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地区的沿革与建置

本文分两部分。先归纳了先秦以来博山地区的归属与建置,它先后隶属于弇中、齐县、嬴县、莱芜县、东清河郡、贝邱县、淄川县、益都路、青州府和淄博市等。金朝时为颜神店镇,雍正十二年设博山县。地名沿革略述博山地区的地名变迁。博山自古便有笼水之称,大概从唐代开始称为颜神,明清时期又名秋口,雍正时期开始称为博山。     

《旧唐书·地理志》幽州建置沿革四考

本文对《旧唐书.地理志》幽州建置沿革选取四条进行考辨,对于其中前后矛盾的内容加以辨析,对照其他文献并根据文例对于以前学者的论点进行重新论述。     

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

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针对元、明、清时期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争议颇多。总体而言,中国历史学界照搬了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之说。但这一说法没有从西藏地方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真实反映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教关系的实质。尽管宗教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仍未达到"合一"的程度。就其政教关系而言,"政教联合"一说更能反映西藏地方政教关系的实质。     

《绵阳市志(1840—2000)》“建置沿革”篇中绵阳得名考释补证

2007年12月,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绵阳市志(1840—2000)》历经22年(1985—2007年)艰苦努力,终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分上、中、下3部,共390余万字,是绵阳市历史上第一部全方位记载今绵阳市境内的历史百科全书。该志是在绵阳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经全市社会各界、各部门(单位)鼎力相助和市地方志办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完成的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该书出版后,获得省政府颁发的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成为当时市(州)及县(市、区)地方志系统唯一一部获省政府奖项的志书。     

固原地区元明时期佛造像概说

固原地区是佛教传入中国较早的地区之一,各个历史时期的佛教文化遗产较为丰富。元明清时期固原地区的佛造像,是梳理固原佛教文化的发展脉络、探究该时期固原地区的佛教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资料。     

元代河西地区行政建置的变迁

元代河西地区行政建置大致可分三个阶段:西夏行省、宣慰司、宣抚司、提刑按察司迭相交替时期,安西王相府与陕西行省兼领时期,甘州行省与宁夏行省分立、合并时期.河西地区元代行政建置较西夏时期最大变化为安西王忙哥剌白海行邸与甘州先后成为河西地区东、西部新崛起军政中心,且甘肃行省治所由中兴府徙置甘州.甘肃行省典型特征是军事色彩十分...     

恩施地区土家族傩戏面具的保护与传承

傩文化是一种远古的原始文化,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巫傩文化的渐渐融入民俗之中,广泛的分布于民间。傩文化中,人们大多认为面具作为一种神的物化符号,成为人神沟通的桥梁。     

隋唐以前兰州地区的行政建置及地名考议

关于兰州地区隋唐以前的行政建置、地名,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使得兰州地区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有突破。如兰州地区的最早行政建置,应该是秦始皇三十三年所置的榆中县。关于隋开皇元年置兰州总管府的性质和职能问题,隋开皇元年设立了兰州,同时设置了兰州总管府。这样就消除了过去在此问题上的含混和矛盾。     

荆南雄镇 楚蜀屏翰 唐崖土司城的选址与营建

唐崖土司城址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自治州成丰县尖山乡,主要遗存年代为明代中后期至清初(17世纪~18世纪初),占地规模约80公顷,为土家族唐崖覃氏土司治所。唐崖土司历史上大多为长官司、安抚司等,属等级较低的土司,管辖周围约600平方公里的领地。其地处中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东侧武陵山区,属长江上游支流乌江流域。土司城址包括城址,墓葬及外围设施。城址是遗址的主体,位于遗址东部临河较为平缓的区域。城址西部的山林中及城址周边,分布着墓葬、外围设施等遗存。现城址既符合土家族一般聚落选址的生产生活条件,又能满足土司城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功能要求,在辖域内条件最为优越,因此作为唐崖土司的司治所在,数百年延续使用。     

明代甘青地区的＂土官＂与＂土司＂

今甘青地区在明代时是否设有“土司”,学术界至今存有争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朝中央政府在今甘青地区设立的土官进行了梳理,并与西南典型土司制进行比较,认为明代今甘青地区广泛分布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卫所土司和僧职土司。     

元、明、清《一统志》比较研究

元、明、清《一统志》在中国方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三朝的《一统志》有着共同点,也有着许多不同点。本文试图从它们编纂的心态动机、资料来源、编纂机构、志书体例等几个方面作比较研究,从而提升人们对《一统志》进一步的全面认识,以及揭示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     

传承与创新:王阳明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经营及其影响研究——以水西、思田、永顺诸土司为中心

明代贵州水西、广西思田、湖南永顺诸土司地,战略地位甚为重要,朝廷经营得当与否,关涉西南稳定.明初对其推行了"轻言改流"道在得人"重在不叛"的经营方略,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促进了明朝边防建设.明英宗后,朝政变乱,经营不善,土司与明廷冲突时有发生,如何治理成了明朝之急务.对此,大儒王阳明在贵州、广西任职期间,创新使用前朝教化土司诸策,成功化解了水西、思田之叛,其经验教训值得学界关注.重温王阳明经营西南民族地区的这段历史,对深化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以及王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商民、商贸与边疆:晚清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研究

为确保蒙旗生计不受影响,清廷曾颁布禁令,禁止内地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后为应对西北用兵、蒙疆设治,又允许领票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到来,不仅在外蒙古地区形成了从事批发、放贷业务的西帮和从事零售业的京帮,还建构起以库伦为中心的内外贸易网络。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的商贸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外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维系清廷在蒙疆的统治、活跃库伦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乃至发展亚欧间的"陆上丝路",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边疆治理角度看,清廷的蒙疆商民管理政策又存在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