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

中国历代王朝奉行"人臣无外交"外事规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使得这一规则被打破,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获得合法地位。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进而体现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体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级外交体制,关道和县级衙门均承担程度不等的外交职能;总理衙门的建立,在中央层面打破了"人臣无外交"规则,外务部取而代之,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体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臣无外交"规则的回流。在晚清外交体制的嬗变过程中,"人臣无外交"演化为在列强强权政治挟持下的复杂体制,既蒙受着屈辱,又逐渐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和近代化。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下发生异变的趋向。     

毛泽东、斯诺与“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相对于传统外交而言的一种新型外交形式,作为一个术语被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然而,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时,中共的第一次“公共外交”活动就已经开始。     

从莫尼克公主到莫尼列王后

1956年2月,西哈努克亲王以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身份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当时中柬尚无外交关系,这无疑是一次打破常规的重大外交行动,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我被指派为全程陪同西哈努克的主要法语翻译,前往广州迎接。在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西哈努克亲王站在舷梯顶端     

21世纪初期美国对华金融外交——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为案例分析

随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交往和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外交在各国对外交往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金融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一个分支(1),被各国普遍作为在国际事务中保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自然也成为美国维护其金融霸主地位的首要工具和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中,这一手段集中体现在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     

试论战前法国外交失败的原因

二战前夕的法国外交贯彻了一条典型的失败路线。从三十年代中期赖伐尔主政时出现外交转向,到大战全面爆发,经过一番坎坷而屈辱的历程。一个向以欧陆盟主自居的泱泱大国,何以在外交上如此败落,这是发人深省的。 恩格斯曾经把历史创造的最终结果归结为“一个总的合力”,认为它是由许多相互冲突的单个意志融合而成的。如果一个国家贯彻某种外交政策的成败得失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     

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本文考论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的形成,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既定国策的层面,另一是外交运行的层面。主要利用洪武初年编辑的《祖训录》与洪武末年编辑的《皇明祖训》的相关内容,并发掘和利用明太祖外交诏令文书的大量实例,在对这两类史料经过仔细分析以后,认为所反映的明代初年外交实态是一致的,结论是洪武朝形成并奠定了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和平外交模式,这一模式形成具有特殊的意涵,意味着明代帝王明确摒弃了自古以来存在两千多年的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选择了和平外交,回避战争,表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而形成了明代外交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显著特征。并探讨了这一外交模式的转换,透视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张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进而提出以朝贡体系一元论解释明代外交模式的观点,应该有所修正。     

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研究 --兼论中法交涉中义利结合外交思想

本文立足于洋务运动史、近代外交思想史既有研究,利用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档案,考察中法越南交涉这一洋务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外交个案,探讨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认为义利结合的整体外交思想为洋务时期清朝政府的基本外交指导思想,从而反思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史研究中若干误区.     

颜惠庆与中苏邦交恢复

1932年12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式宣布两国无条件复交。此事件是中国政府在国联会议上反对日本侵略屡遭挫折之际获得的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该外交胜利不仅使中国在国际上突破了外交方面的困境,而且对于中国当时整个政局的发展都具有较重大的影响。本文拟从这一事件的中方主持者——颜惠庆对此事件的具体操作入手,来对这一事件作一初步的梳理,以此来展现当时中国内政与外交的某些特点以及这一历史事件具体的影响和意义。     

隆兴和议誓书“叛亡”条款与乾道初年宋金外交博弈

隆兴和议誓书中“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是宋金双方关于处置绍兴末年至隆兴时期战时越界军民的协议。而双方对于“被俘人”的不同理解,为日后的外交争端埋下了伏因。乾道三年,金朝依约取索“俘虏”,被宋朝回绝。乾道四至五年间,金朝镇压沿淮地区侍旺叛乱时,指责宋朝收容南渡的侍旺余党违反了和议。迫于压力,宋朝只得在发遣侍旺余党的同时,接受金朝取索“俘虏”的要求。这一外交失利触发了乾道六年南宋祈请陵寝与更正受书仪的外交斗争。乾道初年的宋金外交博弈,是隆兴和议时期矛盾的延续。博弈进程,由两国外交争端以及国内各派力量斗争共同推动。总体来看,两国内部维护和议的力量均占上风。这是隆兴和议得以长期延续、双方愿意根据和议条款判定外交是非曲直的前提。     

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尽管学术界近来已开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过对于其背后因素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于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的虚弱,在其决策者进行外交运作时,就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历史特色,通过对当时舆论的考察,就会更深层次地探究北京政府外交的两难境地。笔者在考察时,主要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以上海舆论为核心,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为第一手资料。     

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新中国外交在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 :一是革命性 ,即其主要原则是在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 ,同革命运动后期的实践有密切联系 ;二是“内向性”,即其外交决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和影响 ;三是过渡性 ,即其形成是从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向国家外交过渡的过程 ,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角色的转变。这些特征在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中存在了相当长时间。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 1 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 ,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 ,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 ,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 ,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超越争议 携手共赢——我所亲历的APEC

1993年2月,外交部正式任命我为中国APEC（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tion,亚太经合组织）高级官员。从双边交到多边外交,这是我外交生涯的一次重大转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訢)

奕訢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訢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讠斤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奕

奕是晚清朝政中一位资深人物。在他当政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的独立的机构来管理对外事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说是开了晚清外交近代化风气之先。以奕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明之士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晚清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并通过长期客观务实的外交实践和反思,推动了晚清外交和外交体制的近代化演变。本文旨在通过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被受命为钦差全权大臣同西方列强谈判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的渐变,探究其在《北京条约》签订前后外交思想渐变的深层原因和种种表现及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远东共和国对华外交中的过失——《远东共和国与中国》读后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的同志已注意研究远东共和国对中国的外交这一问题。《世界历史》1988年第3期发表的《远东共和国与中国》一文充分肯定了远东共和国的外交在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建立中苏外交关系中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一评价是属实的、正确的。但远东共和国外交中也有过失的一面,本文仅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作一些补充。     

“国民外交”背景下的中苏建交谈判（1923-1924）

1923-1924年间,苏联派出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为中俄两国恢复邦交进行谈判,双方最终订立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处理两国外交关系的系列文件,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加拉罕提出的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的举措虽不符合国际外交谈判的正常程序,但恰符合当时中国各界民众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从激进到保守的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使本来处境艰难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氛围下进行外交谈判。要了解这一谈判的动态过程,就需要回到当时的报刊资料之中,重建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形成的特殊政治氛围,并考察这一氛围对外交谈判的影响。     

评《汉代外交体制研究》

<正>汉王朝的统一及其强盛,使其成为公元前后长达四百年雄踞东亚、睥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其外交触角亦随之从东亚地区伸向了广袤的西方世界,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时代发展和外交新局面的需求,使其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促使其外交职能急速膨胀,构建了一整套相应的外交体制,从而把自先秦以来形成起来的中国古典外交体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发展阶段。它不仅在汉代发挥了外交职能的积极作用,而且还被日后诸王朝所取法,直至近代被欧美政治制度所取代。显然,这个时代的外     

外交舞台的幕后故事：我所亲历的礼宾工作（上）

编者按：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外交事业中,被称为“中国对外窗口”的外交部礼宾司见证了我国外交史上一个个重要时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时刻要同国内外高层领导人打交道,在普通人眼中,礼宾工作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本期,外交部礼宾司原代司长鲁培新先生,通过回忆他所亲历的礼宾工作,以及对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后历史细节的深层披露,来记录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外交部礼宾司在我国外交事业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3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新论

我国史学界正在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须对这时期的美国外交有宏观的了解,而这正是我们过去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本文试图以美国外交为背景,对抗日战争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加以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