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中绝”之因及时代意义新论

春秋时期,墨学与儒学是颇有影响的两家学派。而至秦汉,由于种种原因,墨学陷于＂中绝＂,这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传统民族文化的发展均有消极影响。当今,探讨墨学＂中绝＂之因、认识墨学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学说及其流变

中国的学术思想,大都以先秦诸子为渊薮。百家之中,儒、墨最为显赫。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然自秦汉以降,墨学湮没,儒学独尊,俨然成为执中国学术牛耳的一大学派,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伦理、道德、宗教、教育、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尽管其间多有波折,时而“尊孔”,时而“反孔”,但儒学始终占着统治地位,贯穿中国历史垂二千余年。因此,若要深刻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解开中华文化之谜,不可不研究儒学。     

魏晋墨学之流传及相关问题

汉代以来的墨家学说,常被学界称为绝学,认为其势凋零衰颓已甚。本文考察魏晋墨学流传之况,提出四个问题:一是其时学者仍多读《墨》用墨,《墨子》和墨学谈不上衰歇。二是魏晋玄学崛起而形名、名理学甚盛,其既与墨渊源甚深,构成了当时出现名、墨新著的基础。三是墨子被道教收入神谱,墨学部分成份在道教中承续和变迁,构成墨学发展又一分支。四是魏晋墨学的生态,说明其非因儒学独尊而衰,反映了当时子学传播和发展的某些共同问题。     

“竖儒”“腐儒”“鄙儒”的来历

“竖儒”“腐儒”“鄙儒”的来历张燕欣中国古代称学者为儒，有＂博洽多闻，时称通儒＂之谓。因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叫儒学，故对崇信孔子学说的人称儒生或儒士。儒生也泛指一般的读书人。《论衡·起奇》曰：＂能说一经者为儒生。＂人们称赞学问精粹的儒生为醇儒；称赞学识...     

梁启超与传统墨学

梁启超作为近代墨学复兴的领军人物,就传统墨学的时代价值及其深刻内涵做了系统发掘和梳理.梁启超研究传统墨学的现代意义是:第一,复兴传统墨学,意在弥补中国传统学术之短处,以求与世界学术发展同步;第二,复兴墨学,是对孔子儒学至尊地位的挑战和否定;第三,传统墨学的牺牲精神和高尚人格,可以成为挽救民族危机和重塑国民性的精神力量.     

近代墨学复兴与晚清儒学

墨学曾为先秦显学,西汉以降湮没无闻,但在19世纪重新显露并渐趋复兴.详究此中原因,除西学东渐、社会变动等外缘因素之外,墨学在近代的重振还受到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制约.乾嘉考据学的高度发展及儒学正统地位在近代的衰落,不但为近代墨学复兴提供了起点与机遇,而且影响着近代墨学的治学途径和风格.     

“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述评

2012年5月,以＂儒学的经世致用＂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在成都圆满举行。本次会议就两岸儒学研究现状、理论成果、儒学普及的措施与经验进行了双向交流和分组研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弘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关注现实,复兴和普及儒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惠能的哲学思想

我们所说的禅学,是指惠能开创的南禅学说。惠能的伟大贡献集中一点,就是把外来宗教改造为中国化宗教。它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甚为深远。惠能站在当时中国文化的制高点,宛如高屋建瓴,把古代两大学派——儒学和道学巧妙地揉合起来,为他领导的宗教改革服务。他一反古代学者之风,不是反儒扬道,就是抑道扬儒;他既不褒儒非道,也不褒道非儒。他只是汲取儒、     

清镇的黔中古镇——卫城

清朝翰林大学士王仁阁＂百亩田,万卷书,栽青松,种绿竹,琴三弄,酒一壶,半做农夫半做儒,非是仙家非是儒＂的千古佳句,勾勒出黔中古镇卫城的一派安逸闲适景象。＂食在贵州,味在卫城＂,则将这里描绘为美食的天堂。     

中唐思想家与儒学复兴

唐朝时期,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形成。虽此时儒学式微,但实为儒学发展的承上启下。中唐儒学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成为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儒学的复兴是宋明儒学复兴的基石。中唐时期的重要儒学思想家韩愈、李翱发展了儒学,柳宗元、刘禹锡推进了儒学,他们成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先驱,为中唐儒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胡适之《说儒》研究史(1934-2014):评述与展望

《说儒》既是胡适最重要的学术著述之一,又体现了1930年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以及儒学研究史的新走向。自从1934年《说儒》发表以来,相关论争和研究几乎从未停歇,从而成为民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上的一大公案。有关《说儒》的零星议论从其发表之后便已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则始于1949年后。现在看来,海内外的多篇相关论著,均各胜擅场,其本身亦成为当今中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尚无法回答诸如胡适晚年仍坚持的《说儒》出现后中国上古文化史需"从头改写"的信心自何而来、《说儒》现实关怀何在及其本身的多重意涵等问题,此或亦是《说儒》及其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     

浅谈晚清传教士的反儒观念

传教士入华以来,基于传教之需不断同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协调和抗争。从固有成见到体系内涵的冲突,无不体现着基儒艰难的共存性。造成此局面的原因,根本在于两重价值观的差异,同时儒学体系的自傲排外性、教育体制特性和传教士自身对中华文化的误解等都是导致反儒思想形成的原因。     

日本儒坛三闻人——近代日本儒学史主流派学者述评

1890年,在近代日本国民的精神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也可以作为日本儒学在近代复兴的一年而载入日本儒学史．     

简论儒学在东汉的发展与传播

儒学在东汉得到很大发展。东汉初几位皇帝都好儒学,经过他们的重视与提倡,宫中形成了崇儒重教的风气。东汉地方官员也主动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儒学发展。东汉提倡聚众讲学,儒学大师们的授徒活动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重儒风气。     

儒学历史命运论纲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没有统一的儒学;19、20世纪亦不例外。展望儒学未来,应该以儒门各派近200年间在中国的际遇为基础。     

浅论儒学在日本的本土化

博大精深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之后,很快走出国门,影响到周边地区。尤其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儒学,经过短暂的沉寂,在推古改革和大化改新之后,儒学逐渐为日本民众所接受,并与日本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儒学。本土化之后的儒学,对日本的思想文化、民族性格、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中世末期五山禅僧的“儒·释”论争与其内部分化

"儒释"论争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展开,与中世大批禅僧入华留学活动和宋学东传日本密不可分。就其内在理路和发生脉络而言,该过程大致经历了理论上的"排儒斥朱"→"儒释调和"→"儒释道三教一致"→"排佛归儒"和行动上的"脱佛还俗"。出身相国寺的藤原惺窝和出身建仁寺的林罗山"脱佛还俗"、形成"京师朱子学"一派,不仅是五山禅林内部分化与蜕变的转折点,还是日本"朱子学"兴起的重要标志。由于该过程还反映了中世佛教文化向近世以儒学为宗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转变趋向,所以它同时也是儒学"日本化"的一个过程。     

梁启超与墨学

梁启超是近代首先尝试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治墨学的大家。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既有《墨子》本的校勘,也有墨家思想的研究。在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中,梁启超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方法上看,其墨学研究上承孙诒让,下启胡适,是近代墨学研究方法论转化的中间环节。     

士医之交：程敏政《篁墩文集》中医者的形象书写

明代士人程敏政在《篁墩文集》中提及20余位医者,这些医者身份多样,但缺少道医、僧医和草泽铃医等社会下层或不符合儒学传统的医者。程敏政在文集中书写医者时呈现明显的“重儒轻医”倾向,这种书写方式不仅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群体依旧使用符合士人自身取向的价值标准去要求医者群体的现象,也从侧面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儒医”依旧是医者群体为提高社会地位而试图拥有的“理想”身份。但也恰恰是因为“儒”与“医”的合体,使得医者群体在比附儒的同时,依旧难以与完全拥有儒学传统的士人平起平坐。     

太平天国与墨学

关于拜上帝教与儒、道、佛三教的关系,早已有人作过专门论述。至于太平天国与墨学的渊源关系,却鲜有人研究。虽然近年有人提出它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新问题”,但迄今响应者仍寡。本人不揣浅陋,试就此问题作些探索,略陈管窥之见,以就教于治太平天国史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