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论坛》述评

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于上海创办了革命刊物《中国论坛》,它涉及到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史沫特莱、伊罗生及托派组织的多方面关系,过去学术界很少论及它。本文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并对其梳理,弄清该刊创办情况、出版内容、性质、停刊原因、复刊努力及其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和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中国论坛》述评

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于上海创办了革命刊物《中国论坛》,它涉及到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史沫特莱、伊罗生及托派组织的多方面关系,过去学术界很少论及它。本文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并对其梳理,弄清该刊创办情况、出版内容、性质、停刊原因、复刊努力及其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和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中国论坛》述评

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于上海创办了革命刊物《中国论坛》,它涉及到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史沫特莱、伊罗生及托派组织的多方面关系,过去学术界很少论及它。本文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并对其梳理,弄清该刊创办情况、出版内容、性质、停刊原因、复刊努力及其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和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影响的历史考察

历史研究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根本途径,我们应遵循历史主义的一般原则,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影响这一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明确联共(布)、共产国际、苏联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发展演变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全面客观地论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分析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发生失误和错误的原因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辨清是非,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先天不足的中国大革命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无不与陈独秀和莫斯科的指挥者密切相关。在中共早期历史研究中,抓住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环节,就找到了解读许多难题的锁钥。李颖所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研究,多有新义,不同凡响。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四大的分歧与斗争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行三人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该会讨论东方问题的一次大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之一刘仁静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受到亲临该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拉狄克的严厉指责,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拉狄克之间在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并担任此次会议东方问题提纲和决议审查委员会委员的陈独秀,针对这种指责和分歧作了四次发言。出乎意料的是,拉狄克置陈独秀的发言于不顾,在共产国际四大结束前,竟然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决议之外,签发东方问题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这一补充文件,推行他的错误主张,继续向中共和陈独秀施压。陈独秀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毅然提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充分显示出陈独秀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决策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     

简析红色文化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的教育资源。本文通过对红色文化内涵、红色文化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现状和意义的分析,提出了红色文化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运用的具体途径。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指导思想的演变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大革命时期,如何认识和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一直是共产国际在直接指导中国革命时所考虑的重要内容。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指导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变化过程。由于档案资料的不足,以往学者对这个变化过程,尤其是导致变化的原因,缺乏完整而清晰的论述。90年代以来苏联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史料陆续公布,对澄清上述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本文试图利用新近出版的档案资料,对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指导思想的演变勾画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并试图说明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及后果。     

中共六大的特点及其国际影响

中共六大是一次特点鲜明而又颇具国际影响的会议。其特点：一是不在中国而在莫斯科召开;二是筹备仓促,大部分代表不是经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央指定;三是代表党员人数统计不甚准确;四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召开,这对大会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六大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领导人提供一个直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情况的窗口和零距离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通过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讨论和总结,共产国际主动反省和检讨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不足与失误,并采取一些相应的积极措施;六大对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奠定了基础;六大的国际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积方面。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建佚闻

始建于1925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而创办的大学,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     

“三党竞斗”:中共在高校中建党的背景分析

在中国革命史上,共产党、青年党和国民党纵横捭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格局和走势。而三党竞斗的一个重要交汇点,就在于争取青年学生。在此后20多年三党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中,中共广泛运用思想交锋、党团制度、统一战线等斗争策略,从而确保其在国、青两党的攻击下立于不败之地。     

东北地下抗日斗争述论

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大小不等的地下抗日组织在东北各大中小城市的秘密战线进行抗日斗争。大体可分为四个系统：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无党派地下抗日组织、以无党派人士为主而各党派人士参加其中的地下抗日组织。上述地下抗日组织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其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则不尽相同,有侧重情报的,有侧重支援配合抗日武装部队的,有侧重抗日宣传和积蓄力量、潜伏待机的,有组织、发展实力,准备武装抗日的,有专事某项活动的,有各项工作兼做的。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不屈不挠,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风亮节。东北地下抗日人员虽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持有不尽相同的政治信仰,在如何进行抗日地下斗争方面的见解、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大敌当前,他们有着同样的战斗任务——抗日救国,怀着同样的爱国心,因此,在关键时刻和生死关头,相互救助,手足情深。     

民国前期红十字会皖北救援活动管窥

民国前期,中国红十字会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不断拓宽人道主义服务领域。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皖北人道救助行动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及其所属分会广泛参与兵灾、自然灾害及其他意外之灾的救助,减轻了民众疾苦,为保障民生,发挥了不能小视的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历史考察

本文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共产党统一内蒙古的过程的分析,论述了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意义。着重考察了内蒙古的政府组织与政党组织建立的相关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内蒙古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之间的关系。     

延安清凉山红色旅游发展的战略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新闻传播事业所形成的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在红色旅游中具有重要地位。清凉山承载着中国革命战争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厚重历史,有着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发展清凉山红色旅游,须建立"政府主导,各方参与、市场运作"机制,保持其核心竞争力;要以新闻传播行业及其高校为依托,开拓客源市场;活化清凉山红色旅游资源,强化游客精神体验等。     

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对华政策剖析--以苏联将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事件为中心

1949年1～2月间,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苏联驻华使馆却令人吃惊地追随正在逃亡的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有关苏联驻华使馆撤离南京的真正用意,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部分研究成果论证苏联、斯大林本人怀疑中国革命说法的基础.实际上,苏联驻华使馆撤离事件是苏联方面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双重对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既不是苏联方面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判断失误,也不是苏联方面坚持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相反,在意识形态(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苏联方面首先选择的是自身国家利益.苏联驻华使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撤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苏联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客观地看,苏联驻华使馆由南京撤至广州作为外交手段捍卫国家利益本无可厚非,但从联共(布)和中共共同的革命利益出发,上述做法显然欠妥.     

从俄藏档案看周达文生平事迹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周达文是贵州镇远出生的中共早期重要人物。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和工作,受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器重,《斯大林全集》中的《给丘贡诺夫的信》就是写给他的。由于他的后半生是在苏联度过,为研究他的生平事迹带来很大困难。俄罗斯新解密的档案材料,可以帮助我们考察清楚他的生卒年月、他在北京的革命活动、在留苏中共党员中的作用和地位、他坚持反对王明的宗派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并因此而被陷害致死,以及后来苏联最高法院为他平反等重要问题。     

李闻惨案之善后

1946年7月发生在昆明的李闻惨案,是战后中国政治史上一个影响十分广泛的事件。这一惨案出现在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前夕,遭到暗杀的李公朴、闻一多均为推动国共和谈的中国第三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加之他们惨死于同城,相隔仅仅三天,因而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多年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回顾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的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一事件是国民党失去人心的一个重要标志。李闻惨案已过去65年,但围绕这一事件的性质、责任、处置等方面表现的矛盾与展开的角逐,还有不少有待深入探讨的空间。如惨案初期关于事件性质的论争,即反映了不同政治势力立足于各自立场对这一事件的基本判断;惨案制造者的抵赖与歪曲,则凸现了不同力量在责任追究问题上的博弈;而国内外的强烈舆论以及美国政府的介入,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援华政策的实施;至于蒋介石处置该事件方针的形成和执行,同样表现了战后中国政治受不同因素制约的复杂与交错。对于这些目前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考察,显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李闻惨案为什么会给国民党统治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各种矛盾在战后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与演变。     

濒危世界遗产威胁因素分析与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对策

研究导致世界遗产"濒危"的威胁因素能够为我国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提供重要借鉴。对全球濒危世界遗产威胁因素定量统计发现:武装冲突、管理不力、工程建设是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自然遗产共同面临的三大威胁;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濒危因素还包括城市发展压力、不合适的维修/重建等;世界自然遗产濒危因素则还包括非法偷猎、捕捞,以及林业采伐、农业种植、放牧等农林生产活动等。中国世界遗产面临的首要威胁因素是旅游发展压力,管理问题、城市发展压力、水利工程建设等也较为突出。提出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建议:明确遗产旅游价值取向,加强高峰期游客管理,控制旅游设施建设规模;提升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探索世界遗产管理的新体系、新思路;妥善处理好城市发展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压力,积极预防极端自然灾害的破坏;严格控制世界自然遗产地内的道路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等。     

逡巡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选择——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再思考

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现实考虑,使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既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表现出明显的现实利益因素。单从意识形态或现实利益的角度认识和理解美国对华政策既不全面也不客观,应该说它是美国在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折的情况下,逡巡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艰难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