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文献通考馆与三通馆诏开的经过

乾隆十二年(1747),清高宗下令开馆纂修《续文献通考》。修《续文献通考》的动议与清廷校刻“三通”的工作有直接联系,在校刻“三通”开始后,曾有人提议一并校刻明王圻的《续文献通考》。高宗皇帝否决了这一提议,并进而决定纂修一部新的《续文献通考》,遂成为开馆之肇因。乾隆三十二年(1767),高宗皇帝又下令将续修的范围从续《文献通考》扩大到同时续修“三通”,由此新开三通馆。根据内阁大库档案等相关材料,可以对续文献通考馆和三通馆诏开的经过有更详细的考察。     

王圻《续文献通考·道统考》二题

《道统考》为王圻《续文献通考》所增益的“六考”之一,其中所谓“理学名儒类”,是《道统考》所包容的内容。但是清初重修《续文献通考》,在剽窃王圻原书的同时,也以芜杂为由,把包括《道统考》在内的六考全部删去。显然,清初的馆臣没有意识到王圻安排《道统考》于《续文献通考》中的苦心。研究《道统考》在《续文献通考》中的地位,是研     

王尔烈简介

王尔烈,字君武,号瑶峰(又名仲方)。生于清雍正六年(1728)。祖居河南,明末定居辽阳城南三十里风水沟。自幼性行纯静,聪慧好学,工诗文,善书法,被誉为“辽城第一书法家”,乾隆四十四年(1771)中二甲传胪,同年入翰林院,授翰林院编修,四库全书处纂修并三通馆纂修,后累官陕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大理少卿等职。晚年辞官掌教沈阳书院。     

乾隆写于河南的对联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对汉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曾开博学鸿词科,访求书籍,完成《明史》、《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等书编纂;又曾开四库全书馆,历时10年,编成《四库全书》。他本人则诗词、对联皆通,而且创作数量很大。他曾数次来河南,留下了一批堪称上乘的对联佳作。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清高宗巡祀中岳,有题中岳庙数联。天仙宫联云:石宝灵虚参秘,玉膏凝润普元符。“”和“符”是道家用来“驱鬼召神”或“延年益寿”的秘密文书。对联以皇家口吻赞颂天仙,一派阔大气象。行宫联云:仙馆挥弦调颍水,书岩琢句撷嵩云。借…     

宋代馆职的名实与职任

宋代馆职从职能上可以分为狭义的馆职与贴职两大系列。狭义的馆职是有具体职事的馆阁官，贴职则系由他官兼领的职名。馆阁职事官的员数主要依需要而定，贴职则没有具体规定。专职的馆阁官有校书、修书等“职业”及轮直制度，其他或兼领馆务，或带职外任。元丰五年崇院并入秘书省，原有馆职与贴职作为职事官与寄禄官的关系发生转换，但馆阁的职能并未改变。     

说六通

“三通”,是大家熟知的重要的史书。“三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有人在“三通”以外,加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叫做“四通”。还有人要再加上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叫做“五通”。我的意思认为,可以提出“六通”来,就是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在五十年代,我曾把这个意思跟同志们谈过,现在觉得这个看法还符合事实。但“三通”和《通鉴》卷数多,《史通》的典故多,《文史通义》的创见多而文字简奥。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史     

新发现的四库全书馆誊录档册考述

新发现的四库全书馆誊录档册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武英殿四库全书馆的工作档案。其内容有关《四库全书》纂修初期武英殿四库全书馆的誊录人员、誊录书籍、稽核、分等、奖罚等,涉及四库全书开馆初期誊录《四库全书》典籍时底本的选用等问题;有助于丰富对纂修《四库全书》流程的认识,也为其他《四库全书》相关文献,如《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翁方纲《纂校四库全书事略》等文献的断代和互证提供参考。     

明四夷馆“女真馆”和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

明四夷馆“女真馆”和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均为教习女真语言文字并负责翻译女真文书的“译学”机构。四夷馆和司译院培养的通汉语和女真语言文字的翻译人才,在明朝、朝鲜与女真的交涉中起到了重要的语言媒介作用。自正统年间开始,部分地区的女真人与明朝交往时,往来文书改用蒙古语,以致出现了明朝四夷馆鞑靼馆代译女真文书的现象。同样,朝鲜司译院给女真部的文书也以女真和蒙古两种文字进行翻译。     

浅谈高校图书馆办馆理念

图书馆办馆理念是图书馆的灵魂,决定着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纵览全国很多高校图书馆的办馆理念,将其归纳为六个坚持:服务是核心、资源是基础、素养是前提、技术是保障、创新是动力、特色是生命,本文围绕这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蒋氏《东华录》的作者是谁

《清史稿·艺文志》记蒋氏《东华录》的作者是蒋良骥,新版《辞海》亦同是说。事实上,作者应为蒋良骐,试辨正如下:“蒋录”自序记载是书为蒋良骐撰。嘉庆《全州志·蒋良骐传》载良骐有弟良骥,蒋良骐,蒋良骥实为二人。《清朝续文献通考》作“东华录蒋良骐撰”是正确的。那么何以致误呢?我以为“骥”“骐”是同义词,又是叠韵关系,二词使用上,“骥”多于“骐”,故易“骐”、“骥”不分,将“骐”作“骥”,一直家居、声名不著的良骥,顶替了在清朝国史馆任纂修官的乃兄,成了“蒋录”的作者。对此,应予纠正。     

世博会沙特馆正式“复出”

被誉为“月亮船”的原上海世博会沙特馆于9月28日正式对公众重新开放,成为上海世博会闭幕后首个“复出”的外国国家馆。首日1．4万张门票备受追捧。     

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本初探

清代国史馆及民国清史馆在百余年间共纂有八个成体系的清史《儒林传》稿本,其中马其昶所负责的第七次稿的纂修情形一直以来并不被充分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档案中有两册署“马其昶”之名的《儒林传》稿本,是马氏的纂修成果遗存,揭示出清史《儒林传》第七次稿的具体面貌。该稿本是在缪荃孙第六次稿基础上调整修改而成的,内容颇值得关注,如《马宗梿传》《江永传》《戴震传》等传记,呈现出有别于第六次稿的历史书写,反映了马其昶编纂清史《儒林传》的思想宗旨及其对清代学术史的理解。     

浅谈“不屈战俘馆”的陈列特色

建川博物馆是一家民营博物馆,业主民营企业家樊建川多年来致力于抗战、革、民俗物的收藏。建川博物馆聚落位于四川大邑的安仁镇,占地500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推出了抗战系列的“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川军抗战馆”、“不屈战俘馆”。开馆半年多来,社会反映良好。尤其是“不屈战俘馆”陈列颇有特色,现作一浅析。[第一段]     

洗石庵敬慈素食馆

内的敬慈斋馆也是广西境内远近闻名的素斋馆，大多数的素菜都是庵工制作，如“洗石素饺”、“年年有余”、“不可思议”“宫廷玉液”“手层百叶”、“跳出苦海”、“玉结福缘”等，凡是来素斋馆吃过斋饭的人无赞叹。     

“中华魂”文史研究馆书画名家作品展在京举办

3月20日至25日,由北京、上海、广东、安徽、贵州、内蒙古等六省区市文史研究馆共同发起,中央文史馆指导,北京市文史研究馆主办的“中华魂”文史研究馆书画名家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次展览     

乡镇红色文化主题馆实践探析——以通东革命老区红色记忆馆为例

红色文化主题馆是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是弘扬中国革命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乡镇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与红色文化传统,乡镇居民也是博物馆教育受众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乡镇建设红色文化主题展馆对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有着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通东革命老区红色记忆馆建设中问题的梳理,阐述应对策略,解析建设流程,以期可以对其他乡镇建设同类型红色文化主题馆提供借鉴。     

论新时期文史研究馆的宗旨和荣誉性

设立文史研究馆,以“敬老崇文”为宗旨,其目的与意图,是党和政府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传承与弘扬。秉承这一宗旨,将具有名望的文化老人实施终身制供养,这是文史研究馆的宗旨与荣誉性相得益彰的集中体现。     

大兴“二朱”与四库全书馆

大兴朱筠、朱珪兄弟是乾嘉时期学术界的重要领袖,两人都曾直接参与《四库全书》的纂修,朱筠对四库全书馆的开馆有首倡之功,朱珪则主持了山西采进书籍的工作,此后两人又先后在四库馆任职,分别担任纂修官和总阅官。通过对"二朱"在四库馆任职期间交游和活动状况的考察,可以看出,四库馆内存在一个复杂且联系紧密的关系网络。四库馆臣间或为师生,或为同年,或为姻亲,或为旧友,不仅同在四库馆内参与修书,在馆外也时常一同宴集、出游,交流思想、讨论学术,这些联系和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四库全书》在兼采汉宋的前提下,崇汉抑宋学术立场的形成。朴学思潮的兴起是四库全书馆得以开馆的关键因素,而《四库全书》的纂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朴学思潮的发展。以"二朱"为线索,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这种互动影响是如何一步步发生、扩大的。     

道光帝珍妃即常妃考

《星源集庆》、《清朝续文献通考》、《清皇室四谱》和《清列朝后妃传稿》等许多清朝官书和个人著述中,都将珍妃和常妃作为道光帝的两个妃嫔加以记载。作者通过对大量书籍和清宫档案的梳理并分析后,认为珍妃就是常妃,是一个人。     

郑樵与《通志》

宋代兴化(今莆田),有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叫郑樵。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几十年如一日,在家乡读书、教书和著书,走上一条自学成才的成功之路。他的代表作《通志》与唐杜佑《通典》、元马端临《通考》合称“三通”,为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的说法。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