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时武威的陶瓷制造业

西夏时武威的陶瓷制造业非常发达。在距威武市城南25公里的古城乡上古城。包括现在的上古、八五、上河三村,是当时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以下简称古城瓷窑）。创于何时,史无记载。从塔儿湾出土的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灰陶可知,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制作陶器了。1987年．上古村出土了一件瓷残碑碎块,上刻永隆元年（680年）字迹,永隆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说明在唐代永隆年间这里已开始了制瓷业。     

“初唐四杰”之首王勃魂栖越南

正初唐诗人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通化(今属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人。生于唐高宗李治永徽元年(650年),卒于唐高宗李治仪凤元年(676年),生年27岁。王勃的出身及其文学成就王勃出身于书香门第,大户人家。其祖父王通,为隋末大儒,系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著有《王氏六经》,共百余卷,年久散佚,传世著作有《中说》一书。卒后门徒尊称为"文中子"。其父王福峙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县令、六合县令、齐州长史等职。     

“武后改倭国为日本”考

日本国名的由来,据我国史话所载,约有两说:一为唐代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在《史记·舜纪》“东长鸟夷”下按云:“武后改倭国为日本”;一为新旧《唐书·东夷传》的记载,谓倭国于唐高宗“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汉语),恶倭名更号日本”。从表面上看,两说互异,莫衷一是;实际上,两说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新旧《唐书·东夷传》所提供的史料,足以补证《史记正义》按语未记年月的不足。     

六位皇帝六次征召的“明征君”碑

<正>2.8亿年化石刻制、唐高宗撰文、当朝重臣书丹、篆额,赞颂一位隐士——南京栖霞寺前有一方明征君碑,此碑立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乃为纪念南齐隐士明僧绍舍宅建寺而立。     

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地子”

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地子”刘进宝“地子”一词，传世文献中所见不多，幸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一些有关“地子”的文书，为我们探讨唐五代的“地子”提供了一些宝贵材料。姜伯勤先生曾发表了《一件反映唐初农民抗交“地子”的文书——关于〈牛定相辞〉》①，探讨...     

“落草”小议

满族称生孩子为“落草”。这种习俗带有浓郁的狩猎民族古朴、粗犷的遗风。在反映满族社会生活的满族作家作品中也有所描写。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贾宝玉装束时曾写道:“颈上挂着长锁、记名符,另外有一块落草时衔下来的宝玉。”老舍先生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我在降生前后,母亲当然不能照常伺侯大姑了,这就难怪在我还没落草儿,姑母便对我不满意。”     

瓜沙州大王印考

本文根据敦煌文书和其它史料考证出：曹宗寿时曾冒称“瓜沙州大王”，并开始了“瓜沙州大王印”的使用，该印曾用于曹宗寿时期的一次官方佛经清理，旋因藏经洞的封闭而获保存。     

辽太宗“会同通宝”小平铜钱

辽太宗耶律德光(902—947),太祖耶律阿保机次子,天显元年(926)太祖死,耶律德光继位,仍沿用太祖天显年号不改,凡十三年。辽太宗曾“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天显年间铸有“天显通宝”小平铜钱。公元938年,改元会同,行至公元947年,凡十年。会同年间曾否铸过年号钱,前不见实物,史料无载,故无定论。     

几个有关“俗讲”问题的再检讨

此文主要利用此前学术界未曾注意的“俗讲”史料,对俗讲的生成年代和含义演变进行了新的考订,指出俗讲当生成于隋末唐初,而俗讲因受“顺合俗心”之影响,故其中的“俗”字,从原来的“僧俗”之“俗”,演变成了后来的“世俗”、“通俗”甚至“媚俗”之“俗”.另外,还使用排除法,从而考定出玄奘法师献给唐高宗的“《报恩经变》一部”,应是《孝子报恩经变》.     

秦二世继位“迷案”新考

围绕着秦二世继位"合法性"问题,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对《秦二世元年文书》的文本加以梳理式解读;二是对秦二世滥杀宗室的现象和成因从不同层面加以分析;三是对秦汉之际的一则"佚文"加以发掘并讨论其史料价值,结合对相关传世文献的关联性分析,揭示出秦末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所知晓的"沙丘之变"的内涵与《史记》的记载相一致。本文进而认定:《秦二世元年文书》文本尽管是真实的,但是所述历史内容却不足以凭信。《史记》关于秦二世"继位"出于阴谋篡夺之说,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试谈广西桂林新发现铅开元钱

一九八四年,广西桂林市郊一建四工区工地开挖基础,于废土中陆续拣出40多枚铅质“开元通宝”(详见本期周庆忠《桂林发现铅“开元通宝”和铅“五五”钱》一文)。这批钱,史无明考,谱录乏载。形制仿唐,与十国闽王延羲的“永隆通宝”,南汉刘龚的“乾亨重宝”,楚马殷的“乾封泉宝”等较为接近,当为同时物。十国闽王审知曾铸铅“开元通宝’。《十国纪年·闽史》:“王审知为闽王,梁贞明元年(公     

“永隆通宝”钱范专题研讨会在泉州举行

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专业委员会和福建省钱币学会、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泉州市钱币学会于 2 0 0 3年 12月 2日至 4日在福建省泉州市召开“永隆通宝”钱范专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四家联合主办单位的领导和上海、福建、河南、湖北等地的专家、学者 4 0余人 ,提交研讨的论文有 15篇。研讨会上 ,专家学者和论文作者各抒己见 ,对不同的观点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通过讨论 ,不仅认定了福建省泉州确实为五代闽国王曦所铸“永隆通宝”的遗址 ,而且还对“永隆通宝”钱范的制作工艺和“永隆通宝”钱的铸造工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大多数人认为 ,…     

中古北族复姓折娄氏之新史料——耀州新出土隋开皇三年《折娄罴墓志》疏证

新出隋开皇三年(583)《折娄罴墓志》是一方值得引起重视的中古胡族姓氏新史料,结合之前同地所出土唐永隆元年(680)《折娄惠墓志》,展现出史籍不存的折娄氏一族在中古时期的社会地位与生活辙迹,为研讨中古民族融合与姓族迁变提供了珍贵信息。     

“谒”、“刺”考述

“谒”、“刺”是汉晋之际社会上通用的一种文书形式,后世称为“名帖”。《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郦生求见沛公时,即“踵军门上谒”。《汉书·外戚传下》则有关于刺的记载。证明谒、刺在秦汉之际已通行。《释名·释书契》王先谦疏证补云:“王启原日《齐书·符瑞志》建元元年有司奏掘得泉中,得银木简长一尺,广二寸,隐起文日:‘卢山道人张陵再拜     

贵阳为何称“筑”

近年来,报纸、电视常称贵阳为“筑城”。友人问我其原委,我告诉他李梦骅先生(笔名“牂牁叟”)曾写有《贵阳与竹》(载1996年8月16日《贵阳晚报》。以下简称“李文”),已作了解释,读者有的可能未见到。随着这一名称使用的增多,似有再谈的必要。本文沿用李先生的观点,对有关史料进行了核实,并作一点补叙。     

试论武则天与龙门石窟

唐高宗和武则天在早年即崇信佛法。高宗为太子时,作《述圣记》以褒美玄奘。又为其母文德皇后追福,建慈恩寺。武则天二十六岁时(公元649)曾随唐太宗其余妃嫔寄身感业寺(或如《长安志》说为安业寺)为尼,时间约一、二年。唐高宗登帝位后,于永徽六年十月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越五日,又下诏立武昭仪为皇后。同年十二月,以洛阳宫为东都。显庆元年,武则天生三子李显(中宗)敕赐号“佛光王”。唐高宗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由武后详决政事。显庆五年,始悉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至麟德元年以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中外谓之“二圣”。上元元年八月,皇     

核实资料要注意“五防”

资料是志书的基础,核实资料是志书编审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在这一具体工作中体会到,要做好核实资料工作,必须注意做到“五防”。一要防止信口开河在审阅志稿中,经常发现某些记述只凭印象、不经认真思考核实便轻易地当作“史料”写上,以致以假为真,以误为正,影响志稿的质量。略举一些例子以说明。1、“秦代南宁府即设有邮驿。”秦代最后一年是公元前207年,南宁府设于公元1368年（明代洪武元年）,两者相距1500多年。“秦代南宁府”写法明显不当。2“南宁历史上的晋城面积约为300平方米”。现在的一个篮球场的面积是420平方米…     

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曾长期担任杨尚昆的秘书,也曾跟随他到长安县蹲点。我把他的这几次谈话整理出来,供研究者参考。     

旅大地区加贴“面值签”纸币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北旅大地区曾发行过加贴“面值签”纸币,这是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与敌占区进行货币斗争的产物。这种货币形式极为罕见。现就其发行的背景与历史作用,试作一些初步探讨。     

清代在察哈尔部设置宗室“苏鲁克”制的满文史料及关于“苏鲁克”制论述

1983年8月,我在呼和浩特内蒙古档案馆翻阅满文档案,四海馆长嘱托我为他们编个简目,因此把馆藏满文档案大致浏览了一遍。我见到的满文档案大致有几种,散档——一些另散折奏和残篇,包括一些裱糊修整过的档案,例如《顺治年间清字记事档》,三姓副都统将军衙门档,其中最早的一册为乾隆朝,大部分是道光、光绪朝,以及一些满文文书,这篇关于苏鲁克蒙古的满文记载就是其中之一。得到四海馆长的许可,我把这篇满文复印并作了翻译。封面上的满文意为““康熙六年编制”,是指苏鲁克设置的时间,并非此篇史料成文的时间。两行汉字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其中一行所云“鄂勒特蒙古民族流入察哈尔情况”明显是因为不通满文造成的错误,本文围绕这篇史料做一扼要介绍,标题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