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江广治的山西民俗调研

1942年5、6月间,先前日本陆军预科士官学校教授渡边光、东京大学助教多田文男访晋时,日本陆军派遣军驻晋部队长官敦促其组织日本国内“一流学者”组团调查、研究山西资源（地理、人文等）,这个“山西学术调查研究团”正式组成并在山西开展了所谓“调查”和“研究”,最后成书《山西学术探险记》,于1943年朝日新闻社出版。1987年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印的《山西历史辑览》选译了该书部分内容,即地质、地理、人类、民具四部分。 当年日本学者和专业人员在山西进行的调研,是为日本侵华所服务的,然而由于其调研的面广（分设有地矿、地理、动植物、人类史前史、绘画、电影等部,悉由日本教授、博士、专业人员组成,总人数达60余人）,虽足迹仅涉晋南及五台山一带,其“调研”所得因许多历史资料渐已湮没而不乏其文献价值,尤其是采风所得之民俗部分,自有其独到之处。有鉴《山西历史辑览》未译部分中之山西民俗,当年参加“调研”的日本民俗     

“见”、“儿”之别

北京的齐庚先生藏有一枚很特别的龟鹤齐寿钱,如图1所示。龟鹤齐寿本不算得很稀少．但能到宋代的也不多,钱文吉祥可喜。对于懂一点古物的人来说还是颇堪玩味的。当年周作人苦雨斋中,就有一枚与凤皇三年古砖放在一起。这枚钱的特别,在于钱面另有四个小字,究竟该怎样读,是“我见偷样”呢,还是“我儿偷样”,尚待辨析。     

民俗学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欧洲经验与视角

在简短的历史回顾之后,本文探讨了欧洲民俗学界在面对后现代社会生活时,对学科若干关键性问题的重新界定与回答。第一,“民”今天意味着什么？第二,“民”今天生活在哪里？第三,“民”今天是如何生活的？第四,“民俗”的个人,即“我”而非“我们”,意味着什么？面对迅速变化的现代生活,通过考察历史和传统对于当下的意义,考察我们现在如何应对这种历史性,民俗研究将过去与现在结合在一起,应该铸造连接昨天和明天的文化桥梁。     

昔日汉口江汉路

汉口沿江大道江汉路口有一座石头的大楼,现为武汉证券公司,这就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向我进行全面经济侵略的总部──日清公司。在它的右侧对面,现在的东方酒店,是日寇侵占我国东北以后,控制我国优质工业用煤和动力燃料的“三菱洋行”。现江汉路２１号原扬子江城市信用社,是日本办的台湾银行。日本的思明堂药房,在这栋房子的左斜对面。 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还在现在江汉路１０号的原中国实业银行旧址,开设了“汉口银行”进行经济掠夺。现在鄱阳街口建造大楼处,原为日本的“三井洋行”。这些都是日本侵略者在江汉路上实施经济侵略…     

前田光繁 第一个“日本八路”故地重游忆当年

前田光繁,抗日战争中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日本人,以他为首的7名日本人创建了当年八路军根据地内第一个日本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他还帮助建立了我军第一个航校——东北航空学校。现在,前田光繁已经是90岁高龄,但是,他仍时刻关注着中国,经常参加各种中日友好活动和反战活动。因为被日本右翼政府认为是“危险的赤化分子”,前田回日本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直到80岁还在烧锅炉。当笔者提出,建议中国有关方面给他一些生活补助时,前田急乎乎地说:“可不能,可不能,中国已经给我很多很多,我只能感谢中国,哪能伸手要什么?我反对,我反对……”靠退休金过日子的前田,生活一直很简朴,但只要遇上有关抗日战争的书刊,不管多贵他也要买。前田好友的儿子小林阴吉对笔者说:你别看前田老爷子这么大岁数,谁要说一句中国的坏话,他就跟谁急眼!     

旅苏华人遭受政治迫害史实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在莫斯科国际《纪念》协会简陋的会议室里,谈兴正浓的罗津斯基教授说,“当年滨海边疆区有个官迷心窍的家伙——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为了往上爬,昧着良心把两千多名中国人打成日本间谍。间谍罪就是死罪。     

村上龙活得比他们快乐

“日本社会从高度成长期发展到现在,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注重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那么保守”。     

我的民俗志观

我的民俗志观唐涛民俗士口何人志,;在本届志书编纂过程中,迄今还是一个众说纷云的问题。从已出版的志书来看,由于志书编者的民俗志观不同,所编的民俗篇章（或专志）差异很大。常见的一种观点是“不写愚昧和落后”,“已经处于消亡中的封建迷信的事物就让它灭亡好了,...     

住院记

我妈很喜欢新时代,她觉得现在什么都挺好,跟她聊任何负面新闻,她都能硬拗成“但现在已经比我们那时候进步多了”,让人无话可说。     

柔软一点

到今年二月份,我入旅游这一行就已经整整十六年了.刚“出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回想起来,那会儿的自己真是青涩得很.第一次独立带团,我从机场接上客人后就直奔酒店,结果到了前台,发现房间还不能入住,只好让客人在大堂里等.等了半个多小时,房间还是没好,老外们坐在大堂的沙发上都睡着了.我害怕他们投诉我,就跑去前台去跟工作人员吵.工作人员说:“按照国际惯例,酒店入住时间是下午两点,可现在才十点多……”我气坏了,直接甩出一句:“别跟我扯什么国际惯例!”     

日本民俗志的立与破

民俗志是存在于中日两国民俗学界的专业术语,带有鲜明的专业特征。日本民俗志在日本民俗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形态,于1970年代左右定型化。然而研究范式的革新和问题意识的增强,使得新一代民俗学者对民俗志的标准化生产模式展开反思,出现了从民俗到日常生活,从民俗到人,"新在野之学"式的思考等一些转向,但仍存在学界的思维定式、反思不够彻底等问题,在强调学科特色还是加强跨学科对话等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     

幽默三则

怕把你吓着 王磊磊的父亲在横渡黄河的比赛中得了奖,王磊磊的同学刘新新回家后对爸爸谈起了这件事。刘新新的爸爸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比起我当年横渡台湾海峡差远了。”“怎么?爸爸上次你跟我说的是横渡刘公岛海峡,现在怎么是横渡台湾海峡了?”“当年因为你还小,我怕说台湾海峡把你吓着！”     

蒲巴甲 最重要的是人品

在我们家乡,有些人说活很粗鲁,有时候会随地吐痰,可他们心里很干净“哥,好男儿跟超女是不是一样?”“差不多吧”“那你现在是不是跟李宇春很像?”“像。”“哇,那你现在很火的吧?”“哥,你现在有个车吧?在开吗?”“没开,我还没驾照呢。”“那这车怎么办呢?”“我想送给爸爸,让他开回家。”“骗我,这是不可能的。”蒲巴甲在上海跟妹妹通电话。妹妹从川西甘孜和阿坝交界的一个山沟里走上8公里,如果那台电话刚好没坏,     

区域民俗研究走向何方——兼评《黄河三角洲民间艺术审美研究》

民俗知识化是区域民俗研究传统的典型特征。区域民俗研究要改变民俗生活知识化的现状,增加对“意义”的探索,就要充分认识到区域不仅仅是一般的地理空间,还是民众生产生活的空间,是社会关系建立、维系的空间,是历史沿革的空间。区域民俗的调查、记录和研究要从空间视角走向中观视角,从事象本位走向社会生活本位,在与信息技术的结合过程中实现理论、方法的更新。     

本期导读

刘连仁的难友：我也在日本深山老林里做了三年“穴居野人”当年因不堪忍受日军非人的杀戮和折磨，著名被掳劳工刘连仁逃入日本深山老林做了13年“穴居野人”，此事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但和刘连仁一起逃跑的另四位难友中有个叫陈宗福的也过了3年“穴居野人”生活。敢和蒋介石叫板的傅斯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傅斯年说时很激动，在座的人都失了色，蒋介石也为之动容。傅斯年何许人，竟敢和蒋介石顶撞？本文将叙说傅斯年的传奇人生。日军神秘的“K号作战计划”神…     

往事回忆录

我于1915年春生于晋南西临黄河的临晋县。临晋古称“桑泉”,但当年那一股贫弱的小泉水如今早已荡然无存了。“五四”运动时我还是个幼童,对当时的人事纷纭,当然记不得了,但“九一八”事变我还记得,而且印象极深。     

“民歌王”王洛宾在“钢铁二连”

一段鲜为人知的特殊经历一曲很不寻常的友谊颂歌有一天,我在副刊来稿中,发现王洛宾1958年在彭德怀部队著名的骑兵“钢铁二连”有过一段特殊的战事经历,这是过去的史料从未涉及过的。线索很简单,但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接下来几周后的日子里,我远涉天水市,在甘肃省第三监狱找到了那位当年在“钢铁二连”与王洛宾一起呆过三年的老骑兵战士王秉鉴。“那段生活非常艰苦,但很快乐,王洛宾带给我们快乐。”现在是监狱负责人之一的王秉鉴,爽快而激动地回忆着发生在50年前的那些事情。连里来了文艺兵在解放后一段时间里,新疆地区匪患严重。…     

令我们感动的深圳大朗文化教育部门

不知人们还记得否？“化大革命”的时候,民俗被列入到“封资修”的黑三类加以残酷鞭挞的历史。什么叫民俗？那时人们还真的叫不上来,只知道民俗就是坏东西,所以要打倒。今天的人们除了对当时的愚昧感到可笑之外,殊不知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知民俗为何物的人。这些人在生活中动辄给民俗扣上“低级化”、“封建迷信”的帽子予以歧视与排斥!     

在新加坡追思孙中山——“晚晴园”参观见闻

2002年2月初,我到新加坡去探亲,听说这里有个“晚晴园”,孙中山当年曾经居住和工作过。人们都知道,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大约20年之久,在日本、美国、南洋(即东南亚)、欧洲各国华侨聚居的几十个城市,风尘仆仆,奔走呼号,争取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不过,关于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活动,一些传记中大都记述得很简略,因而,我对“晚晴园”发生很大兴趣,三次前往参观采访。     

《广东民俗大典》绍介

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调查、搜索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出版刊物和丛书,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民俗学的摇篮”。现在,中山大学校友、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先生,著名民俗学家、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叶春生教授亲自率中山大学民俗学专业师生对广东民俗进行考察、对文献资料进行搜索整理,编写了《广东民俗大典》,并于2005年9月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对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传统的极好继承,也是奉献给文化大省建设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