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翰林医官家族的社会生活与知识传递——兼谈墓志对翰林世医的书写

本文根据唐代晚期翰林臀官世家段氏家族的四方墓志,讨论了其家族历史、男性成员的医官生涯、医学知识的传递、家庭内部的情感关系、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问题。并尝试通过对墓志书写的细致解读,展现与传世文献记载中翰林医官不同的“形象”,展开唐代晚期翰林医官日常生活的历史。     

荥阳后王庄唐墓发掘简报

2003年3月～6月,在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后王庄发掘几座唐宋时期墓葬,其中两座唐代墓葬出土有墓志、陶罐、铜钵、铁剪刀、瓷罐、铜钱等。墓志形制特别,其志文不仅为同类型墓葬的断代提供了帮助,也为地方的文献记载提供了佐证。     

《常公遂墓志》《常氏墓志》考释

2006年,临城县文物保管所征集到唐代《常公遂墓志》一合与《常氏墓志》一方,志文记载了墓主与唐代大诗人常建的血缘关系,解开了常建的祖籍之谜。其志盖的八卦、天干、起手哀歌齐全,在我国出土墓志中很少见,对研究隋唐墓志的形制与纹饰有重要价值。     

新见《唐高惠墓志》考释

本文对《唐高惠墓志》进行录文、标点、补残,对志主之先世、志主及其夫、志主之子及撰志者等人的生平事迹作了比较详细的考释。墓志志文清晰地记载了志主的家族谱系、卒年及葬地等信息,可与传世史料互为映证且有所补益,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和阙漏。     

江苏泰州新见唐代墓志略考

江苏泰州新发现一方唐故左清道率府仓曹参军卢公墓志,志主是唐代大族范阳卢氏的一员。志文记载了志主家族世系、仕宦经历和婚配情况,为研究唐代范阳卢氏世族提供了新史料,亦可补正相关史籍记载。志文中所载志主服食求仙一事为研究唐代的道教信仰及习俗提供了比较重要的资料。     

陈法子墓志所见入唐百济遗民史事研究

洛阳邙山新出、归藏于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之《大周故陈府君墓志铭》为近年来出土之罕见入唐百济移民墓志。志文主要记载了陈法子先世源流、其曾祖以下的家族世系、显赫仕途及其本人入唐前后的仕宦经历。墓志为研究百济教育制度、官制、政区、族群结构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补史之阙。从中亦可管窥唐廷对百济移民的安置政策、百济移民于唐代军事系统之融入以及百济移民在唐代士民社会中的族裔感知、家国情怀。     

唐清河张氏墓志考

1993年,北京文物研究所在房山县医院清理了一座唐代夫妻合葬砖室墓。墓葬早年被盗,只出土了男主人墓志的志盖和女主人墓志。男主人墓志盖上篆"李府君墓志"。女主人墓志保存完整,志盖上篆"唐故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故贝国太夫人清河张氏墓志铭"。当前,学者一般认为李府君即为唐开元年间奚饶乐都督李诗。结合张氏墓志志文和相关文献记载,通过对男墓主姓氏、官职、子嗣和卒年等方面的考证,李府君实为另一位奚饶乐都督李归国,而非李诗。     

一通稀见的唐代单面复刻墓志考释

一块墓石单面镌刻两篇志文,这在唐代墓志中十分罕见。本文对该墓石的两篇志文内容做了初步考释,重点对"吏部常选"、墓志的出土地进行考证,并对墓志单面复刻的原因做初步推测。     

新出唐李进忠墓志考释

唐李进忠墓志是新出材料,志主作为昭义军的中级军官,其志文为研究唐中后期藩镇割据形势及藩镇的军队组织体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志文中所保存下来的古村名也为地方志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最珍贵的是,此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史籍上未见记载的折冲府——涬源府,是对唐代折冲府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唐《李楷墓志》略考

西安碑林博物馆入藏《李楷墓志》,较为清晰地记载了志主家族、生平及葬地等情况,通过对志文的梳理,并与相关史料、墓志相互印证,对李楷及其家族谱系有了一定的分析考释。在碑文中涉及了唐代的一些历史事件,也可补史阙。     

唐《李荣墓志》考略

2006年,曲阳县燕赵镇郑留营村发现唐代李荣墓志一方,志文记载了李荣家族的渊源及一家四代人的概况。通过李荣一生戎马生涯的职务变迁,反映了唐代中期河北一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真实的文字资料。     

新见《源伯仪墓志》及中古源氏世系补考

源氏出自北朝鲜卑一族,关于其世系渊源,姚薇元先生曾作考察。新见《源伯仪墓志》系源氏得姓始祖源贺家族成员,志文可与正史文献互相补证。结合正史文献记载可对《源伯仪墓志》记载的源氏家族成员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古时期源氏世系重作梳理,以补充《北朝胡姓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等所列源氏世系表之不足。     

新见隋代墓志铭三种考释

本文对新见的三方隋代墓志铭进行释录,因三方墓志志主及其家族成员在《魏书》《北史》等正史中均有记载,故志文内容可与正史互相补证。又以出土墓志为基础,结合典籍文献记载,梳理了陆氏、乙弗氏家族世系,补充和更正了传世文献记载的疏误。同时探讨了鲜卑族在南迁汉化过程中更改籍贯的问题。     

唐陈琮墓志跋

陈琮墓志石长49厘米,宽49.5厘米,厚10厘米.志文共27行,行27字,正书,现藏国家博物馆,志盖失.据志文所记葬地,志石出土于洛阳邙山.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①、《唐代墓志汇编续集》②、《全唐文补遗》③均未收录.国家图书馆公布的馆藏墓志拓片目录当中也未刊列志目④.     

唐郭仲文墓志及其家族葬地考

2010年9月至2011年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东兆余村北发掘了唐会昌二年(842年)郭仲文墓,出土一合墓志[1]。墓主郭仲文在两《唐书》中均有记载,为中唐名将汾阳郡王郭子仪之曾孙。此墓为研究唐代郭子仪家族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一志文考释(一)世系与历官志文载墓主郭仲文"即尚父子仪之曾孙,     

唐郑易墓志考略

郑易墓志是洛阳北邙山上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志主郑易出自荥阳郑氏,系中唐仕人。墓志完整记载了郑易的家族世系、婚宦、政绩及生平经历等情况,有助于中古时期荥阳郑氏家族研究。郑易由明经入仕,曾先后任幕府僚佐、州郡刺史、京都郎官。志文记录了郑易贞元年间在荆州的政府救荒中倡议并实施了工赈,弥补了传世文献相关记载的不足,对于研究中唐时期的荒政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郑易在经学与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撰有《三传异同》十七卷,可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郑易墓志由外甥朝议郎、尚书刑部郎中李正辞撰文,其人也是当时工书擅文的仕人。     

由瓷窑村的发现看唐代定窑的兴起

李岸墓志和马万伦墓志分别出土于河北曲阳定窑遗址附近。其中李岸墓志发现于铁岭北村,志文显示其葬地在"瓷窑村北二里";马万伦墓志发现于岗北村村北,志文显示其葬地在"瓷窑村西六里"。由这两方墓志可推知唐代的瓷窑村在今北镇村附近,而定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也证实北镇村、涧磁村遗址区为定窑的重点生产区域,而且都发现了堆积厚、分布广的唐代遗迹、遗物。瓷窑村的确定,可推知当地的瓷器生产在唐代已有相当规模,从而可断定定窑初创期不会晚于唐初或更早的时期。     

唐成都府助教鲜腾墓志铭考释

2005年于成都西郊金沙村唐墓发掘出土的《唐故成都府助教鲜腾墓志铭》主要记载了墓主鲜腾的家族世系、墓主个人的仕宦经历以及墓主与唐代成都的南诏留学生之间的教学。作为现存唐人墓志中唯一在志文中直接反映唐与南诏关系的墓志,弥足珍贵,是研究唐南关系史的重要实物佐证。     

唐代来华日本人井真成墓志考辨

本文通过对井真成墓志的考辨认为,志主井真成是从日本来的留学生,应于开元五年来华;他在唐生活了17年,并入国子监学习,但英年早逝,客死国子监学舍;唐朝廷追赠他从五品上的官职,并按相关待遇出资安葬于长安郊外。其墓志由著作局撰写志文,甄官署镌刻而成,志面空格,是志文少于预制志石志面界格数出现的问题,非有意为之。志文在表述方式上与唐代一些墓志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例可循,是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对其产生怀疑,是求之过深;府君称谓与道教信仰无必然联系,志文描述的葬礼仪式也与道教葬仪无关。此外,日本国号确立的时间应是在公元701年。     

西安出土一方唐番禺府折冲都尉袁石墓志考

正近年西安考古出土了一方唐代墓志,盖名《大唐故上柱国袁公铭》,志文名《大唐故番禺府折冲都尉上柱国阳夏县开国子袁府君墓志铭并序》(图1—2)。该志出土于唐长安东南郊之细柳原(即今西安市南长安县西南之细柳乡),志石完整,纹饰华美,镌刻精良,俨然大唐气象。检阅《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无该志之辑。墓主结衔番禺府折冲都尉,显然有补于岭南史乘,遂试作考释。志文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