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意如 出名不是件好事

“80后”女孩、古典诗词,在安意如身上奇妙地融为一体。这个才情女子,在两个月内推出了三本古诗词赏析之作。她的名字甚至成为2006年图书界的重要关键词。本刊记者走近安意如时,发现了生活对她的残酷与嘉赏……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开辟的前提——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冷战期间 ,东南亚各主要国家在展开与中国的关系联系时 ,几乎都无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当地的华侨华人华族问题。换言之 ,东南亚华侨华人华族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在国家关系中承担着既定的角色 ,哪怕这种角色在整个冷战期间是多么地被动 ,他们依然被特定的历史所规定 ,从而成为在中国和东南亚关系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拟就冷战期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有关华侨“双重国籍”的解决作一些分析 ,借以指出华侨华人华族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中所具有的特定意义 ,以及中国政府在“外交 -…     

喜忧参半——我眼中的中国电视剧

本来不想对中国电视作什么评价的,毕竟电视剧也是一种“剧”的形式——消遣之物罢了。但既然说了,那就开门见山——我眼中的中国电视剧是喜忧参半的。德国有句俗语:“有敏锐之脑与勤勉之手者,随地可得黄金。”而我所喜的,正是当今的文艺工作者们运用他们敏锐的头脑和勤     

读者·作者·审者——我与《江淮文史》

<正>我与《江淮文史》结缘，从她创刊就开始了。30年来，对《江淮文史》来说，我分别充当了“三者”的角色。一是“读者”。30年前的一天，省政协的一位领导同志，知我喜欢历史，特地让人送我一套书，是当时很热门的蔡东藩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同时还带来一本杂志。开始我对这本杂志并未引起注意，只是有一天，读书之余随手翻了一翻。没想到这一翻，就不忍释卷，一口气读完。那个年代，各类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质量良莠不齐，特别是文史类的刊物，虚无历史有之，哗众取宠有之，粗制滥造有之，真正让人爱看并且耐看的不多。而《江淮文史》，从面世第一期起，就以清丽脱俗的风格，引起社会上的注目。她既有史论的严谨，又有文学的活泼，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茶，不说话——我所知道的张香华和柏杨

读者中知道张香华的人不多,她在家中戏称先生为虎。如扯虎皮作大旗,亮出她的夫君柏杨,大概就无人不晓了。我如此对比,对张香华似乎有欠公允。她在台港本就是位有相当知名度的诗人。她出版过《不眠的青青草》、《张香华诗选》和《秋水无尘》等作品集,有的被译成多种文字在美、英、韩等国出版,曾享有“国际桂冠诗人”之誉。有人喻她为“独立橡树身边的木棉,是一颗在诗的天空中自己发光的星辰”,这比喻倒颇为贴切、生动。     

上海才女与“楼兰美女”——记闯入死海罗布泊的世界首位女科学家穆舜英

不久前,我赴新疆采访了一些上海人,最令我感动、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女科学家穆舜英。穆舜英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前任所长,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成功闯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并进入古楼兰城进行探险科学考察的第一个女人和第一个女科学家。她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和世界考古探险的史册。穆舜英本是一位20世纪50年代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的姑娘。1960年,她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作为品学兼优的高材生,不留北京不回上海,却坚决要求去了新疆。她曾先后在新疆科学分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博物馆考古队、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新疆文物考古研…     

一个不平凡的女性——记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

杨之华,这位与20世纪同龄的女共产党员、瞿秋白烈士的夫人,她的不平凡的一生使笔者久久难以平静。当我聆听他的女儿瞿独伊深沉的回忆,翻阅手中的资料时,心里勾划着她的形象: 年青的杨之华,容貌俊美,家境殷实,才华出众。她本可以过着优裕面平静的生活,然而,她却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和风霜雨雪的不归路——革命之路。从此,她面对着的是中国广大苦难的民众,反革命的屠刀,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她用自己的青春、爱情、婚姻乃至一生,诠释了她对生命意义的全部理解以及对人民事业无比真诚的信念,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1973年,受尽迫害的杨之华在病重之际仍在说:“我虽然老了,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可以办托儿所,照看孩子。”“将自己彻底燃烧,把光和热毫无保留地献给她为之奋斗服务一生的人民,这就是她最后的愿望！ 杨之华,一位不应被历史忘记的女性！     

还原：工人运动与中国政治——裴宜理《上海罢工》述评

裴宜理 (ElizabethJ.Perry)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学专家 ,现任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罗索夫斯基讲座教授 ,1 999年起兼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 993年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①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研究所白吉尔 (Marie ClaireBerg埁ｒｅ)教授称“这本重要著作不失为一部令人鼓舞的填补空白之作。该书吸收了中国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问世的丰富的资料与研究成果 ,而它们在西方史学界尚未被系统地利用吸收。”② 对于该书 ,国外学术界反响热烈 ,仅我见到的英文书评就有 1 1篇之多。然而…     

再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问题是九十年代初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以及党的十六大召开后,这一问题又有了更深更广的内容和含义,需要我们作出一些新的认识和研究,本从四个层面上,即从“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前一阶段之“特色”与后一阶段之“特色”、“有中国特色”与“中国特色”与其它“特色”的比较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     

技艺·学理:"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研究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或许已多有提及,如余英时在1991年写就的《怎样读中国书》中就曾经说“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4页。所以吴承明在集中论述“史无定法”的重要文章《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缕述了这一观点的发轫:“1984年,我在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这是吴先生提出“史无定法”的源头。在他1992年正式提出“史无定法”时,也曾经表明:“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并没有把这一提法归在自己名下。在缕述学术史时,这是需要首先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