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上)

官商是封建社会经济和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清代的官商,以皇商、盐商和行商为著名。乾隆年间,随着封建政权对商人和商业资本压抑的加重,皇商和盐商逐步走上衰落破产的道路。至于行商,自1685年开海禁,设闽粤江浙四关,次年广东洋行制度建立,成为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达半个世纪之久。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更加强了     

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

清代前期实行的行商制度,具有对外贸易垄断所有权与垄断经营权相分离的垄断特征。它使具有官商特征的行商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行商握有垄断经营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行商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到清代专制国家、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行商、外国商人和中国私商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了行商制度的衰落,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专制国家与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     

清代广东行商家族与番禺学宫

清代广东行商,即十三行商,也称外洋行商,简称洋商、行商,由清政府批准承充,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他们是鸦片战争前唯一的对外贸易合法     

十三行闽籍行商家族联姻初探

<正>广州是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清代中国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是一批活跃在清代中晚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是经清政府授权垄断对外贸易的群体,以出色的商业才华拓展海洋商贸,加速广州发展成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期对外贸易的中心,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创立了辉煌业绩。从清康雍乾时代到道光年间一百多年间,广州涌现出一批较有影响的闽籍行商:如泰和行颜亮洲、同文行潘振承、怡和行伍秉鉴、义成行叶上林等。他们在十三行的     

被欧洲商人点赞的清朝“世界首富”

正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一口通商"后,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旧外贸制度的重要标志,而根据行商们的经济实力和威望选拔出的"十三行"领袖,称之为"商总"。第一位"商总"叫潘振承,因为经商重诚信而成为18世纪富可敌国的"世界首富"。潘振承(1714—1788),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早年家贫,学习做生意。后来,潘振承在广州为一     

中世纪西欧商人法及商事法庭新探

中世纪西欧的外国商人和外地商人都是行商。他们不仅在中世纪欧洲始终存在,而且还催生了商人法和商事法庭。商人法和商事法庭是为了行商的利益产生的,既克服了中世纪各种属地法的司法管辖权的局限性,也消除了各种普通法庭司法程序拖沓和缺乏行商参与等弊端,因此成为行商四处经商以及在发生纠纷时得到快速、公正判决的法律保障。     

清朝前期的商欠案及其解决

在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中,行商发生商欠的案例层出不穷,行商因商欠而破产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清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防止商欠案发生,但总由于未触及行商制度之根本而不见成效.清政府对破产行商进行严厉制裁,对行商欠外商债务积极予以偿还,但却对外商欠行商债务不闻不问,充分说明清朝政府对本国商民和外国商民政策的不平等.     

晋商成功之道（连载十五）

第八章"风险投资"用情人关系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商人与官府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是形象而准确的。官商好像是一对情人,明里看不出多少来往,暗里却是过从甚密。商人     

官商勾结多没好下场

从“高铁一姐”丁书苗的落马到“最美政协委员”刘迎霞的出逃,近年来,官商勾结的案例层出不穷。而在古代,官商之间勾肩搭背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社会地位的排列是“士农工商”,国家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在这种制度和文化下,商人缺乏地位与社会尊严,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独立的商业运转机制,“官商结合”成为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     

青藏地区冬虫夏草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变迁

阿尼玛卿山的虫草经济经历了三个不同形态和阶段。在"散挖-行商"阶段,高海拔草原成为季节性人口争相涌入和采挖虫草的公共资源。虫草商人处于行商阶段,市场体系尚未成型;在限采·禁采阶段,草原承包制在公有制语境下有名无实,各级政府介入分肥,限制和禁止的高压行政管理未能减缓外来人口的压力。随着政府角色从利益相关者转变为社会服务者,虫草经济开始对生态移民政策发挥积极作用,虫草商人也从行商中分离出来;在契约-电商的新阶段,草原承包制全面推行,牧民获得草原收益和管护的权利。市场体系建立后,契约交易发展迅速。虫草电商的崛起加剧了虫草资源的竞争和垄断。虫草给牧民带来生计机会和草原经济的繁荣,同时也给草原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和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藏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政策设计应着重维系人类、文化和自然的连续体以促进草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清代广州外销丝绸上的康乃馨

正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丝绸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伴随世界地理大发现,东西航路开通,标志着世界性海洋贸易圈逐渐形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历两千年而不衰的贸易大港,尤其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了"(洋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的上谕,欧美各国商人仅允许在广州口岸一地进行通商贸易,西方人称之为"一口通商政策"(theonlyportpolicy)。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商行,垄断着丝、瓷、茶大宗商品的商业贸易。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就是对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外销丝织品贸易盛况的描述。     

明代官商一体化及其对封建经济的强化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执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不少官员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从事商业,成为"绅商"。商人也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插手政治领域,干扰国家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行。总之,在明代后期官僚与商人形成了一种共同体深刻地影响着明朝政治经济的走向。再次探讨官商一体化,希望对当今官商分离政策的长期落实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着一丝警示作用。     

十月革命后苏俄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两项基本政策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久,依据列宁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思想,在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基本形势之后,制定了两项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政策。第一,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是苏维埃政府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基本实现对国家主要经济命脉控制的基础上,制定的逐步将全部对外贸易归由国家指定的机构和组织统一经营的制度。列宁把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制高点之一,认为它对顺利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具有重大意义。列宁指出,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     

十三行史话：广州第一藩商洪顺官的兴衰沉浮

<正>清朝初期,广东官场人事更迭。李士桢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致仕,吴兴祚也因受到言官弹劾,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卸任。开海贸易以后,除当年的“藩商”势力外,广州又冒出了以两广总督为靠山的“总督商人”,以广东将军为靠山的“将军商人”和以巡抚为靠山的“抚院商人”,号称广州“四大官商”,把持全部对内、对外贸易。     

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

1837年,在广州经营着数额庞大的对外贸易的兴泰行破产,欠下外商债务共240余万元.兴泰行债主(主要为英国散商)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申诉.邓廷桢命行商首领会同英人清理债务,并在长时间的争执后确定了赔偿方案.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对英赔款中,即包含了部分兴泰行债务.兴泰行商欠案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主要是由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结束,使兴泰行这样的小行商失去了一层保护,而东印度公司在此后对广州贸易施加的影响,则恶化了行商的经济处境.兴泰行和其他行商在作为当时进出口贸易之大宗的茶叶贸易和棉花贸易中,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也难以取得利润,反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兴泰行商欠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     

浅析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当时清政府指定的专营对外贸易的一个垄断机构,它是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洋行制度,在其存在年间完全充当清政府对外贸易的门户,担负着清政府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责任,在中国经济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

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李晓北宋在东南地区和川陕地区都先后实行过榷茶制度,其中东南实行至仁宗嘉四年之前,川陕开始于神宗熙宁七年之后。北宋榷茶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官府首先严密控制茶叶生产,几乎完全垄断了茶叶资源,然后高价把茶叶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     

广州十三行堆满钱银的“帝国商行”

秦汉以来,广州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由此始发通往世界的贸易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17、18世纪,随着欧美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的开辟,广州成为外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和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海禁取消,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在粤建立洋行制度,由十三行行商专营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试析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和区别

试析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和区别丁长清商人会馆、公所和商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明清时期,有的行商变为坐商,常挚家眷在外地城市寓居,有的地方反客为主,“十九皆客商”。这些商人在所到城镇港口成立字号、坐庄等派出机构,进而成立以行业关系为纽带的会馆、...     

浅析宋代榷茶制度与官府垄断下的茶市贸易

榷茶制度是在官府的垄断下一种茶叶专卖制度,榷茶制度始于唐代,兴于宋代,衰于清代。宋代官府围绕榷茶不断地变革,总体上是关于贴射法和交引法两种制度的不断交替完善,显示了官府人员在茶税制度与政府利益上的智慧。宋政府通过官办榷场隔断商人和园户的联系,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宋朝政府不仅依靠榷茶制度获得是高额的税收,并且还通过垄断茶叶贸易,在商人与园户之间斡旋,获得巨大的差额利润。但是园户在榷茶制度下遭受到了严重的劳动与经济剥削,于是园户与政府和巨贾豪绅的矛盾逐渐激化,导致宋代社会中反官榷制度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