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七律·送瘟神》的词曲诠释与演唱

1《七律·送瘟神》词曲的完美结合 王志信给《送瘟神》七律二首的谱曲是相当成功的,这首女高音作品,旋律线条相当清晰,和声织体写得相当成功,音乐表达细腻,使诗人的情感本意得到充分表达。     

“深挖洞”

20世纪60年代,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苏联军队在我国边境线上不断的挑衅,毛泽东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于是,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深挖洞”群众运动。     

冰天雪地走“忆苦路”

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忆苦思甜是必走的一步。凡参加过＂社教＂的人,绝大多数都诉过苦、吃过忆苦饭。我不仅多次吃过忆苦饭,还走过一次终生难忘的忆苦路。     

悲壮的征服——我经历的长江首漂

20世纪80年代中期,“饶茂书”这个名字曾让无数青年热血沸腾。这位高校老师为夺得长江首漂权,长国人志气,抢在美国漂流探险家肯·沃伦之前进行长江漂流,但不幸遇难。第二年,一支临时招募组建的科考探险漂流队在付出11条生命的代价后,终于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首漂”。一时间,新闻报道铺天盖地。但对于置身其中的成员来说,“首漂”究竟意味着什么？征服？超越？荣誉？抑或死亡？本文作者,一位刑警出身的彝族女子就是此次科考队漂流成员之一。20多年后,让我们跟随她的回忆,重温那段悲壮的惊险历程。     

邓小平眼中的“小事一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与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接触,有的多些,有的少些,与邓小平同志面对面的接触,仅有一次,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眼中的“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全国广大农村和部分城镇开展的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是,我眼中的“四清”运动,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历历在目,让人难忘。昨天发生的事,对于我们的今天有很多可思考和借鉴之处,应当认真地回顾和研究。     

毛泽东、斯诺与“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相对于传统外交而言的一种新型外交形式,作为一个术语被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然而,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时,中共的第一次“公共外交”活动就已经开始。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本是作所《中国中世社会》一书的序论。章大致叙述了四个问题：一、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发展的一个高潮;二、这次社会史论战主要是理论之争,缺乏材料作理论基础。以重理论更应重材料为宗旨的《食货》半月刊应运而生;三、论述了史学研究中理论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了辩证唯物史观全面的、运动的观点和以物为主,但又不轻视精神的反作用的观点;四、指出辩证唯物史观是当代最先进的方法,是真理,仍是有生命力的。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思想涌进了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辩证唯物史现有些技忽略。但在不远的将来,辨证唯物史观会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道路上重现光辉。     

寻访朱德同志在德国哥廷根的故居

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诞辰123周年,20世纪20年代,朱德曾留学德国,在那里留下了革命足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笔者曾先后两次担任中国驻德国波恩《经济日报》记者,20多年前曾专门寻访过朱德留学德国哥廷根市的住所,并在国内首先进行了报道。     

我亲历的1960年代“中心干部”的那些事

提起“中心干部”这个词,只有年老的一些同志还有记忆。到底什么是“中心干部”？“中心干部”是做什么工作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基层“中心干部”的工作、生活和心理怎样？下面以我的亲身经历作一个回忆。     

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材料”——“灰皮书”之来龙去脉

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批"灰皮书",即"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作为"反面材料"供内部参考使用.对这一工作,毛泽东很重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了免疫力.在温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灰皮书"的出版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推广地雷战亲历记

开国少将王耀南,是我军工兵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被毛泽东誉为“工兵专家”。刘伯承曾经风趣地对毛泽东说：“只要王耀南有烟抽,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坡;只要王耀南有酒喝,红军没有过不去的河。”20世纪60年代的经典影片《地雷战》和《地道战》的军事顾问,就是时任解放军工程兵司令部副参谋长的王耀南。     

我经历的知青回城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阿米尔·汗：“印度的良心”

我确实是个非常好斗的孩子。没人敢惹我按照通俗的讲法．阿米尔·汗是一个“星二代”。他的父亲是20世纪70年代爆红的印度影片《大篷车》的制片人塔希尔。     

毛泽东曾劝唐闻生改名“唐闻死”

<正>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未雨绸缪,曾多次派冀朝铸(时任外交部翻译)去北京外国语学院物色高级翻译人才。在花木相映、芳草萋萋的校园里,冀朝铸一眼看上了莘莘学子     

审视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读《反叛的一代》

20世纪70年代以后,左翼运动急剧地衰落和消失了,之后便是保守主义的泛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凯歌行进。尽管在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之后出现了新社会运动,但无论其锋芒和规模都无法与60年代的学生运动相比。     

一片痴情寄丹青——我的雷锋情结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40多年中,我画过无数“雷锋”,至今在各大报刊上已发表了多少,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只清楚一点,画雷锋、宣传雷锋是自己的职责,是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具体行动。     

我经历“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

1970年初,我是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的一名干部,同数以近万计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一起,带着行李和户口迁移证,下放到远在市外鄂南山区的武汉市“五七”干校,整整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今借《武汉文史资料》的一角,回忆记述“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为读者了解这一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一页提供参考。     

在中日“破冰之旅”的背后

20世纪50年代,约三万名日本侨民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归国。他们怀揣着与中国的友谊,象友好的火种,洒向日本,直接开启了中日的民间交往,两国邦效亦由些迈向“破冰之旅”。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这背后隐藏着深埋多年的秘密。     

我童年时经历的“反标事件”

与许多中国家庭的孩子一样,我有满怀爱和责任心的父母。父亲李楚兴是湖北襄阳人,他在国立湖北师范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1949年大学毕业后,经过在李先念创办的革命大学培训后。父亲走上社会．在当时黄冈地委书记赵辛初领导下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了黄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母亲张怀俊先后在黄冈县银行、妇联T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双双从黄冈调到湖北省委宣传部。“文革”前夕．又先后调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工作,把家就安在了武汉市。我原名洪浩,随母姓张,1960年10月在武汉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