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书林轶话——钱大昕与黄丕烈的书友情

有清一代乾嘉年间,社会稳定,学术繁荣,从钱大昕和黄丕烈的书友情,可以看出清学全盛时期学术界之一斑。 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 不年。 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 不勤。 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 幸民。这是清代陈诗庭为钱大昕晚年画像,钱大昕自题的像赞,也是他一生高度概括的自我写照。钱大昕（1728～1804年）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上海嘉定县人,清乾隆进士。是乾嘉学派吴门惠栋的弟子。乾嘉学派学问的中坚为“经学”,小学、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     

钱大昕历史考证方法述论

钱大昕的历史考证方法缜密精当。“比较法”通过校勘发现问题,再由歧说择优的若干原则判断正误。“求源法”从探求史源入手,一方面据史源以证史料转引之误;一方面藉史源以推断现有史料的可信程度。“钩稽法”讲求由此及彼地追踪史料信息,辨证疑误;或从考求史事发展的源流本末深入系统地阐明史实。“归纳法”则利用完全归纳、不完全归纳和类比等逻辑形式进行推理考证。钱氏综合利用以上多种方法考史,故能取得较好的考证效果。     

谈《十七史商榷》之“商榷”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并称为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三书各有侧重,也各有特点,但与《考异》精于考订、《札记》综贯史事不同,《商榷》范围更为广泛,兼重校核考证、议论品评和诠解蒙滞。清人李慈铭说:“钱专考订,鲜及评议;赵主贯串,罕事引证。兼之者,惟此书,故尤为可贵”。①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首先,重视对史书的校核考证,是“商榷”应有之义。王鸣盛在《自序》中对“商榷”的解释是:“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一周者,予为改伪文,补脱文,去衍文…     

赵翼《廿二史札记》的历史考证特点

被称作"乾嘉三大考史著作"之一的赵翼《廿二史札记》,是仿《日知录》而作的读史"札记"。钱大昕赞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纵观《廿二史札记》的历史考证特点,具体表现为:统览钩稽、参互校勘的"博"之"记诵";以类相从、线索串连、主题引领的义例选择;客观公正、不存成见的历史评说;疏经重史、以古鉴今的宏远识见。多重的人生经历和无门户之见的学术包容,成就了《廿二史札记》"可坐而言"、"起而行"的"有体有用"。     

钱大昕重事实亦重褒贬

杜维运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中指出:清代考据学派治史,最富求真精神,实事求是,不涉虚诞,反对驰骋议论,反对书法褒贬,主张史家应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以期不失史实真相。其中王鸣盛力诋驰骋议论,而其著作中亦偶有驰骋议论之处,与其治史态度和著述体例自相矛盾。相比之下,钱大昕治史则不存在这种缺憾。这种看法比较具有代表性。关于王鸣盛主张据事直书与治史议论褒贬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已有专文探讨,这里主要阐释钱大昕的历史褒贬观念。杜维运认为钱大昕的治史宗旨是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以期不失史实真相,这是完全正确的。钱大昕曾经…     

元史北方部族表

<正>题记:明修《元史》无《部族表》。其后钱大昕作《元史氏族表》二卷。屠寄《蒙兀儿史记》有《蒙兀氏族表》、《色目氏族表》各二卷之作;柯劭忞《新元史》有《氏族表》二卷之作,用力皆在详少数部族之世次,而不及全数之搜罗。爰仿《辽史》,作《元史北方部族表》,尽列其时活动在北方之诸部族而稍作考证说明,治元史者或亦有助焉。     

论钱大昕对《新唐书·方镇表》的考订

作为乾嘉考据学的巨擘,钱大昕在历史考据学,尤其是对历代正史文献的考证成果丰硕,其考证的方法与成就均对后来的研究者有着很大的启发,学者对此已有较为充分的认识。笔者因修订点校本《新唐书》之机,全面核查了钱大昕对《新唐书·方镇表》的考订文字,发现钱氏是第一位全面系统地考订《方镇表》并取得重要成果的学者,其部分结论应当为我们的修订工作所吸收。同时我们也发现钱氏的考证存在固泥之嫌,对史料的处理也有不当之处。这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钱氏历史考据学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一次尝试。     

钱大昕的学术思想

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主张“明道致用”,提倡学术关心社会,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批判乾嘉学术界流行的“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观点,论述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     

旨趣和方法的异同:论钱大昕与王鸣盛的地理考辨

乾嘉学者钱大昕与王鸣盛治学以考据见长,二者在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各有特点。钱大昕擅长运用缜密的考辨方法,致力于建置沿革的考证纠谬,成果丰硕。王鸣盛则重视地理考察,贯通古今史事,辨析形势险要,探究地理条件与历代兴亡、战争胜负的关系;同时又以《禹贡》为中心,将儒家经典中的重要篇章纳入地理考辨的范围,反映其学术研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钱大昕与王鸣盛的考证成果及历史分析对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细密考证与归纳、概括的综合分析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     

钱大昕对方志学的贡献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自署竹汀居士,晚年自称“潜研老人”。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乾隆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学士、上书房行走、詹事府少詹事。先后充任山东、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督学广东。他在《潜研堂文集》中说:“官登四品,不为不达;     

钱大昕整理《后汉书》成就研究

钱大昕对《后汉书》进行富有成果的研究,在清代《后汉书》研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钱大昕研究《后汉书》时先从小学始,对《后汉书》及其《注》进行了校勘和辨伪,内容涉及典章、官制、舆地、氏族、天文历法等多个方面;在考证方法方面,他灵活运用版本互校、金石考证、以及避讳等方法,这些考据的方法极具科学性,对整个清代的考据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钱大昕《元史稿》故实考辨

钱大昕是乾嘉时代史学巨擘,尤以元史见长,相传在其身后留有遗著《元史稿》一部。日本学者岛田翰在江浙访书时曾见到残帙,在国内引起过一定影响。然而通过道光间学者毛岳生过录钱大昕批注可知,钱大昕所作的工作只是在明修《元史》的基础上改订文字,删省传记,又补入《元史艺文志》与《元史氏族表》等而已,并非新作一部《元史稿》。岛田翰自称曾见到钱大昕残稿一事固不可信,钱大昕之子钱东壁、钱东塾所作《行述》所谓有"纪传志表皆已脱稿"的《元史稿》也是夸大之辞。     

钱大昕与《元史稿》下落

钱大昕（1728—1804年）是有清一代的汉学大师,乾嘉学派的钜子,在当时学术界就负有声望。著名学者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称赞钱大昕说:“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说明钱大昕学问的博大精深和造诣之高。 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的《甘二史考异》则是反映清代史学成就的代表作之一。他对元史的研究,用功极深,在《廿二史考异》一百卷中,《元史考异》独占十五卷,几占七分之一,在整部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与此同时,钱大昕还专门撰述了《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四卷。这一切,都说明了他对宋濂主编的《元史》是深为不满的,因而发奋重新编纂一部《元史》。     

东汉明帝增置郡国数目辨正

<正> 《续汉书·郡国志》云明帝置郡一,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四以之为是,并指为永昌郡。今考之《后汉书》纪传部分记载,除永昌郡外,明帝时尚置有广平和阜陵二国。广平国,据《后汉书·明帝纪》,《章帝纪》和《孝明八王列传》,明帝     

孙吴扬州废古鄣郡考

孙吴扬州曾一度置废古鄣郡 ①,前人在对三国疆域沿革的研究中于此均失考。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七考有废云阳郡 ②,吴增仅《三国郡县表》卷七考有废临川郡 ③、废东安郡 ④、废彭泽郡 ⑤。钱大昕及吴增仅所考孙吴扬州四个废郡均见载于《三国志·吴志》 ,废古鄣郡未见载于《三国志》 ,故失考。《三国志》无地理志 ,孙吴废故鄣郡线索袅袅 ,然两宋地理总志及方志所引南朝地志述及古鄣郡灼灼分明 ,现勾沉于下。故鄣郡为吴景帝孙休析丹阳郡所置 ,《景定建康志》卷一五 :“永安中分溧水以北六县为丹杨郡 ,仍治建业。”又 ,同书卷二○考证云 :…     

门外平虏考

、史相济,古来如此。敝人既非学家,又非史学家,考证平虏城的建置,注定是门外汉,故此以“门外平虏考”名之。     

“志在避祸”?——钱大昕《史通》解读析论

钱大昕曾对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加以推测,将其解读为避祸保身。这一推测其实是针对四库馆臣而发,虽然新颖,但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而是在清廷文网严峻背景下自身心境的委婉表述,同时寄托了钱大昕试图扭转当时学界"重经轻史"不良倾向的学术诉求。乾嘉时期,以钱大昕为中心,以苏州紫阳书院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史通》研究学圈"。钱大昕之所以别出新解,发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其实是为私家史学代言、暗中与官方史学展开竞争的表现。     

利簋所见右史考

利簋器主人身份为"又事",对此"又事"学界历来看法不一。本文结合甲骨金文及文献材料,考证此"又事"为"右史"。并根据简帛等资料考证"右史"为军中之史。利簋铭文中"岁鼎"体现了右史的司天之职。     

读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

(一)钱大昕(1728—1804年),在乾嘉历史考据方面是有代表性的人物,所著《廿二史考异》(以下简称《考异》)是其历史考据的代表作。有说:“乾嘉诸儒以东原(戴震)、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一)又有说:“钱氏)所著《廿二史考异》皆实事求是,于天     

读《通鉴》魏晋南北朝各卷

清代学者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因为“《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可惜,以往治魏晋南北朝史者多以为《通鉴》成书较晚,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部分,下距宋代已数百年,不能起史料书的作用,主要拿它当“通史”读。实际上,《通鉴》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史料价值是不应低估的。 (一) 《四库全书总目》说《资治通鉴》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之“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