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rule in the judiciary: personnel changes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s judicial center, 1927–1937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1927, the Guomindang (GMD) gradually founded a national regime and started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governing the nation by the party.” But the party-rule was not implemented immediately and effectivel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ts judicial branch mostly hired former Beiyang judicial officials, who generally pursued the ideals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politics transcending party lines, ideals established in the Beiyang period. In 1932, when Ju Zheng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the Judicial Yuan,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GMD began to replace the Beiyang officials in the judicial center. This personnel change was completed around 1935. Meanwhile, due to national crisis and the GMD’s concern that the judicial status quo did not meet its political needs, the GMD began to emphasize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judiciary and to advocate the party-ization of the judiciary. Consequently, eight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GMD party members began to obtain de facto control of the judicial center, symboliz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shift from Beiyang judicial practices to GMD party-rule in the judiciary. Nevertheless, during the following years, the GMD failed to penetrate, dominate, and integrate the middle and lower level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where the judicial ideals and personnel structures still strongly retained their Beiyang legacy.     

传统法治文化对当前地方法治政府建设之启发

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华几千年国家治理的智慧结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特点,也存在自诞生之初就无法克服的不足之处,如强调人治、维护宗法、重刑轻民等。但是,传统法治文化有很多值得我们吸收改进的有益之处,尤其在教民、治吏与息诉这三点上,对当前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结合包括福建本地的一些法治实例,阐述传统法治文化的特点和不足,以"从严治吏"为重点,对如何更好的建设地方法治政府提出几点个人思考和建议。     

从苏州博物馆藏宋尺谈起

北宋尺的长短合今尺在30．9—32．9厘米之间,通常为31厘米左右。     

南明“奸臣”负面形象在后世的塑造——以田仰为例的考察

清代史家深受东林、复社门户成见的影响,在南明史著述中塑造了一批"奸臣"的负面形象。田仰虽有坚持抗清的事迹,但因与马士英关系密切,也被党社人士和后世学者视为奸臣。钱海岳《南明史》沿袭了传统观点,将田仰列入《奸臣传》。部分后世南明史著述为贬斥和丑化"奸臣",存在着不少歪曲史实之处。这些著述对田仰的抗清活动着墨甚少,并杜撰出他的若干负面事迹,使其形象遭到了彻底的奸邪化。     

从《苏州商团档案汇编》看近代苏州商团

1906年成立的苏商体育会是苏州商团的前身,也是近代中国较早由商人创办的新型准军事团体,1912年初发展成为苏州商团公会,直至1936年2月才宣告结束。与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商团相比较,苏州商团的特点是与商会的关系十分密切,组织比较细密,规章也比较完备,是统一的一元化组织,而且发展的历史较长,虽在政治上没有突出影响,但在维护地方治安和保护商人利益等方面却发挥了重要作用。180余万字的《苏州商团档案汇编》是国内外即将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商团档案文献资料,内容丰富,对研究近代苏州商团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商团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

以马克思主义对等级授职制批判为指导,分五个方面对古代地方政治的主流予以回顾和总结。强调历朝历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简直就是在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这个模子非它,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各种贪腐与黑暗的遗传密码正是在这个模子里得到了世世代代的传承和发扬。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政治,正是为了将古代地方政治制度史,写成活的地方政治制度史。在一般情况下,信息传递对地方政治的好坏,其作用是相当次要的。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地方自治——以莫塞的地方自治理论为中心

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莫塞（Albert Mosse1846—1925）1886年至1890年受日、本聘请,担任阁法律顾问。在此期间,他为日本近代法制,特别是地方自治法制的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地方自治理论对近代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读解其各个时期的有关地方自治的讲义及意见,我们发现,以法治国为目标,强调地方自治之于国家与社会的调和的重作用,是其地方自治理论的核心。     

从“文化标本”到“文化生活”——以苏州古典园林为资源的社区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苏州古城区现存的古典园林作为明清时期私家园林的典型代表,如同文化标本一般,体现了明清园林文化和风格。本文从苏州古城区的居住街区空间构成入手,通过重新评价古典园林作为街区空间资源的价值定位,探索居民生活和园林文化相互融合的途径,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了以苏州古典园林为资源的社区旅游发展模式,其特征为：旅游者和居民的利益统一在街区生活环境改善之上;以古典园林为平台形成旅游者和居民间的交流;园林资源保护的旅游者和居民双方参与。     

清末僧教育会与寺院兴学的兴起

20世纪初年,面对来自官绅双方的提拨庙产兴学运动之强大压力,在先后谋求藉信徒之力消极抵制和借助外来势力的庇护均告失败之后,佛界一部分寺僧开始自办学堂和组织教育团体来推进佛教教育.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来华日本佛界寺僧所带来的外交纠纷,作为官方的晚清学部于1906年颁布了教育会章程规范僧教育团体,从而建立起了僧界之间以及僧界、士绅阶层与官方之间的联络机制.虽然僧教育会当时影响不大,但它促进了近代佛教教育团体与佛教教育的发展,为民国以后的佛教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政治和法治的钟摆——以国家观念(文化)史为视角

法治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以确立政府应该负责的一种信念。历史上,法治从对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承认发展而来。国家在认可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同时规定了对自身的基本限制。西方现代法治进一步延伸了宪法控制政府行为的观念。法律制定是国家权力的明显体现,而被制定的法律是国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并对整个政府行为均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政府当局不能采取任何与议会或宪法相抵触的行动,意味着法律优先于任何的、所有的其他政府手段,受到立法机关法律的、政治的首要性的支持。借助国家观念史的演进历史来分析,可以说明政治和法治的钟摆始终是在回答为什么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权力守法)这两个问题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     

论东汉党锢的缘起与党人失败原因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争,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题中仍不乏剩义。本文主要考察党锢的缘起及党人集团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党人集团的失败绝非偶然,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总结。其一,把宦官作为败坏东汉政权唯一的罪魁祸首有失公允;其二,清流官员欲尽除宦官的计划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且他们的过激言论招致皇帝的震怒;其三,党人集团中缺少雄才大略的领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致使功败垂成。     

论英国与直系的关系

英国对中国的内战持中立态度,不支持包括直系在内的任何一方;在直系参战期间,英国扣留了直系的军火;英国虽然同情吴佩孚,但未向吴提供军火和经济援助;为维护英国在华权益,英国损害直系的权威;英国对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军阀采取的策略是“等着瞧”。不将“赌注”押在任何一派军阀身上;英国也不支持直系的另一将领孙传芳。因此,英国不是直系的后台。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江南田业会初探

清朝末年,在租佃关系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地主这一群体的组织——田业会。20世纪一二十年代,田业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统一收租事宜,共同对付农民的群体性抗租,但也有以集团的力量对抗官府过度索取之意图。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土地关系、租佃制度和农村关系的重大变化。     

"毋忧案是桩冤案"辨析——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之二

汉简《奏谳书》案例一记载了蛮夷成年男子毋忧因逃避"都尉屯"而被起诉,由夷道官吏审理,但未能判决.该案被上报廷尉,廷尉判处毋忧腰斩刑.本案诉讼程序完整,适用军法也符合汉初的司法要求,所以毋忧案是一则典型的军法案例.     

“毋忧案是桩冤案”辨析——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研究之二

汉简《奏谳书》案例一记载了蛮夷成年男子毋忧因逃避”都尉屯”而被起诉,由夷道官吏审理,但未能判决。该案被上报廷尉,廷尉判处毋忧腰斩刑。本案诉讼程序完整,适用军法也符合汉初的司法要求,所以毋忧案是一则典型的军法案例。     

生命的畸形博弈:清代命案中的顶凶现象新考

与历代诸多代人受刑的案件相比,清代命案中的顶凶案件有其自身的特点。顶凶案发生的原因和情节错综复杂,成为一种危害深重的畸形社会现象。发生时间表现为乾隆以降,数量逐渐增多;发生区域以福建、广东地区的械斗顶凶案件最为典型;立法过程表现为例文与司法的相互调适并趋向宽纵。从一手史料出发,对顶凶案件背后的生成机制和司法实践进行探寻和考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清代社会民众的政治生态、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透视出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实态。     

中共创建时期党内的几次争论

中国革命有着自己的特点,这在创建时期党内的几场争论中大都有所反映.然而从这些争论的结果来看,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党显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明确认识.这使得中共对于理论准备不足情况下,怎样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以及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如何建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两大与生俱来问题的解决大大地延误了.     

清代马铃薯在陕西的引种与传播

从清代陕西地方志等史料的记载来看,马铃薯引种陕西的主要路径大致有三:从东南沿海地区引入秦岭北麓山地;从川鄂地区引进陕南;从内蒙等地引种至陕北.受人口激增和马铃薯优良遗传特性等要素影响,清代马铃薯在陕西的传播范围相当广泛,在关中、陕南和陕北的高山冷凉地区及陕北沙地都有分布.在秦岭山区,马铃薯传播范围最广、社会接纳程度最高...     

略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

民国时期地方政治行为从主体到内容都是非常确定的。从纵向考察,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两大阶段的地方政治行为既有总体上的共同性,又有各自阶段上的特殊性。从横向考察,则包括内向性的自为地方和外向性的对抗中央两大方面。从政治学审视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可略见其诸种表征。     

试析中国传统法律刑事化之成因——从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之角度切入

通过探寻古代中西法律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揭示中国传统法律刑事化的深层文化原因,指出各文明选择的应是适合自己价值取舍的制度,而无优劣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