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牛录起源时间问题再探

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军政组织,努尔哈赤政权的建立、发展,与之息息相关。因此,牛录起源的具体时间,早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由于现存献有阙,诸位学莫衷一是。本另辟蹊径,从努儿哈赤政权基层军政组织的起源人手,重新探讨牛录的起源问题。认为八旗牛录制度的形成,并非是在某一具体的时问点,而是经过了“狩猎之牛录”、“部落之牛录”、“八旗之牛录”三个发展阶段,最终确立。     

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民俗礼仪比较研究

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成员二者都是满族民族共同体中的构成部分,他们的民俗文化所体现的是统称的满族民俗文化.然而,由于满族民族共同体在形成之时.这两部分成员确各自带着自身的传统民族文化加入到民族共同体之中的.满洲八旗成员所带来的是由其先世女真人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汉军八旗成员带来的则是汉民族的民族文化.体现在二者之间的民俗文化,在相互交融中,产生了变化.但是,在对两种民俗文化的纵深研究中,从中不难发现,此间均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从而可以追溯出他们原来的民族属性.据此,在研究满族不同成员的民俗礼仪时,不应一概而论.应依据不同成员的身份,加以研究.     

满洲八旗《叶赫那拉氏族谱》研究

满洲《叶赫那拉氏族谱》是一部记事较为完整的满族氏族宗谱,通过对谱书的研究,使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中叶赫部的族源形成更加清晰明了。在对族谱祭祀礼仪的研究中,从中可以看出,满族各氏族的祭祀皆有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则源于本氏族原居地域及宗族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而决定。远始祖来自于蒙古的叶赫那拉氏宗族在祭祀中,仍保留着辽代狩猎过程中野祭的旧俗,而整体的祭祀礼仪皆不同于满族其它氏族,从而为研究满族宗教化提供了新的资料依据。     

两部《八旗通志》比较研究

《八旗通志》曾于雍正、乾隆两朝两次编纂,后分别称为《八旗通志.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后书并非是前书的重版,而是另有新创。体例上有所调整,内容上有所增删,内容的下限时间从雍正朝延至乾隆。同时于行文中增加“案语”,使所记内容更为详准。从两书效果看,《八旗通志初集》有开创之功,《钦定八旗通志》有补阙拾遗之效,两部书可互为参校,成为研究八旗乃至清史不可或缺之重要史料。     

也谈国宝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在南京博物院新展厅中,有许多稀世之宝第一次和广大市民见面,其中刚刚复原的南朝模印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即是这些“重鼎之器”中的一件。     

《叶赫纳兰氏八旗族谱》补遗

依据《皇清光禄大夫副都统爱公神道碑》、《叶赫纳兰氏八旗族谱》和《八旗满州氏族通谱》的相关记述,对叶赫纳兰氏爱松古世系和铿乌都都枝派进行溯根求源.并以《神道碑》碑文所记爱松古世系为基线,堪定考释《族谱》和《通谱》有关爱松古世系的相关记述,以补遗铿乌都都一枝的族系归属,查证铿乌都都是族内旧称,而克实那则是新更改的、官方认可的新名,即铿乌都都就是克实那,从而破解铿乌都都“不晓那位太爷之嗣”之谜,填补《叶赫纳兰氏八旗族谱》数百年缺漶.     

布特哈八旗研究述略

布特哈八旗是清政府对居住在黑龙江右岸和嫩江流域的索伦、达斡尔等民族实行管辖的组织机构,在有清一代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此为对象,对有关布特哈的记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分析和评价,并对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

《日录》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执政时私下记录的君臣奏对之语 ;在绍圣年间由蔡卞纳入史局用以重修《神宗实录》 ,从而得以流布于世 ,也成为新党“绍述”的重要凭据 ,对北宋后期政治影响甚大。宋徽宗即位不久 ,陈、杨时等对《日录》进行批判。他们的批判 ,对揭露蔡京一伙假绍述以行其私不无积极意义 ,同时也暴露了党争的面目。史家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大量征引《日录》进行补缺、考异 ,同时又完全赞同陈说法而大量征引。这就把《日录》推向了被审判的位子。南宋再次重修《神宗实录》 ,是站在元祐史官的立场上。元修《宋史》沿用重修的《日录》。     

清末直隶八旗改制研究

变通旗制,消除满汉畛域是清末直隶“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为此,直隶地方政府通过实行垦荒政策,提倡“移民实边”以缓解旗人的生活压力。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旗人也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一方面通过建立新式学堂提高旗人的素质;另一方面,通过组织新式社团参与政体改革,督促变通旗制处加快改革步伐,加速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清末新政时期八旗团体的参政活动

清末宪政改革期间,满汉矛盾尤为时人所关注,化除满汉畛域的呼声愈来愈高。裁旗撤防更引发了如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清政府为筹划八旗生计,特设立变通旗制处。由于旗制本身的种种束缚,加上旗制处大臣的因循敷衍,筹办生计措施进展甚缓。与此同时,部分八旗志士组织八旗宪政团体,发表演说,希冀以此唤醒沉沦的旗人,自立生存。八旗宪政团体的出现说明满人绝非既有认知中的保守颟顸形象。     

论雍正年间八旗奴仆出旗条例的制定

八旗制度对清朝的建立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康熙朝,由于制度本身局限,旗人生计问题突出。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雍正时期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奴仆出旗条例进行了明确,通过"旗下开户"这一主要形式进行奴仆的出旗规定,鼓励奴仆出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八旗的生计问题。清廷通过奴仆出旗的方式来维持八旗制度的周转和运行,维护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八旗值月档”与清初《实录》的关系

本稿着力探讨了清初起居注官设立以前形成的八旗值月档的形成过程、性质及其与早期《实录》体史书的关系。认为八旗中旗色相同的二旗按月轮番记录制度,至迟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已被延续下来。值月档记载内容,从天聪五年档来看,包括有汗的起居言行为主的后金内部的各类日常事务。这些日录作为档案由书房(文馆)保管,以此为基础由巴克什编辑成专题档册;并和对外文书一起,作为《实录》等史书编纂时的基础资料来使用。值月档久已不存,但崇德元年的《太祖太后实录》,还有顺治年间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与其有着密切关联。     

《山东考古录》与《日知录》之关系考述

关于《山东考古录》和《日知录》的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续山东考古录》刘椿序皆认为二者了无相关之处。但通过对《山东考古录》和《日知录》材料的综合分析 ,可以认定《日知录》吸收了《山东考古录》中的许多材料 ,《山东考古录》中的若干内容可视为《日知录》初稿中的一部分。     

清朝八旗制度中的族长

八旗族长非职官,是以血缘为参照设置于八旗组织中的基层一环。与宗人府、八旗佐领等有密切的事务往来,是沟通上下的纽带。清帝利用其熟悉基层"舆情"的优势,加强对旗人的管理与约束。     

清末旗人军事改革与八旗生计

清末,清政府决定以十年为期,裁撤驻防.被裁之前,需妥筹八旗生计.清末军事改革,旗人作为国民的一部分参与进来,成败参半,原因不一.但它毕竟以新式军队标准要求旗人,为旗人鳊入新军打下基础,解决了部分旗人生计,也弥补了军事改革过程中财力人力的不足,有着特殊的意义.     

论八旗诗歌重性情的特点 ——以杨钟羲《雪桥诗话》为中心

八旗诗歌是指由旗籍诗人创作的诗歌,具有鲜明的重性情群体趋向,即:重视自然性情,讲求性情之真,追求性情深厚.但整体重性情的特征并不能遮蔽各位作家性情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八旗诗人重性情特征既根植于群体的文化、群体性格,又是统治者大力提倡、借鉴先进的汉族文学传统与文学理论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重要学者提倡与高层推动功不可没.以八旗作家杨钟羲《雪桥诗话》为中心来探讨八旗诗歌重性情的特点.     

《梦粱录》与咸淳《临安志》

《梦粱录》与成淳《临安志》前后成书相差数十年,且前者为私撰,后者乃官修,但两书之间却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前甚少为人关注。《梦粱录》全书169个条目中,有80条抄录咸淳《临安志》,在这些抄录当中,也有不少疏漏。因此,有必要对此二书进行比较研究,订正史实,以揭示它们的内容与价值。     

八旗文状元——崇绮

入关以后,旗人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处于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中,有了优厚的收入。这为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参与科举、博取功名创立了条件。其中出现了累世科举家庭,崇绮就是旗人杰出的代表。     

郑昌时与《韩江闻见录》

郑昌时,字平阶,后又名重晖,广东海阳（今潮安县）淇园村人,生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卒于何年,未可考。郑昌时博学多才,著有《说隅》、《开方考》、《韩江闻见录》、《岂闲居吟稿》、《鸡鸣集》、《学海集》等,享有“著述等身”之美誉,①与郑大进、曾习近并称“清季三英”。②     

论“八旗诗派”之崛起——以清初诗歌总集收录八旗诗人情况作为考查点

清初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是八旗诗歌初兴、摸索、发展、成型的时期。清初八旗诗歌虽然在作者数量和作品质量上都还有待提高,却已经引起清初诗坛的关注。这点,在清初人编辑的清诗总集中有着较为鲜明的体现。通过对清初诗歌总集收录八旗诗人及作品情况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至迟至康熙中叶,八旗诗人群体的特殊地位已经显现,或谓"八旗诗派"已经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