江浙诸省的宣卷》并出版《宝卷综录》等,奠定了今日宝卷研究的基础,李先生在宝卷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明清以来闽西北的宝卷、图像与仪式

宝卷是唐、五代变文、讲经文演变而成的一种传播宗教的艺术形式。宋元以来,因儒释道三教密切融合,宝卷成为儒释道三教得以延展的重要载体。宣讲宝卷的仪式称为“宣卷”。自明代中末叶始,闽西北已有大量宝卷流传,宝卷与该地区的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宗族社会、地方神明祭祀等深具关联。本文试以田野调查所得之宝卷、图像、教谱等材料为基础,梳理该地区明清以来宝卷流传的实际情形,以及宣卷仪式与广大民间社会的内在关联。     

《三茅宝卷》的信仰叙事建构

神灵"三茅"同时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系统。各系统为了将三茅信仰传播至民间,均通过《三茅宝卷》讲述神灵修道事迹。由于精神追求不同,道教与民间信仰会利用不同的叙事对宝卷内容进行不同层面的民间化调整,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系统、三茅形象,并影响后续的神灵信仰发展。     

江南宝卷创编的地方性进程——以常熟宝卷为例

江南宝卷的历史研究有很多成果,但大多是在吴方言区或者苏州这样的大文化区域视野下进行的,而宝卷的实际生存区域通常不大于市县一级的地方单位。以常熟宝卷为例可以发现,其宣卷活动的历史进程,既有与整个江南宝卷一致的时段分割,也有自己的特点:它在可追溯的近百年历史中,不断进行着宝卷文本的创编工作,甚至到改革开放后再次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创编高峰,许多最具当地特色的神灵宝卷,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历史悠久,皆为近百年内的新创。它凸显了常熟宝卷始终为现实生活具体需求提供信仰服务的一贯传统,这在整个江南宝卷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地方性特点。     

河西宝卷的叙事形态与《沪城奇案宝卷》的启示性意义

宝卷这种民间通俗说唱艺术形式在叙事上既有文学神奇故事的娓娓动听、神奇迷离,又有抒情艺术如诗歌、音乐和曲艺等的重复性和一唱三叹的美学效果。这种美学效果是以散韵结合、以韵为主的方式叙述来实现的。在叙事形态上,宝卷,尤其是河西宝卷又具有初期民间艺术大多有的那种悲情喜剧、因果故事和神奇寓言故事的程式化特征。这是宝卷这种民间通俗说唱艺术形式在叙事上的显著特征。现代河西宝卷《沪城奇案宝卷》等的出现,接通了以现代意识利用旧形式发展新文学（包括通俗文学）的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新理路,也为现代民间俗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可资借镜的榜样。     

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宝卷来源的人类学解读——以《香山宝卷》为中心的考察

宝卷是一种古老的、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作为在宗教活动中演唱的文本,宝卷具有宗教经卷和文学故事的双重属性。不论民间宗教的刊本或民间流传的抄本宝卷,各种宝卷的作者都难以探考。因此,宝卷的作者问题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香山宝卷》的作者,郑振铎和车锡伦都曾经做过研究,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宝卷作者问题的背后是源远流长的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的神谕与劝世传统。这种传统源于代圣立言的神话仪式。神授天书正好迎合了下层民众对超常知识、能力、寿命的渴求需要,充分利用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差距,以及这一差距所深化了的书面典籍崇拜心理。     

宝卷与泰山后石坞：仪式文艺与信仰生活的互塑

《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等四种宝卷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信仰研究中未被充分关注的文本，已有研究多着眼于版本较多、流传较广的两种，而另两种稀见孤本也应予探究。首先，四种泰山娘娘宝卷体现出的稳定流传的“离家修行”叙事结构，其根源在于中国化的民间观音信仰方式，这是宝卷与俗民信仰生活深度绑定的体现，是仪式文艺源于信仰实践的又一明证；其次，作为仪式文艺的宝卷，并不只是信仰生活的被动反映和再现，泰山娘娘宝卷宣扬的叙事在地方传说中得到了延续，宝卷的叙事元素甚至直接促成了泰山后石坞“信仰标记物”黄华洞和白猿墓的产生。仪式文艺对信仰实践的反塑作用值得重视。     

清末民国间温州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清末至民国中期,温州出现了一场对乡邦文献进行整理的文化运动。始自孙诒让著撰《温州经籍志》,孙氏父子刊行《永嘉丛书》;民初冒广生刊成《永嘉诗人词堂丛刻》;民国中期,黄群等又编校刊成《敬乡楼丛书》。三者前后连贯,基本上构成一个整体,共汇刊自唐至宋、元、明、清温州历代名家要著57家、66种、147册,计500多万字,基本上代表了对温州古代典籍文化的一次概括与总结。它前后历时六、七十年,是温州文化史上一场空前大事。引起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注意．研究其产生、过程与做法,进而引出对今日之启示,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传统善堂善会在清末的社会影响力

在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传统慈善事业的影响并没有一落千丈、日就衰败,实际上传统慈善的影响力依然广泛存在,依然在社会上发挥着原有的职能,这在清末社会转型的最重要时期表现了出来。社会风俗的改良需要借助传统善堂善会的影响力,群体利益的实现需要借助传统善堂善会的影响力,就连新的近代慈善组织建立也深深受到传统慈善的影响。     

清末民初石印术的传入与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出版

清末民初时期,西方先进的石印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出版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海作为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是石印术应用最广泛的地方,采用石印术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图画、报刊等,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以来印刷业的发展。在石印术的带动下,鼓词的出版也出现了空前的兴盛,为鼓词传统的传播形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清末民国瓷器上的唐诗画意

唐诗较早见于长沙窑出土的青釉釉下褐彩小瓷壶上,距今约有1200年的历史(图1)。宋元词曲的繁荣,以词境曲意为背景的作品偶有所见。明代集诗、词、曲而别开生面,以诗意为画题的画谱、绘本、书画等大量出现,影响着瓷画工匠的创作激情。清鼎定中原后,诗衰而画盛,直至有清的“诗界革命”和“同光诗体”的出现,诗境画意作品层出不穷。特别是康熙三十年以后在“广开科举,发扬汉文化”的倡导下蔚然成风。清代瓷器上的唐诗画意,从诗境及画意在器物上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顺治-康熙三十年(1644-1691年)承前朝,以“题词”(图2)和“画意”为主…     

清至民国泽州县大阳镇的民间信仰

"百里异习,千里殊俗。"本文对清至民国泽州县大阳镇的民间信仰的概况进行了考察,并突出了其中有异于其它地方的特有之神,通过对其特有之神之所以出现的初步探讨,凸显了民间信仰所具有的强烈的地域性。     

齐齐哈尔市清末民国历史档案的保护及开发利用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齐齐哈尔市市馆内清末民国档案的概况,之后分析了历史档案的保护和利用情况,最后对齐齐哈尔历史档案的保护以及开发中的不足进行分析再提出几点建议。旨在保护齐齐哈尔市的历史档案。     

木铎劝农——清末、民国年间的农事推广

农业技术推广现在是农业机构的工作,不过历史上的农业技术推广除农业机构外也曾由社教机构肩负。清末有振木铎劝农,民国年间有农民教育馆、民众教育馆宣教农业技术推广。     

《湖北官报》:清末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官报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1905年4月5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湖北官报》,馆设武昌湖北官报局。初为旬刊,从第二册起,改为月刊,由《汉口日报》和《汉报》合并而成。《湖北官报》设总办一人,由江汉关道梁嵩生担任,下设编撰处、翻译处、印刷处、文案处、收支处等机构,人员     

清至民国时期的江南宣卷

<正>宣卷,被文史、社科界认为与唐代佛教俗讲有着深切关联,本是一种具信仰内涵的仪式行为。宣卷在明代就已作为一种民间宗教活动流入江南,在湖州、嘉兴、杭州等地的文献记载中均有其踪迹①。宣卷的底本宝卷一直以来都是文史学界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他们根据宝卷文本的内容和属性梳理出宝卷发展的     

浅论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

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萌芽于1902年,借助于清政府新政改革的契机,开启了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同中原地区相比较而言,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带有明显的起步晚、发展滞后的特点。由于俄、日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影响,使黑龙江地区的教育又打上了鲜明的殖民色彩。导致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锦州北郊出土的清末樊恩煦藏泉

锦州博物馆藏的这批钱币,五十年代出土于樊恩煦墓,墓主卒于道光十七年,当时文人好古收藏之风正盛,坊间作伪之风也盛。墓主人显然系钱币收藏者,出土钱币当是墓主人的收藏,但从照片拓片看,其中有的钱币至今未见于史籍或谱录,或显系伪品。现将这批资料刊发公布,供钱币界研究,或可窥当时民间收藏之一斑。     

从机制铜币的铸行谈清末至民国币制及其影响

机制铜币也称铜元、铜板、洋板等,它在我国数千年的货币历史长河里虽然是昙花一现,但却是我国货币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机制币的出现,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逐步替代了在我国行用2000多年的圆形方孔制钱,既是我国钱币铸造技术的重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