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加盖藏文券的考实与农民银行加盖藏文券的发现

近年来,海峡两岸钱币界人士,对中央银行加盖藏文法币券(以下简称“央行藏文券”),颇多关注,议论纷纷。从已发表的台北、上海两地文章来看,皆有错有漏。影响较大的中国近代纸币专著《中国纸币之沿革》、《中国军用钞票史略》和《中国纸币图说》对此也有论述,并收有一元至一百元的图片,但真伪不分。另外,有一种中国农民银行加盖藏文法币券(以下简称“农行藏文券”),却由于极为稀少,迄今尚未引起人们注意。为此笔者不揣冒昧,略抒己见,就正于海内外钱币界。     

揭开“中央银行加盖藏文军用票”之谜

一九四八年秋,上海集钞市场上曾出现过一批“中央银行加盖藏文的军用票”。所谓军用票系以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由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刷的中央银行壹元、五元、拾元、五拾元、壹百元的五种面额钞票、在正背两面加盖红色或黑色的两行西藏文字而成。当时集钞藏家、不惜花高价、竞相争购、以能获得整套的“军用票”为快。也就在同一时期里,有钱万能其人,化名“暗生”编写的《邮钞快讯》创刊号揭露刘行方代销伪加盖藏文军用票和加盖重庆地名的     

浅谈旧中国中央银行钞票印有《复兴关》图案的由来

最近去南京夫子庙集币市场,觅得1张中央银行民国三十年发行的50元法币券。此票横式,长158、宽85厘米。正面为绿色,上方左向横印中央银行,两边为券号。中间右则皆为一座牌坊图案,左则是面额伍拾元。稍下左印为中央银行付总裁,右印皆是中央银行总裁。背面为棕色,中间由几何图型与50面值组成。左下签名是田亦民,右签名为李觉。     

日伪时期汉口流通的钞票

武汉沦陷后,汉口市面曾经流通过三种钞票,即法币、军票和储备券.现分述如下:1938年10月25日日军侵占汉口,法币允许流通,法币即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中国农民银行所发的钞票、日军当局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种钞票中票面在10元(包括10元)以下者,仍准流通;票面为50元及100元则禁止使用.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全部停止使用.     

中国银行孙中山像百元法币券初探——兼述中行最后一张“改版券”:“无地名孙中山像百元法币券”

<正>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美钞版中国银行孙中山像法币券(略名"二九美"),定印时为五、十、百元券三种;续印时增加二十五、五十、五百、一千元券四种。这样,"二九美"的面额增至七种。~①其中五百、一千元券两种(券面年份为1942年)未交中国银行。~②这七种面额之券中,五、十、二十五元券与两种未交中行之券券面无地名,五十元券为重庆地名,惟百元券有"重庆地名"与"无地名"之分。为理清"孙中山像百元法币券"(以下称"孙像百元券")这一钞券现象的原委及其相关的券     

1936-1937年广东币制改革的券币比率之争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被视为统一全国货币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各地改革步调并不一致.陈济棠军事割据是国民政府在广东推行法币政策的最大障碍,财政部多次派员商洽无果而终.自1936年7月广东“还政中央”以后,国民政府再次派要员南下改革广东币制.如何确定券币比率引发诸多争议,商界大多主张“不超过加三”,财政部以毫券准备金不足为由暂定“不超过加五”,商界反复交涉亦未能变更.1937年1月以后,面对涨价风潮和金融风潮,商界要求减低券币比率的呼声再起,并得到广东军政当局的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迫使国民政府于1937年6月公布将券币比率改订为“加四四”.广东券币比率的最终确定实质上是各方经过反复博弈后在国家与地方利益之间达成的一种平衡,这表明在中央强化集权、垄断金融的态势下,地方仍有争取利益的空间.     

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

正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所发行的具有特殊性质的一种红色货币。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区市场变为主要流通国民党政府的法币,而法币多为主币,是在辅币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发行的。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     

银元券辅币券的几种版别

南京国民党政府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央银行,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中央银行总裁,开始发行钞票,直到1949年撤出大陆,先后发行了三次纸币。第一、二次即法币和金元券的发行情况,已有不少的专家学者作过全面的论述。第三次发行的银元券则是在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大陆的绝大部分省区已经解放的形势下,在西南和极少数未解放的部分省区内发行,因此,发行面不广、时间又短,影响木大。本人曾在1985年就“银元券的发行与崩溃”作过专题论述,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上,但未涉及到银元券发行的版别、券类,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专题…     

江苏省农民银行的新记版纸币

1935年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将货币发行集中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农民银行等国家银行。但因准备仓促,辅币发行严重不足,至使市面商品交易找零困难。因此,1936年国民政府又准许地方银行发行辅币券。江苏省农民银行作为江苏省的主要地方银行,财政部于1936年3月引日批准发行纸币。该行先后发行了徐州平市官钱局改版券、民国二十五年大业版辅币券、民国二十五年大东版辅币券、民国二十八年大东版一元券、民国二十九年裕兴版一元券。民国三十年大东版一元券。1941年10月,江苏省农民银行又发行了新版纸币。因为该版纸币是在新记印刷…     

从一张巨额支票看旧中国法币的崩溃

近从一泉友处看到一张1948年8月11日由上海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浙江兴业银行总行国币壹佰亿元的支票。该支票为竖式,长178mm,宽85mm,支票号数为“0998238”。浙江兴业银行是旧中国主要商业银行之一,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总行原设杭州,1915年12月迁至上海。支票上的国币,即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它是在法币恶性膨胀,即将停止流通,国民党政府紧急进行货币改革时开出的,金额之大令人咋舌。中央银行法币券的最大面额是壹万元,按照银行整理票券100张为一把,10把为一捆计算,即使100亿元的票券都是最大面额的法币票券,也多达1000捆。需40个钱箱容装,三四辆运钞车才能运送。由此可见,当时通货膨胀到了什么程度。本文现从货币的发行角度进行一些探讨,以求弄清法币的最后崩溃情况。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领券制

民国时期没有发行权的银行、钱庄等纷纷向中国、交通、中央等政府银行和其他有发行权的商业银行领券使用。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了法币制度，领券制演变为其它行庄向中中交农四行领用法币。抗日战争爆发后，领用法币合约无法按期解约，先后展期三次。随着发行权的逐步统一，领券制逐渐衰退。     

中、中、交三行上海地名券上的暗记——兼述民国时期的银行领券制度

在近现代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上。纸币票面上除了加盖有与纸币发行单位有关的图章印记外。还加盖有各种记号。这些记号有的属于明记,有的则属于暗记。明记是指那些含义明白的记号。暗记则是指那些意义暗指的特定记号。在整理有关民国时期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纸币资料时．发现这三家银行在某些年份发行的地名券上．不仅加盖有这种具有暗指的特定记号。这些暗记的位置也具有一定的规律。这便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这种暗记的出现可能与民国时期的领券制度有关。     

用陕苏区改制代用币

191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财政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整理广东纸币办法及拨用盐款合同》,规定由善后借款中整顿盐务费内拨出一百万英镑为准备金,由中国银行发行伍元特别券,用于收回广东辛亥革命时军政府发行加盖军政府戳记的原广东官钱局钞票和此后的粤省军政府军用钞票。中国银行广东伍元特别券在许多著作和资料中都说是大洋券,暂没见有实物(只见有民国二年版中国银行伍元券加盖“广东”样票),柏文则认为是“发行五元毫洋特别券”,并对民国二年版广东省银行伍元加盖“中国”和“毫洋”字样券是否为特别券持有疑义(插三上图1…     

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

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初期,试图通过速战速决。摧毁我国包括货币金融在内的经济体系,并在其占领区强行使用军票等。在其初步企图未能得逞后,从1938年起日本采取利用法币政策,先后通过建立伪银行等,发行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与法币等价行使,套取外汇,以打击、贬低法币的外汇比价,破坏法币币值。在1937年至1941年抵制日伪的货币金融破坏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曾配合国民政府组织会员行拒绝使用伪满钞票、日本新金币等敌伪货币。银行公会还参与制订并组织遵行政府当局的金融政策、法规,在上海租界先后组织会员行拒绝参加敌伪金融机构,阻止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的行使。这也引起日伪势力的仇视。尽管如此,上海银行公会参与抵制日本货币金融侵略,曾收到明显的效果,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认可。     

四川省银行改制五角券

我于80年代初收集到一个鲜为人知的钞样——四川省银行辅币券样本。我走访了许多民国老人及集币爱好者,查阅了数千卷民国档案,终于查明了该券发行的历史原因。 1935年,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手段,逐步以法币换回各省钞票及     

五十年前学唱的一首歌

全国解放前夕,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苟延残喘,宣布废止法币,大量印发金元券,以金元券1元抵法币300万元在市场上流通。结果丝毫未能起到抑制物价上涨的作用,反而使物价一日三涨。批发物价上涨120万倍,零售物价涨得更猛。金元券自发行到停止流通前后不到10个月,就成为废纸,彻底崩溃,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1949年春季,我在浏阳县中庸乡中     

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新疆钱币图说（五）

“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是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三种地名券中的一种,另两种为“中央银行越南流通券”和“中央银行东北九省流通券”。“中央银行新疆省流通券”是1945年吴忠信主政新疆时,中央银行专为取缔新疆省银行发行的“省币”、统一新疆纸币发行权而印制发行的。5月25日,吴忠信利用在重庆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便,与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鲁白纯商谈,决定俟新疆省预算确定后,自当年8月1日起新疆省银行停止发行纸币,改由中央银行印制发行“新疆省流通券”。该“流通券”由1944年1月4日开业的中央银行迪化分行发行,重庆中央印制厂制版,…     

袁头加盖“苏维埃”银币不全是“仿造品”

《中国钱币》创刊号,钱币知识栏,郁祥祯同志所撰《袁头加盖“苏维埃”版银币的由来》一文中指出,改盖“苏维埃”三字的银元系钱币商平玉麟及曾任福建造币厂雕模工李仲清伪加臆造的,郁祥祯同志亲自参予调查自有其可信一面,但最近我们去湖北省调查湘鄂西根据地货币印刷和发行历史时,了解到当时湘鄂西苏维埃政府一面发行统一的鄂西农民银行信用券纸币,一面保证信用券可兑换现洋,现洋也准许在市面流通,但为了防止现金流向白区,故在现洋上加盖“苏维埃”三     

新发现湘赣省工农银行壹元“永新”券

1990年,我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所在地的江西省安福县收集到数枚罕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1932年壹元银元券。券的正面图案为马克思、列宁头像,背面印“工农银行五大任务”,尤其是采用“亚、欧、非、美、澳”的编号,独具特色。在整理这些纸币过程中,我发现一枚编号为“澳14081”的壹元券,背面左上框内加盖“永新”方形印章,不解其意(图1)。带着这一困惑,在与同好交流时,均未能见到类似的加盖券,故认为是苏区银行工作人员或他人随意加盖上的,未向外界披露。无独有偶,2003年,我又收集了几枚湘赣苏区货币,再一次发现湘赣省工农银行壹元…     

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币制改革述评

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实施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其持久不懈的努力,初步建立了我国完善的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和中央银行制度,并逐步实现了对国内流通货币的集中发行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