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屋到宗族?——广东西南地区上岸水上人的社会

本文通过对广东西南地区的高雷半岛以及北部湾沿岸上岸水上人祭祖方式的考察,试图回应弗里德曼所提出的问题,即环境的改变会不会引致亲属结构的变化。本文调查的不同地点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本文引用"家屋"社会的概念来理解水上人以轮流祭祀神明为基础建立的原有社会结构。上岸以后,水上人尝试用宗族的语言来表达对自身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同姓、同祖、族谱和祭祖的仪式。但是,向上追溯明确的祖先谱系仍不是影响实际生活的重点,人们更关心的是同辈之间以及后代之间以房子(在水上的时代是"船")为基础的亲疏。     

近30年来皖中村落宗族的复兴与衍变——以舒城县山七镇牌坊村为例

农村宗族自20世纪70年代末复兴以来,发展衍变迄今已近30年。学界关于农村宗族复兴原因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从30年来皖中地区的一个山区村落——牌坊村的宗族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宗族复兴与衍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为传统宗族功能的短暂复归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为宗族观念、行为及组织的变革时期。从两个阶段呈现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宗族的负面影响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随着新的宗族组合形式——网络宗族的出现,宗族在现代化大潮中不会最终消解。     

从多姓村到单姓村：东南宗族社会生存策略研究——以粤东丰顺县为例

研究中国东南宗族的学,发现这里普遍呈现单姓村聚居形式,与其他地区大异其趣。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说：“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合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继嗣和地方社区的重叠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已经发现,特别在中部的省份,但在中国的东南地区,这种情况似乎最为明显。”     

浅谈宗法制度与宗族观念对社会的影响——以刘备为例

宗法制度与宗族观念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物,与血缘关系相联系,历史悠久,对国家事务、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具有地域性阶级性时代性,是一种阶级剥削与压迫,是愚弄麻醉被统治阶级广大宗族成员和人民群众的工具与手段,对个人与宗族集团很重要。     

从族契看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以中韩族谱与宗族制度比较为视角

朝鲜时代与明清两朝都是在16世纪即明朝嘉靖、朝鲜明宗年间大规模普及乡约的,随后明朝出现族规,朝鲜产生族契。乡约的普及与族契的产生,造成宗族乡约化。族会思想与实践即族会普及化,也促使族契的出现与宗族凝聚力的加强。族契与族规有很多共同点,族契实为族规。朝鲜祠祭似乎不发达,祭祖主要是在祖墓,因此墓祭兴盛,族契多是通过墓祭祖先进行族会。朝鲜族契也有大量关于婚丧方面的要求,一般属于互助,不同于明朝族规强调礼仪。明朝的族长设立普遍,有关制度较为完善,朝鲜则以设立门长为主,职责要求较为疏略。特别是是明清族规一般收录在族谱当中,并在宗祠中使用,涉及范围较广,教化作用较强,作为宗族规范较为严密。而朝鲜族契一般独立存在,主要为了进行族会,即宗族聚会,内容多是规范族人春秋墓祭与婚丧互助,比较实用。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是朝鲜时代族契在形式上更接近乡约,而明清族规则从更广阔的宗族建设与社会秩序立意。     

从同姓到同宗:宋明吉安地区的宗族实践

由于礼制等因素的局限,宋代吉安地区的许多家族虽然是同姓,但各自拥有不同的世系,族谱也不统一,因而即使有欧阳修等著名人物进行修撰族谱的活动,他们也无法成为一个实体性的宗族。南宋以后,以杨万里家族为代表的吉安地区宗族通过建构一个同姓团体认可的"始祖",来达到统一世系,突破礼制中祭祀代数限制的目的。同时,他们还运用家族名人资源,从建立名人专祠入手,逐渐建立起拥有祀产的祠堂,并形成自身独特的宗族文化。吉安地区宋明时期的宗族实践表明,考察宗族问题,"始祖的建构"所带来的世系突破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只有始祖成功构建出来,宗族的世系有了一个起点,族谱的统一和祠堂的修建才能顺理成章,同姓才能转变成同宗。随着后世宗法礼制的进一步松弛,始祖认定所带来的世系起点,又被进一步突破,从而演变成为同姓即同宗的局面,此时血缘关系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宗族文化成为同姓认同的核心。     

围垦活动中的水域产权纠纷与宗族、跨宗族联合——以民国时期湖北樊湖水域为例

光绪年间,震惊朝野的樊口闸坝事件最终以朝廷下令建闸筑坝而告一段落。1925年樊口大堤修成后,水面淤生大量农田,刺激着水域上灌溉用水权、湖地种植权与湖草收益权等业权形态的发展,这些业权由明初以来便扎根湖区的渔户宗族所掌握的捕捞权中衍生而来,业权的确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湖业的买卖;一是通过协商或打官司而形成的"湖规"。由于水域不易分割,在湖区已经形成"宗族—同业甲内的宗族联合—全湖宗族联合"的社会群体序列,虽然内部多有矛盾,但对外部而言,水域社会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水面淤生成田,原本的社会运行规则依然延续,这一状况导致外来者若非实力雄厚则很难为业已成形的湖区社会所认可。因而,樊口闸坝之争应当理解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湖区群体对外来者的排斥,而不是渔农等不同生产行业间的矛盾。     

咸同兵燹冲击下的宗族生活及其重建——以绩溪南关许氏宗族为中心

咸同兵燹给绩溪南关许氏宗族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伦理生活、文化生活等造成了巨大冲击.兵后,许氏宗族着手重建,开展了重修宗谱、修建祠堂、兴复祠产、完备家法、整顿礼俗、复兴会社、维护茔墓、新建义仓等一系列活动.许氏宗族个案显示:咸同兵燹对宗族生活影响深远,诸多宗族生活一度中断,难以全面恢复昔日的盛况;但在官府支持与宗族举力重建之下,那些体现宗法传统和精神理念的宗族生活得到了及时修复、延续甚至是加强,然而从中难以感受到适应时代变革的气息.宗族生活的重建实态,显示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宗法性品格.     

徽州宗族的经营之道研究以歙县许氏为中心

徽州地区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名宗巨族的避难之所。这些宗族自东晋开始或自北来或自东来,最终在徽州地区生根发芽,繁衍发展起来。而歙县许氏家族,于唐末五代以来由雍州迁至此处,其间历经数次政权更迭,却始终能得保宗族,这固然与徽州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有关,但也与许氏家族经营之道密不可分,同时这些经营之道与其他徽州宗族也有共同之处。故对其研究对了解徽州宗族的组织状况颇有价值。     

从草洲到码头:咸同以降黄陂范氏的宗族建设与码头经营

在江汉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宗族组织发展与水域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以往研究表明,清中期及以前的江汉平原,对湖产和垸田的争夺是该时期宗族组织建设的主要诱因和推动力。但对晚清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宗族的研究并未延续前述思路,多从近代化的角度予以阐述。从晚清民国时期黄陂范氏的宗族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到江汉平原宗族组织如何适应、利用新形势来维护和延续业已形成的"业权"所属。从湖产、垸田争夺到码头开发,构成了清代以来江汉平原湖区开发的历史缩影。     

渔民春节祭祖与宗族聚合——以鲁南微山湖区为中心

陆居三十多年来,鲁南微山湖地区的渔民至今仍保留着独特的春节祭祖习俗。整个祭祖仪式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腊月二十二一直持续到大年初一,由送老祖、接老祖和辞年等仪式构成,是渔民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春节祭祖仪式体现了渔民独特的老祖信仰,这一信仰不仅对渔民起着心理安慰的作用,同时还凸显了渔民的宗族特征,而春节祭祖仪式也成为宗族建设及聚合宗族关系的有效手段。     

华北的容与宗族—以山西代县为中心

山西代县的宗族礼仪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容的祭祀,容主要由祖像“影”和神主牌演变而成,且同时融合了影、神主、祠堂、族谱等诸多宗族要素的形制和功能。在其修传和管理上,能够区分和组织不同的人群。容在清代地方社会变动以及宗族庶民化的催生下得以流行,并最终成为华北宗族的重要表征。     

明清徽州宗族的分房与轮房——以文书资料为中心

分房是宗族分化的动态表现,联房则体现宗族联合乃至构房成族的重组趋向.明清徽州宗族普遍实施轮房管理,这种管理形式具有相对平等性、独立性和灵活性特征.     

清初迁海前后的沿海盐场与地方宗族——以广东归德、靖康诸盐场为例

清初迁海给沿海尤其是盐场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但具体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方式,却不能仅就官方文献和展界后的赋役情况轻下定论。通过广东归德等盐场及相关宗族在迁海前后的活动情况,我们发现,迁海并没有给盐场宗族主要成员造成太大的影响,相反,官方文献"盐课缺征"、"丁绝田荒"的记载,实际上是盐场家族有意识地利用迁界机遇和制度漏洞,逃避灶课、隐匿盐田,借恢复祖先祭祀之机抢占民田的结果。     

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

徽州宗族迁徙史上普遍存在"始迁黄墩"的记载,而"篁墩"之称则始于程敏政.此类记载更多的是传说,而非史实,其实质是徽州宗族为建构自身历史而作出的叙事.围绕这一叙事,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各宗族为消解冲突而不懈努力.对黄墩叙事的研究,具备方法论与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可以成为打开徽州宗族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捐纳、乡贤与宗族的兴起及建设——以清代山西洪洞苏堡刘氏为例

清中叶兴起的山西洪洞县苏堡镇刘氏宗族,经商起家,并凭借捐纳异途进入官场,这与明清时期洪洞县宗族经商起家后,多依靠科举走上仕宦之路有所区别。可见,捐纳是清代地方家族兴起的重要手段,并依靠官商结合保持家道。苏堡刘氏持续性地修谱,强调详慎继嗣、分别自出与他姓为嗣,并强调立宗子,重视祠祭祖先,不断扩充家庙与祭产,完善家训族规、宗祠管理制度。苏堡刘氏凭借捐施义举有四人进入乡贤祠,极大地提高了其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声望。同时,《洪洞县志》的人物志中多收录苏堡刘氏子孙,与该族拥有较大财富直接相关。苏堡刘氏主要通过纳捐取得例贡、廪贡成为监生进入官场,凭借捐施升官并获得好评。苏堡刘氏对于清朝统治高度认同,致力于报效国恩,为政较为廉洁,同时该族科举不第者多转向文化事业。     

从“敬神”到“祭祖”:微山湖湖区渔民宗族文化的建构

明清以来,生活和生产环境的差异使得微山湖湖区渔民形成并传承着与陆居农民截然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信仰系统。20世纪70年代以后,渔民上岸聚居,在水上时期并不凸显的宗族文化遂开始冒头。作为渔民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老祖"从祖先的总称发展为涵盖了祖先和各类神灵的庞杂信仰体系,其中的宗族因素从被隐含到逐渐被凸显,与渔民从水上到陆上的迁移有关键联系。五年或十年一次的"敬神"仪式从改名开始,被渔民们建构为自己的宗族文化,宗族因素渐渐从原本统合在一起的因生产方式形成的敬神活动中独立出来,续家谱仪式也从祭祖与敬神的统一转变为单纯为了续谱和祭祖而举办,这满足了渔民不同于陆居农民的那种对群体历史感和归属感的格外迫切而深刻的追求。     

清中后期鄂豫交界山区的宗族与地方社会：以麻城县两路口为例

研究者对明清时期鄂豫皖交界山区及其地域开发问题十分关注。以往研究大致呈现为三种研究取向：“无意识”的“山区研究”;“有意识”的“山区研究”;从“山区研究”到“研究山区”的转变。本文依循第三种研究取向,以地处鄂豫交界山区的麻城县两路口作为研究对象。两路口自康熙年间以来经历了移民定居和逐渐成集的过程,地方社会以庙宇和集市为中心构建起关系网络,而两路口郭氏则通过这一网络攫取了地方权势。当咸同年间胡林翼等人的军事策略想要在鄂豫交界山区落实之时,以两路口郭氏为代表的山地人群成为其主要的依靠力量,亦使得地方官府对山区腹地的控制需要依靠山地社会的力量得以实现。     

宗族与乡村社会“自洽性”研究——以明清时期苫山村落为中心

明清时期,东阿县苫山村落中的不同宗族组织不断加强宗族建设,通过宗族凝聚纽带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变迁,并进而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相对稳固的社区村落结构。在时空的脉络中,这种结构又通过共享的记忆、神话、价值等要素以及建立在宗族之上得到人们认同与遵守的伦理规范及制度,维护着村落的自洽性特质。这种特性的运行方式是合作与共赢,而非现代社会的竞争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