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对于 50年代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而对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深入。美国学者对这一段外交史的研究带有较大的缺陷 ,其主流观点也经历了三次偏摆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则相当滞后 ,零星的成果也是相当粗糙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大部分学者只关注这一时期的主要事态———越南战争 ,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承继了 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遗产 ;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 ,决定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外交档案———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文件集”于年前刚刚解密。本文试图依据已获得的这部分档案材料对 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研究现状做一次综述性探索 ,以期抛砖引玉 ,引起同仁对这一主题的重视 ,并展开争鸣。     

精英、舆论与外交: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代表

1921年底,余日章和蒋梦麟作为国民外交代表参与华盛顿会议。他们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舆论监督,力促政府代表早日提出山东问题。当会外谈判成为现实后,他们又力促政府代表早日解决山东问题;并利用各种渠道构建一个舆论宣传网络,努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揭露日本侵略中国权利的实际情形。余日章、蒋梦麟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活动堪称1920年代初期中国精英利用公众舆论影响政府外交的一个典型。     

浅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一个僵持性谈判。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里 ,中美两国为什么要启动这样一个双边谈判 ?了解启动中美大使级变化的历史背景 ,有助于了解我们理解其僵持的原因。本文认为 ,中美两国启动大使级谈判的背景为日后双方的谈判出现长期僵持局面埋下了伏笔。在要不要进行双边接触的问题上 ,中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态度。基于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 ,中国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双边接触的办法和途径 ,而美国则不断地回避接触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并没有促使美国与中国进行直接接触 ,而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却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通过双边接触的方式化解危机。在讨论中美双方会谈的议程和谈判内容上 ,双方存在着巨大矛盾 ,其实质是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     

试论清末民初大众媒体对女子学校教育的影响

清末至民初各种大众媒体关注女子解放问题,不仅全方位抨击当时为女子学校教育兴起造成困难的缠足风俗,帮助广大妇女解放双足,并积极报道西方女子的学校教育情况,大力提倡新式女学,为女子学校宣传助威,还利用舆论的力量逐步推进女子学校教育的合法化、正规化。大众媒体的宣传为女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和铺平了道路,对女子学校的教育影响巨大而深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大多数与会代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动和支持下通过斗争取得的;但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到会议召开前的两年,党内正确力量在思想上、组织上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与国内外形势发展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是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它既不是一般方针、政策的转变,也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变,而是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不完全清楚到比较清楚的转变。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三中全会以来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不改革不开放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没有出路。     

回顾与展望: 中国大陆地区的民国史研究

近30年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的学术研究在大陆地区从无到有,有了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相对完整的学科。大陆民国史研究的主导史观大致经过了从革命史观到民族主义史观、现代化史观的历程。进入21世纪后,民国史研究更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新史料的运用。民国史研究若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对研究对象与范围进行重新界定,构建新的解释体系与加强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

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美对抗格局的形成,使原已存在的东南亚华侨问题更加复杂。美国旋即从遏制中国的角度介入该问题,并制定了详尽的政策。例如,鼓励台湾当局争取华侨支持;排斥中国在华侨教育中的影响;鼓吹“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充分发挥香港在华侨政策中的独特作用;等等。1960年,美国又根据形势发展,调整了它对东南亚华侨的政策。但是,不管美国的政策如何变化,其遏制中国的基本目标却始终如一。     

改革以前的中国共产党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发展的奠基者和探索者。他认为,科学技术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争取自由的思想武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革命力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保证。发展科学技术,要坚持跨越式发展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统一;坚持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统一;坚持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统一;坚持培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统一;坚持发挥科学技术专家和普通工人群众的作用。毛泽东科技思想为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与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

在香港回归历史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并坚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亲自领导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不仅为香港胜利回归祖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一个用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国与国争端的成功范例。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

对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日益增进和大量新史料的公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无论是对事实的梳理还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有明显改观,外交史研究在客观性、科学性、严谨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学术视野的进一步扩大,未来的民国外交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民初知识分子对议会政治的反思与建构

民国初年,面对议会政治的失败,知识分子在反思中进行了新的探索。大致表现出三种路向:第一是认为中西社会条件不同,代议制不适合中国;第二种主张用普选制、职业团体选举来改造代议制;第三种要用直接民权取代代议制。但民初政治发展的实际走向是从移植西方代议制转向由集权走向宪政的曲折道路。     

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的历史考察

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历经了转型与初创、破坏与调整、恢复与重建、拓展与深化和创新与完善等5个发展阶段,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程度和科技进步对法律需求程度的提高,其角色、地位和作用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轨迹,科技法制建设也由此踏上了一条充满矛盾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已佚1590年单幅中国大地图研究

透过法国制图家桑松1656年绘制的中国地图,揭示已佚的由耶稣会士罗明坚与意大利制图家内罗尼合作的1590年单幅中国大地图面貌,指出此图主体部分是由罗明坚依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所载中文舆图摹绘的抄摹型分省图稿拼合而成的,拼合主要基于对分省图稿省际河道比较随意的连接,造成水系、诸省轮廓及方位等重大错误。部分图示还借鉴1584年刻印的巴尔布达"中国新图"。此图是已知最早的单幅西文中国详图,虽有缺陷,但对中国地理面貌的展现较此前西文地图有所推进。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的整理问题

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属于生前未完之作,死后由人整理出版,但其章节的编排存在问题,本文对其整个卷章结构进行了还原。     

评清末民初有关政治改良与商业发展关系的论说

清末商界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已初步认识到政治改良与商业发展的紧密关系 ,并就加速宪政改革以促进实业振兴表达了商界的强烈愿望。民国初期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 ,社会各界以及商人对这一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到 2 0年代前后 ,更多的商界人士意识到政治不良是导致商业不振的重要原因 ,而且提出不能继续沿袭“在商言商”的传统戒条 ,应采用各种措施积极推动政治的改良。于是 ,在此前后商人开始以更为踊跃的姿态参与了一系列政治活动 ,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     

1929年河南灾民移垦东北述论

传统而言,灾民的灾后安置不外乎“移民就粟”和“移粟就民”等几种手段。1929年,河南灾荒发生后,为了挽救灾民,河南赈务会进行了这次颇具规模的灾民移垦活动。灾民的此次移垦并不十分顺利,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河南灾民的东北移垦。依靠社会各界的帮助和自身的劳作,灾民最终避免了被家乡灾荒吞噬的厄运。灾民移垦不仅解决了河南部分灾民的生存问题,同时对于开发东北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河南移垦灾民的土著化,这种意义体现得将更加明显。     

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及其政府应对

民国时期是河南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时期,不仅灾害出现的频率高,而且灾害的强度也非常大。为了应对灾害,政府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事实证明,没有政府的救灾措施,灾害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转型中的政府越来越有力地确立自己在赈灾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     

清末民初时调研究现状概述

虽然,与明代时调研究较为热闹的场面相比,清末民初时调几乎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但难能可贵的是,顾颉刚、郑振铎、阿英、赵景深等对当时地摊上时调唱本的搜集,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顾颉刚、阿英、李家瑞、赵景深等还写有一些研究文字,更具草创之功.当今学界的车锡伦、黄霖等先生也有一些研究清末民初时调唱本的文章面世.     

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过程时空特征分析

清末民初是天主教在陕北地区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当时陕北23个县中有天主教传入的占19个,广大农村是传教士传教的主要地区,清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即1901至1911年是陕北天主教发展的高潮期。陕北地区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与山西之间的37·5°N~38·5°N间呈东宽西窄的横楔形区域内,形成了一个天主教堂分布的相对集中区,其中又以西部靖边、怀远(今横山)和定边三县为天主教势力集中的重心所在。县域内天主教堂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本文主要依据相关地方史志,简要说明清末民初天主教在陕北地区的传播过程并初步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     

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5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

The Pairizhang (day-to-day accounts) found in Huizhou were mostly written by the pupils in old-style private school. They seem similar to a dairy in some way with the activities of family members (mostly male) as the main contents. However, they differ from modern diaries in many ways. It was a common practice in Wuyuan County to keep day-to-day accou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analyzing the 5 accounts found there, many underlying facts can be revealed, such as the time allocation of the main labor forc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easant’s family economy,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productive activity and the days and ranges of their outdoor activity, etc. All these findings can help u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easants’ life in Huizhou at that time. __________ Translated by Li Dan from Jindaishi Yanjiu 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08, (2): 11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