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     

顾颉刚疑古史学的再认识：“古史四考”的提出、演进与学理

顾颉刚在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之后,对传统古史系统的认识和思考逐步深入,最后于1933年正式提出包括《帝系考》《王制考》《经学考》和《道统考》在内的“古史四考”。顾颉刚一生从事的疑古史学工作,基本都可以放入“古史四考”的框架中。《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只是《帝系考》的一部分,由《帝系考》而引出《王制考》,由《王制考》而引出《经学考》,《道统考》则附丽于《帝系考》,具有理论升华和现实层面的意义。“古史四考”是从学术内在逻辑推导出来的,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彼此之间的学理也并非铁板一块,在共享部分学理之外还存在重要而深刻的差异,应该进行个别和具体的分析。未来学界对顾颉刚疑古史学的研究,应该在区分“古史四考”的基础上进行。     

新出土资料的发现与疑古主义的走向

以古史辨学派为代表的疑古主义随着包括文字资料在内的考古资料的相继发掘似乎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不能因为疑古过了头 ,就盲目地返回传说的世界 ,那也绝不是科学的态度。今后确定先秦文献成书时代时 ,出土资料是不可欠缺的。那些出土资料不一定有很多 ,疑古和信古之争不可能轻易地画上终止符     

信古疑古释古——《南方文物》"古史新证"专栏面世的祝贺与感言

在江西省文化厅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的全力支持和大力倡导下,《南方文物》杂志决定开辟“古史新证”专栏,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定会受到学术界欢迎、支持,并为繁荣新史学做出贡献!     

从辨伪到疑古:顾颉刚的新史学之路

顾颉刚"疑古"的志业源于1920年至1923年间他与胡适、钱玄同有关辨伪的讨论。在这长达3年的讨论切磋中,顾颉刚完成了由辨伪到疑古的转向,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新史学之路。这不仅基于胡适等人的因势利导,还特别得益于顾颉刚本人对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独特理解和巧妙运用。他运用"疑古"的眼光全面审视宋儒、清儒的疑古辨伪成果,找寻到崔述和康有为两大思想库,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二者疑古的成绩与手段融为一体,推陈出新,最终成就其疑古学说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方法,即"层累说"。     

试论蔡元培对20世纪疑古思潮的客观影响

20世纪20年代,萌生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古史辨派,形成了一股勇于打破传统古史体系的疑古思潮。虽然其孕育于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排斥、吸收、交融的大背景下,是传统与现代多种复杂因素混合下的种子,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支持和保护者的蔡元培先生,却对这一学派及其思潮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蔡元培先生中西交融的学术思想以及他在北大锐意革新中一方面提倡学术自由之精神,开创思想解放潮流的风气;另一方面倡导科学精神和方法,鼓励科学求真之精神,从思想与实践上对疑古思潮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力。他闪现着时代理性之光的思想与实践,对我国学术史的转型和发展具有开辟意义和精神价值。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与胡适的学术影响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对封建古史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批判,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深受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的凉山彝族社会调查与古史分期争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周社会性质成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争论的焦点,因各派学者迟迟不能统一意见,解决问题的希望遂被寄托在新史料的出现上。当此之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造也有判定社会形态的需要,于是少数民族历史调查逐渐与古史分期讨论出现交叉。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与胡庆钧的互动是上述两项研究相互作用的缩影。自郭沫若将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社会研究引入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后,古史分期争论受到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的启发,反过来又推动了凉山彝族社会研究的深入与扩大。探讨郭、胡二人之间的互动及其后续发展,既有助于了解古史分期争论在少数民族历史调查材料的支撑下取得的进展,也可捕捉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在历史学科之外造成的余响。     

"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一场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而且,这场历时持久的论争呈现出主题含混、支题芜杂和论争阵营划分相对不够"清晰"等诸多特征.对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最力的是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主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具有很强"西化"色彩的陈序经等人.他们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及其"邹平实验".这场论争的焦点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及态度.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立的双方亦有不少相近之处,而且被批判一方的内部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     

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

“醒狮运动”之初,国家主义派致力建构中西杂糅之文化保守主义体系,以为其运动之意识形态。其现代学理厥为以欧陆玄学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哲学,及玄学之反动———实证哲学及实证学科(包括实证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玄学与实证本相冲突,且因移植国家主义之中西时空错位,导致醒狮派理论之困境及内在紧张,并驱动其由消极强调国家主义之自在性,走向积极营建“新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玄学向为文化保守主义之壁垒,而实证主义之科学、进化精神及反玄学倾向,则促使醒狮派呼唤并回归“五四精神”,走向文化激进主义。     

20世纪30年代吴晗史学述论

20世纪30年代是吴晗学术历程中的辉煌时段。他一直受到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双重影响,出入于两派之间。吴晗在学术起点上具有二元性,同时蕴涵着社会史学与考据史学两种基因。正是这种学术上的综合与兼容,使吴盼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专业期刊与史学革新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专业史学期刊的出现是现代史学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民国史学在人才培养方式、学术表达方式以及传播方式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学术社群的凝聚力凭借期刊得到加强,史学研究的专业化、标准化、团体化趋势加快并有了实质性的内容,新兴的学术发表行为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但处于动荡的社会中,期刊主办者受到各种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加之史学界内部派系纷争,沟通不畅,二三十年代的史学期刊常常处于困境当中.     

历史学的文学之翼:"现代叙史"

当代历史研究中,结构的、分析的、计量的史学大行其道,而叙述的历史学则遭到强烈排斥。这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对科学的盲信和史学研究中人的缺乏。这些更进一步导致了当代史学远离大众,大众对历史学的兴趣急剧降低。“现代叙史”试图纠正这一弊病。它强调历史和文学的同质性,认为历史学应该大胆地借用现代文学手法,恢复历史学对人的关注和其叙事功能,重新赢得读者。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

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起步于刘湘“军人干政”时期。而川江航运的繁荣,城市精英的觉醒以及刘湘政权的若干举措,为“上海模式”输入重庆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后发外生型条约体系城市,重庆的现代化不仅依靠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刺激,而且更直接地受到“上海模式”的辐射和拉动。“军人干政”的负面效应致使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重庆城市现代化呈现畸变态势。在“上海模式”的冲击下,在本社会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情况下,重庆城市现代化于20年代末期启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小学教员及其生计初探

19世纪末以来,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教师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职业群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安徽从事初等教育的主要是一个以中等学校毕业为主的男性群体。他们接受的是现代科学的训练,尽管学历不高,年龄不大,但却是乡村社会中的知识传播精英。他们收入微薄,繁重的生活压力与工作负担使得他们最终成为乡村革命的播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