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孔祥熙十四、软禁冯玉祥

（一）爱国将军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1882年11月出生于一个下级军官家庭。12岁母死,15岁正式入淮军营当兵。1902年看到淮军暮气沉沉,投入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当兵,1905年由哨长。排长升为后队队官（连长）。1908年     

论淮军

清代有一种应急募集而成的地方性武装力量,叫做勇营。按清制,勇营出征隶于专征将帅,配合经制之师八旗绿营行动,一般不独立作战。淮军就是一种勇营。但它与以往勇营不同,淮军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产生一直到这个世纪末才由“新军”替代,存在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它自成一系,从七十年代起,成为清王朝最倚重的军事支柱。作     

卫汝贵被杀是一桩冤案

卫汝贵,字达三,安徽合肥人。清末淮军将领,积功至甘肃宁夏镇总兵。甲午战前,率盛军驻守天津附近的青县,作为畿辅游击策应之师,共有步队12营6000余人,马队5营1000余人,合共约8000人。该军除拥有较为精良的哈乞开斯枪外,还配备克虏伯大炮近40尊,是当时淮军乃至全国军队中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一支。卫汝贵因此也深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器重,光绪十七年曾奏称“实系最为得力之将。”     

兵不厌诈——清末南宁三合会反清战斗片段

一、调兵遣将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为了镇压广西人民反清大起义,两广总督岑春煊调集五省兵力进行征剿。据当年九月统计,从广东、湖南、湖北、云南调集到广西的军队达115营、12哨、13旗、7队,人数共10多万。这10多万清军,除了一部分部署在柳州地区,镇压以柳州为中心的陆亚发等起义武装外,其余悉数调集南宁及左右江一带,镇压以王和顺为首领的南宁三合会反清起义。     

曾国藩、李鸿章的特定心态与湘、淮系势力的消长契机

咸(丰)同(治)之交,湘军魁首曾国藩让其幕僚李鸿章组建淮军进驻上海,并保举李出任江苏巡抚,淮系军政势力由此肇端。故有人说:“淮为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淮军成立后,尽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中担当着“用沪平吴”的主力,起了独挡一面的作用,但从全局来看,充当镇压太平天国主力和元凶的是湘军,评功封赏的筵席上,淮系得到的不过是湘系口下的一点残羹剩饭而已。然而,到镇压捻军之初,湘消淮长的重大变化在清王朝的“天平”上得到醒目的连续显示。其要端可谓首见投赴战场的主力易湘为淮,再见于前敌主帅以李代曾。这种变化固然受着诸多客观条件的制     

咸同勇营军研究偏荣偏枯倾向试论

在咸同20多年的国内战争中,勇营军不仅逐渐取代经制军成为清军主力,且出现守旧、创新、改良三种类型,其中创新型湘、淮军虽然对内战的逆转起了主要作用,但其他勇营军在相当长的时间,在一些地区,也起了重要的甚至主要的作用。然而在咸同勇营军史研究中,却长期存在偏重湘、淮军,忽视其他勇营军的倾向。这虽然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对咸同内战全局,乃至湘军发展过程的全面了解,都是极为不利的。     

萧耀南别传

萧耀南(1876～1926年),派名肇琰,字珩珊,又衡山。武汉市新洲县(现新洲区)孔埠镇萧家大湾人。清末时历任过哨长、哨官、督队官(相当于上尉衔),陆海军练兵处二等科员、一等科员,军咨处科长,第三镇(相当于师)曹锟部参谋官兼第三标标统     

魏晋九品官人法释疑

笔者《九品官人法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6期)一文提出,九品中正制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应放弃用九品中正制代替九品官人法的观点。张旭华先生于《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发表《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一文,对笔者上述看法提出批评。笔者认为:一,回顾该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古今中外学者对曹魏吏部尚书陈群所创制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究竟怎样称谓确实是没有统一起来。二,张先生否定九品官人法观点的不妥之处,在于失之搜讨,逻辑推导不成立。而九品官人法概念不误。九品之制、九品则是九品官人法的省称。三,从语法角度分析,从制度本身是官员任用之法定义,当称九品官人法合适。陈群创制的“九品官人法”是魏晋时期人才选拔、任用制度的综合。中正所掌握的人才评价制度——即中正九品制或九品中正制,仅是个人获品途径中的一种,不能用其替代九品官人法。     

韩复榘在洛阳叛冯投蒋前后

韩复榘,字向方,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生于直隶省霸县东台山村(现在河北省霸县煎茶铺乡东台山村)的一个小康人家。自幼好逸恶劳,嗜赌成性,后因债台高筑,逃到关东谋生。其间巧遇一个常出入军营的算命先生,由这位先先的引荐,20岁的韩复榘,于1910年春天,投到清兵营中的第二十四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在冯玉祥手下当兵。从此,他一直跟随冯玉祥将军,由司书、队官、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一直到省主席。他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升迁。     

淮军建立初探——与董蔡时同志商榷四五事

《安徽史学》开辟淮军研究专栏,这很好。近日我们读了董蔡时同志写的《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一文,受益匪浅,但也感到有些问题值得讨论。这里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并说明我们的看法,不当之处.请蔡时同志批评指正。一、李鸿章招募淮军的办法及初建哪“四营”蔡时同志在《试论李鸿章创建淮军及其初步发展》一文中写道:     

试析宋哲元与南京政府之关系

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人。22岁投笔从戎,入北洋陆军第六镇随营武备学堂。1912年,开始在陆建章统领的北洋右路备补军任哨长。其后,冯玉祥任由左路备补军改编的京卫军第二团团长,宋哲元充任该团一营哨官。从此,宋哲元便在冯的麾下,冲突效力,成为后来西北军著名的“五虎将”之一。中原大战后,宋哲元承继西北军大业,接受中央统编,出掌29军”。     

《宋史》勘误一则

正《宋史·地理志四》:"淮安军,本泗州五河口。端平二年,金亡,遗民来归,置隘使屯田。咸淳七年六月,置军。"~((1))按此处"淮安军,本泗州五河口"有误,应为"安淮军,本泗州五河口"。此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咸淳六年,置安淮军及五河县于此,以五水交流而名也。"~((2))《乾隆江南通志》卷三六:"北宋端平二年于五河口筑城、屯田,咸淳七年始置安淮军及五河县,以有浍、潼、沱、漴、淮五河,合流而名。"~((3))《资治通鉴后编》卷一四八:"咸淳七年春,是月,城五河口,命镇江转米十万石贮新城,赐名安淮军。"~((4))     

论晚清军队私人化的肇始、发展及影响

鸟瞰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军事上的异变着实牵扯了一代政局,尤其是自湘军而始的军队私人化问题,给以后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障碍。清政府在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先后采取了裁湘留淮、编练新军等举措,但在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导下,清政府不仅没有收回中央的军政大权,反而使淮军和新军的军队私人化问题向更深程度发展。晚清军队私人化问题导致国家权力的地方化、碎片化和洋奴化,使中央政府丧失了整合政治资源、推动改革进程的能力,最终走向灭亡,并直接导致了近代军阀割据的政治形态。     

李鸿章等致淮军将领余思敏批札辑录

余思敏,号悟生。安徽合肥人。生父余邦元,彼为长子,弟名思和。武童出身。清咸丰四年(1854年),当李鸿章带领练勇驻扎安徽巢县时,余思敏投奔李鸿章当了一名“勇目”,从此在李鸿章直接指挥下,从镇压太平军迈开了反动生涯的起点。咸丰七年(1858年)任淮勇什长。咸丰八年(1859年),安徽巡抚福济赏其六品顶戴,祗领功牌。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复入李鸿章“淮军”,随军去上海,先充什长,后任淮湘军营务处甘肃后补知县,未实授。接着在淮军主要将领李鹤章、刘铭传、周盛波等率领下,以把总、千总低级武官身份,开始了勾结外国强盗华尔、戈登“常胜军”,在     

吴汝纶对淮军形象的书写及其意义

晚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将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定位为"不深不浅",实为李鸿章不在幕的幕僚。他既依庇于李鸿章,参与政事,谋求自存与发展,又与其保持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特立独行的姿态。甲午战争前后,吴汝纶为淮军昭忠祠作记,为程学启、张树声等淮军将领撰写墓志铭,肯定淮军平内御外的功绩及其在军队近代化方面所做的贡献。李鸿章去世前后,世人对其多有毁谤,吴汝纶积极为李鸿章编辑文集,撰写神道碑、事略等,对其一生功绩予以表彰。吴汝纶通过古文创作,树立李鸿章及淮军的正面形象,对人们全面评价李鸿章及淮军具有积极意义。     

清末台湾的防军

台湾始有防军驻防的时间是在同治五年(1866),此后防军的重要性逐渐超越绿营,成为清末戍台的主力。这些驻台的防军,可以区分为楚军、淮军、福建绿营练军、广东绿营练军、贵州绿营练军、台湾绿营练军。他们当中以淮军最为重要,因为在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以后,该部被赋予防卫台湾的重责。防军的驻防,也改变了台湾既有的军队组织。受到影响者包括:台湾绿营、番屯、团练。他们纷纷仿照防军的营制,学习使用洋式武器,甚至领取远比本俸还高的军饷。至于戍台防军,所参与的战争有对内、对外两种。前者的代表性战役是平定光绪十四年(1888)彰化施九缎事件、十三场的原住民战争,以及追捕土匪。后者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光绪十至十一年(1884—1885)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中,抵抗日本与法国的入侵。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的官绅为抗拒《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遂成立台湾民主国,部分防军加入这场战斗,成为他们戍台的最后一役。     

吴长庆

本文拟对淮军将领吴长庆的一生,及其与淮系军阀头子李鸿章的关系发表点不成熟的看法,或许对于我们了解淮系军阀官僚集团是有帮助的。不当之处请批评!一吴长庆(一八三三——一八八四年),字筱轩(亦称小轩),号延陵,安徽庐江人,幼年家贫,随“父馆于外”,其父廷香以长庆体弱多病,虽自己教书,但“不甚责以举业”,长庆自己却十分好学,喜读经史     

中世纪骑士制度的起源

骑士在中世纪的欧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主要武装力量。而骑士制度是怎样产生的,本文主要分日耳曼的亲兵制和尚武传统、欧洲混乱的社会现实、基督教的洗礼、骑士装备的优越性四个方面来探求中世纪骑士制度的起源问题。     

墓志所见唐折冲府卫官

唐代折冲府“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其中,“每校尉,旅帅二人,每旅帅,队正、副队正各二人”。可见,团、旅、队、火为折冲府的基层组织,团之校尉、旅之旅帅、队之队正、队副为折冲府的基层带兵将领。既然如此,他们的官称性质如何？[日]西村元佑根据大谷文书第一二六号认为：唐代折冲府队副有上、中、下三等,因此推测折冲府校尉也有上、中、下三等;如果是上队副,就是从九品下的职事官,如果是其以下的队副,则是流外官了。大陆学者李方认为：折冲府之中府或下府“队正也应无品级,校尉则为品官”,“旅帅以下非官员”。以上学者的观点存在出入,事实上,“诸卫和折冲府的校尉、旅帅、队正、副队正是卫官”。     

金元首领官制度刍议

首领官是元代中央、地方官府主要属官的统称。其制发端于金代,形成于元代。金代首领官分布于尚书省、枢密院及其派出机构行尚书省、行枢密院等官署,但这些机构的都事等吏职则不属于首领官。首领官系“首领吏员”之义,产生于官吏界限模糊、吏员地位提升的背景之下。“首领官”称谓的出现不晚于金代中期,但至金末才具有制度化趋势。金代首领官的设置大抵局限于中央机构,未及地方官府。元代首领官制度的确立以忽必烈称帝、推行汉法为背景,继承了金代首领官职位,同时受金朝吏制和大蒙古国汗廷必阇赤及地方幕僚制度之影响,都事等升为官职,都目等吏职亦同其一道称为首领官。由此,元代形成了系统的首领官制度。首领官制度对宋代以降的中央及地方僚属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改变了传统四等官制的外在形式及内部运作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