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遗址保护规划与技术创新简析

大遗址保护规划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新兴科技门类的一个主要类型,在大遗址保护整体工作中属于关键性环节。目前中国大遗址保护仍面临严峻挑战,需要不断地探讨多学科的技术集成创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近10年在大遗址保护规划体系框架和关键技术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探索,创立了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编制结构并建立了大遗址现状评估体系,其创建的鸿山模式符合中国资源紧缺背景下的大遗址保护事业。《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显著的推进作用,可使我国重大文化资源获得有效保护,为21世纪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突出贡献。     

大遗址保护视角下的考古工作

大遗址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60年代。十一五期间,国家文物局根据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遗产保护需求的转变,启动以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园区为核心的100处中央主导的大遗址保护项目。     

关于城市中心区大遗址保护历程的思考--以郑州商城遗址保护为例

保护大型古代城市遗址,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本体,还要保护其周边环境。整体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也符合当今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潮流。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早期文明史和世界早期文明史上为数不多的大型城市遗址,具有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文结合郑州商城大遗址保护的探索与实践,对其保护历程、理念创新、模式沿革、工程特点等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索。     

一种大遗址保护工程建设管理模式

大遗址保护工程建设是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当前重点工作之一。针对大遗址保护工程建设中涌现的建设用地问题,在分析西方各国对于土地权属处理方式的基础上,给出了大遗址保护工程建设中基于可转移发展权的土地权属流转方法;考虑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当前大遗址保护工程的一种典型建设形式,借鉴意大利庞贝古城管理改革和法国文化遗产法律体系发展的过程,提出了一种可管理、可自治、可问责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建设管理新模式。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探——以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是大遗址保护实践和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结合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最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其建设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考古发掘资料为支撑,对大明宫范围内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较科学、完整的保护展示,并因地制宜制定了绿化方案。目前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已逐步走向成熟,其组织规划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实践

大遗址,是根据我国考古遗址的特点,提出的具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色的概念。经过多年努力,大遗址保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推进,包括西安、洛阳、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在内的“两片三线”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已经初步确立,实施保护的工作重心也将从宣传和引导,     

注目荆州 大遗址保护的新视野

2010年3月4日,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在京签订了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共建协议。此举标志着以楚纪南故城为中心的大遗址,在规划、保护、展示、研究方面的保护管理水平得到全面的提升。标志着将荆州片区建设成为我国楚文明集中展示地与南方大遗址保护重要示范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文化中心的大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大遗址考古发掘与保护的敏感问题

大遗址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工作已经纳入国家文物保护的重点工作。随着国民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遗址受到了巨大冲击。要保护好大遗址,必须首先确立抢救第一的思想,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依靠多学科专家的有效合作;还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令,坚持遗址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发展,确立可持续的科学保护方式。     

尊重大遗址保护中的民生要求——以中国东南地区的江苏为例

近年来,尊重民生要求作为大遗址保护的目标与任务,与保护工作实践有机结合,正迈向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正确方向。江苏在大遗址保护的实践中,将其与建设遗址公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建设新农村农业园区、发展休闲观光旅游等相结合,探索中国东南地区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之路。     

保护历史 彰显人文 创造未来 造福人民

西安是我国建都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城市,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历史长河在这座古城流淌和积淀,留下了具有完整性、丰富性、至高性特点的文物古迹,被誉为天然历史博物馆,特别是周丰镐、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唐大明宫等四大遗址,不仅在中国文明、文化、城市、建筑发展史上具有显赫地位,也是全人类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年来,建设统一规划、集中保护遗址公园,以此缓解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全世界大遗址保护的共识。     

大遗址阐释系统构建初步研究

<正>一、前言大遗址,即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1]。有效的对大遗址实行保护,发挥其价值,使大遗址的保护能够惠及民生,是现阶段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头戏。展示作为联接公众与遗址的之间的桥梁,是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中运用最多的一种方式。然而,现阶段展示工作存在着"方式单一、内容单一、信息源单一"等问题,使得公众无法真正了解遗产的价值、无法了解     

让大遗址保护 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大遗址保护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点,各种类型的古代文化遗址是构成我国古代文明史迹的主体。大遗址不仅具有考古学上的重大意义,更是独特的文化资源,其价值和作用是许多其他文物古迹所无法替代的。在我国已公布的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址和古墓葬总数为71O处,     

大遗址考古发掘与保护的几个问题

一、背景大遗址的概念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在全球视野下从近十几年来的遗址保护与管理工作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尽管这个概念在目前还没有清晰而科学的法定量化界     

做好大遗址保护 推进西安和谐发展

西安是一座有着丰厚历史文化遗存的古都,尤其以大遗址为代表的重大历史文化遗产散布于全市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些大遗址历经年代久、分布范围广、研究价值大、保护要求高,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如何保护好这些大遗址,使其永久存续,并得以弘扬、发挥其时代价值和作用,是西安大遗址保护面临的重要课题。     

大遗址保护规划:对象、使命和内容框架

大遗址保护规划是系统统筹大遗址保护的综合性管理手段和政策纲领,具有系统整体性、综合协调性、战略引导性、控制约束性等特点。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对象是大遗址系统及其保护、利用、管理与发展等使用方式,决定了保护规划的愿景目标、架构体系及统筹协调的内容和行动计划。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基本理路是以物为基础、以人为中心,以保证大遗址安全为底线,以重塑大遗址空间保护格局、优化大遗址使用方式、推动大遗址资源资产保值增值为使命任务,通过科学合理的遗址资源配置和空间优化,实现大遗址资源与人、自然资源及其他人文资源的共融共生,大遗址保护利益与区域发展利益的和谐统一。     

《中国大遗址保护调研》(一)简介

《中国大遗址保护调研》(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编著,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发行。该书为大16开精装本,正文共406页,约76万字。定价180元。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     

安阳殷墟——古遗址保护与展示的成功典范

河南省安阳市对世界文化遗产殷墟遗址,进行有效保护、重点展示、合理利用,使殷墟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风貌,有效地解决了考古成果社会化、普及化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为中国大遗址的考古、保护、展示树立了典范。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国内外就遗址保护问题发展浅议

遗址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我国古代文明史的主体,笔者通过遗址的现状分析,阐述我国在遗址保护方法与管理对策。     

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大遗址价值评估方法研究——兼论统万城遗址价值评估

大遗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价值评估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当前，大遗址价值评估主要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形式，必将在城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大遗址价值维度，并探索大遗址价值评估的新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遗产价值载体，推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的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可从“基本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区域整合价值”三个层面构建。以统万城遗址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遗址价值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是实现遗址综合价值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