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对东北人民心理的震荡

阐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东北社会及民众心理的震荡、对民众民族心理的影响以及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对东北民众社会心理造成的冲击,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共满洲省委引导东北人民走上了民族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者,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人物,深刻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     

近代福建鼠疫的传播与社会影响

鼠疫是近代福建的主要传染病,它在福建的传播有其明显的地域特色。鼠疫导致了福建人口锐减,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给民众心理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关注这段灾难史,有助于加强对鼠疫等公众传染病的防范意识。     

金融危机对民众生活水平影响研究——以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英国为例

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英国发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一时期民众生活水平状况,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本文从危机爆发前英国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水平状况、危机的爆发及其政府遏制危机的措施、危机对当时的英国普通民众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对金融危机前后短时段的英国民众生活水平进行分析,以揭示危机对民众生活水平的影响,进而透视出金融危机的实质和英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明清道教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探析

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民众化趋势。在神仙功能上,唐宋以来道教的救世度人的群体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道教所崇祀的神灵,均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帮助人们解脱现实苦难,诸如关帝、送子娘娘、八仙等等。这一民众化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民众的功利性心理需求,从而为神仙信仰赢得了更深层的民众心理基础。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既是对明清时期社会动荡的积极应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统一与融合。     

明清道教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探析

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民众化趋势。在神仙功能上,唐宋以来道教的救世度人的群体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道教所崇祀的神灵,均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帮助人们解脱现实苦难,诸如关帝、送子娘娘、八仙等等。这一民众化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民众的功利性心理需求,从而为神仙信仰赢得了更深层的民众心理基础。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既是对明清时期社会动荡的积极应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统一与融合。     

陈鹏年“治河”政绩简观——以任“河道总督”为中心

陈鹏年是清初著名廉吏,在其担任河道总督期间,采取了有效的河道管理措施,包括选用河员、管理河道银、治理河道等,缓解了黄河水道的灾情,对当时社会、民生的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动员与控制: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的转型

国民党改组后,以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执政后的国民党,一改往日激进的民众动员政策,竭力淡化民众运动的政治色彩,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监督。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发生如此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其追求的执政目标业已实现,作为革命工具的民众动员已经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和控制社会遂成为其执政后首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其民众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囿于自身阶级基础的局限,变身为权威主义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控制型政党亦势所必然,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越大,社会对此"弱势权威政党"的反作用力和离心力就越强,最终导致国民党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     

沦陷时期东北农村基层政治结构的嬗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其所占领的中国东北农村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沦陷初期,日伪当局为实施治安第一主义,沿用中国封建社会的保甲制度,以此维护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殖民统治。后来,为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在基层建立起街村制度。不久,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统治者出于经济掠夺的需要,在基层社会建立了战时体制下的国民邻保组织。沦陷时期东北农村基层政治统治结构的变化,以及日本统治者为加强对东北基层组织和民众的控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是为其殖民侵略政策服务的。     

在建设幸福城市中构建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对于幸福城市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促进心理健康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减轻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提高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并提升民众幸福感。建设幸福城市的社会心理疏导务求常态化、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探析当前社会心理疏导存在的缺位感、无力感、单一感等问题,积极构建完备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社会心理疏导的配套关联机制,拓展社会心理疏导有效渠道是探讨其策略的三个核心着力点。     

试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的负担及边区政府减轻民众负担的措施

陕甘宁边区民众为赢得抗战的胜利,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特别是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封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坚定地依靠人民,勇敢面对当时的困难,为打破日、顽封锁而努力奋斗。同时,边区政府还努力关心和爱护人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克服困难,尽力减轻人民的负担。正因如此,边区最终克服了严重的困难,保证了抗战大业的顺利进行。并随着边区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民众的精神面貌更是变化巨大。     

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若干措施形成的回顾

80年代初,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对计划、财政、银行、物价、外贸等方面的体制改革近期可行性措施进行了集中研究.由于当时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是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下的一个咨询研究机构,有时甚至担负着协调各部门利益的角色,又由于它的联系面比较广,与国务院各部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有关大专院校等经济研究机构保持密切关系,所以,经济研究中心对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措施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广泛采纳.     

大本营时期吴铁城对广州社会治安之整顿——以警政建设为核心

大本营时期广州社会治安混乱不堪,给当时广州百姓的日常生活、城市发展以及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政权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先后两次出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吴铁城以警政建设为核心,采取了诸如设立军警联合督察处、增设新警种、加强警员自身素养、加大社会治安整治力度等措施,对当时广州社会治安的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世纪晚期法国反犹主义政治化原因初探

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西欧和中欧国家都出现了现代反犹主义思潮,其中法国尤为典型。当时,法国反犹主义的突出表现是反犹主义政治化,即反犹立法的确定、大规模的群众反犹运动以及民众对反犹观念狂热的、盲目的信仰。法国反犹主义政治化是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是宗教、思想、历史、社会、经济、现实的政治状况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和现实的政治因素。     

"疯狂"到"稳定":从民众视角看北平解放前后的物价变动——以《建国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北平解放前,物价高涨,解放后,共产党政权为安定民生、稳定物价采取了多种平抑措施。《建国日记》以详细、生动的文笔,记载了北京解放之初四次物价波动期间,共产党政权平抑措施对社会民众的影响。《建国日记》记载的历史细节,为认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真实的分析案例,以其为主体史料,考察这些稳定措施的实施成效,能认识共产党政权城市经济治理能力,以及理解共产党如何在短时间内稳定政权这一问题。     

解读1948年“杨妹事件”始末

1948年4月,重庆女子杨妹“九年不食”的报道见诸报端。随之,全国各地相继有自称不食者出现,社会各界及政府对此异常关注,全国范围内一度掀起了为期数月关注杨妹的热潮。“杨姝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得以迅速扩大是当时国统区恶劣的经济环境及生存条件之下民众心理与关切的集中反映。人们对“杨妹不食”的极大兴趣及杨妹等不食者“不食反为食”的矛盾心态及动机,无不从一特定角度描绘出国统区民众当时真实的生活及心理状态。     

黄河堤坝侵蚀因素及生物防护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其堤防特点显著不同于其他河流。黄河堤坝常常由于风蚀、雨刷以及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导致土壤被侵蚀,不仅影响到坝体的完整性,还会导致洪水等严重灾害。文章首先分析了黄河堤坝易于受侵蚀的主要因素,进而分析了堤坝生物防护措施的重要性以及现状,最后提出了加强黄河堤坝生物防护措施的主要对策。     

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卫生防疫工作述论

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疾疫流行广泛,疟疾、痢疾、伤寒、麻疹和流行性感冒等尤为严重。边区政府和军队从"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目的出发,积极建立各级卫生组织,颁布卫生防疫法规,开展积极的卫生防疫宣传和广泛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切实实施包括组建各种医疗组和卫生防疫队、帮助各级政权训练卫生防疫人员、协助地方卫生工作、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等各种卫生防疫办法,不仅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了各种疾疫的流行,巩固了根据地的社会稳定,而且转变了根据地民众的卫生观念,破除了根据地民众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增进了广大民众对边区政府和军队普遍的政治认同,为其后的卫生防疫工作尤其是新中国的疾疫救治和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碑刻资料所见明清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自然神、历史人物的崇拜,也有对宗教神灵、其他民间神灵的敬奉,这一现象在当地的碑刻资料中记载甚为详尽。民众对神灵的信仰集中体现了功利性、自发性以及地方性的特点,透过这些特性,可以窥探到明清时期忻州地区干旱少雨、战争频发的地理、社会环境。而民间信仰在保护自然环境、稳定社会秩序、调节民众心理方面亦生产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