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首届拓然巴学衔授予纪实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这收获的季节里,藏传佛教首届拓然巴学衔授予工作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行,圆满完成,11名藏传佛教界学修出众的僧人,经过不懈努力,获得了藏传佛教首届拓然巴学衔。这一佛门盛事,标志着藏传佛教界新的学衔制度的实施取得了初步成果,是藏传佛教培育僧才,昭隆佛种的宏图伟业继传统的格西学位制度之后,又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孙春兰接见第十二届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

<正>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在北京接见了第十二届藏传佛教"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和参加学衔授予活动的宗教界人士,并合影留念。孙春兰同志指出,学员们经过刻苦学习,通过严格考试,获得了"拓然巴"这一代表藏传佛教高水平的学衔。希望珍惜荣誉,积极作为,为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作出应有贡献。     

“拓然巴”成长记

正春意融融的5月,掩映在一片绿意葱茏、黄瓦红楼里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迎来每年中最隆重的时刻。19日,藏传佛教第十四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举行,来自藏传佛教格鲁派和萨迦派的20名学僧,经过3年刻苦学习,通过严格的课程考核、论文答辩、辩经考试和资格审查,喜获"拓然巴"高级学衔。截止目前,西藏及四省藏区获得"拓然巴"高级学衔的僧人有168位,藏传佛教高素质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活佛转世的义理和实践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所独创的,以佛教的缘起学说和"化身再现"等理论与藏传佛教寺院集团的实际利益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制度。除宗教理论外,历史上,西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封建属性,诸教派之间的互相斗争,宗教与世俗统治势力之间的关系都为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种独特的宗教制度形成之后,伴随着活佛转世活动的开展,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宗教仪轨和严谨的历史定制,被藏传佛教界所普遍遵守和使用,保证了这一制度的有序发展。     

记第八届藏传佛教高级学衔“拓然巴”授衔仪式

2012年12月初,北京西黄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里,来自格鲁派、萨迦派的宗教学识出众的11名考僧,在经过6天紧张激烈的学衔辩经和论文答辩后,全部通过考试科目,获得了藏传佛教中象征博学多识的"拓然巴"高级学衔。     

第四届藏传佛教高级学衔授予仪式举行

2008年11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北京西黄寺举行第四届藏传佛教高级学衔授予仪式。此前,经过6天讲经、辩经活动,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古普寺的吉美朗加等11位（格鲁派5人、噶举派6人）优秀考僧顺利通过了全部考试科目,获得“拓然巴”高级学衔。     

缘起 一图读懂“活佛转世”系列(一)

"活佛",藏语称作"朱古",意为"转世者"或"化身",蒙古语称作"呼毕勒罕"。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一种独特的高僧法位传承制度,历史源远流长,最初于13世纪由噶玛噶举派首创,16世纪中叶为后期兴起的格鲁派采用,17世纪中叶以后就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普遍采用的主要传承方式,形成了固有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从其建立、发展到完善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尊重与保护、管理和支持,从中都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     

忽必烈在六盘山皈依佛门与大元帝师制度

忽必烈在六盘山皈依佛门与此后实行大元帝师制度,是蒙元史上、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忽必烈借路吐蕃、皈依佛门,忽必烈主持佛道大辩论、八思巴在此次辩论的重大作用,忽必烈颁布珍珠诏书、八思巴开通万里驿路,以及八思巴建立萨迦政权,忽必烈实行大元帝师制度等,全面分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作用与意义。从此,藏传佛教得到蒙元帝王的崇信和支持,其自身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藏传佛教的思想文化,逐渐与蒙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蒙元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八思巴辅佐元世祖辅治西藏,为元朝实现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政治统治、在西藏地区贯彻实施元朝中央的行政区域制度,奠定了藏族统一于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础。     

中国对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权不容挑战

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其重点是干预我西藏和四省藏区藏传佛教事务,特别是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管理权。众所周知,西藏地方自元朝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开始,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藏传佛教事务进行管理。1793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对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程序进行了权威规定。如今美国众议院置藏传佛教历史传统和宗教仪轨于不顾,强行干预我藏传佛教管理事务,显示了美国某些政客的别有用心,注定不能得逞。     

试论藏传佛教的特点

藏传佛教也称藏语系佛教,与汉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公元978年,佛教转化为具有西藏地方形式的西藏佛教,即藏传佛教。它的形成从11世纪中叶开始,直到15世纪初才完成。在3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藏传佛教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宗教形式方面,具有浓厚的苯教成分;在教义上,特别重视密宗;在政权组织方面,政教合一制度和活佛转世制度是其重要形式。     

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续）（英文）

金瓶掣签是清朝乾隆皇帝针对活佛转世中的一些弊病而制定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在制定时结合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中的一些传统做法和清朝选官制度的签选办法,体现了清朝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权力。文章对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做了详细的分析介绍,为研究金瓶掣签制度提供了详细可信的资料,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重要历史定制。     

在拉萨跳舞

正时尚与传统结合,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特别是在西藏跑酷的小伙,他们享受着时尚运动所带给自己的炫酷感觉。松曲热辩经场——大昭寺西南角的小小台地,附属于大昭寺久远而神圣的建筑群。传统上,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的学位考试就要在此进行,而著名僧人根敦群培的故居(也是今日其纪念馆所在)就在可以俯瞰松曲热的宅院里。     

论点摘编

清代对藏传佛教的禁约和整饬,藏族传统法律制度的特点,《格萨尔》部名上的“宗”,当代日本的藏学研究机构及出版物,西藏的藏语管理机构及40年历史变迁,策墨林活佛系统的沉浮与清代中晚期的西藏摄政制度。[编按]     

演变与发展 图说“活佛转世”系列(二)

16世纪中叶,活佛转世制度为格鲁派所采用,17世纪中叶以后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普遍采用的主要传承方式。随着18世纪清朝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实行金瓶掣签制度,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化。活佛转世制度经过发展演变,形成了固有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此后一直得到贯彻执行。     

雍和宫藏清代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唐卡艺术风格及来源分析

正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有清一代,都是理藩院直属的皇家寺院之一,也是内地藏传佛教的宗教中心和管理中心,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厚影响。寺内收藏着许多珍贵的藏传佛教文物精品,精彩绝伦、蔚为大观,其中,在《藏传佛教艺术精品展》中展出的一幅清代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唐卡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此幅唐卡布     

试论临洮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历史及现状

甘肃省临洮县是著名的陇中古城,自元代以来曾为甘、青、宁地区藏传佛教的中心,藏传佛教风靡一时,人称"小西天"。本文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对藏传佛教在临洮的传播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探究。     

西藏:喜马拉雅艺术之载体(下)

<正>藏传佛教是藏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对中国西藏的政治、经济、教育、生活与习俗诸方面均有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西藏众多的寺庙殿堂产生的。西藏寺庙最早建立于公元8世纪。约在公元779年,在吐蕃王赤松德赞的亲自主持下,桑耶寺建设完工,历时12个春秋,这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座具有真正意义的寺庙。桑耶寺的建立,显示了佛教势力的上升。藏传佛教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教派,各教派都建有自己的寺庙,这些寺庙中保存     

“和约”下的对峙：晚清时期的教会与蒙旗

近代基督宗教如何传入边疆地区,特别是对当地族群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仍然需要探究。其中天主教是在蒙古地区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西方宗教。天主教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冲破清代蒙古地区传统法律和制度限制,成功地将教务活动推广到内蒙古东西部各地。但它并没有达成当初专向蒙古人传教,建立独立的蒙古信徒社群的目标,因而将传教重点转向了进入蒙地的汉族移民。外藩蒙古特殊制度、游牧经济以及普遍崇信藏传佛教的文化生态等,都与西方基督宗教难以相容,因而教会与蒙旗之间出现长期对峙,蒙古人入教者甚少。     

浅谈西藏地区藏传佛教宁玛派寺院影响及其分布情况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最早形成的一个教派,也是藏传佛教重要宗派之一。通过宁玛派寺院、拉康、日追分布面及数量,显示出它的地域性和悠久历史奠基的生命力,从而更完善地认识不断扩大其影响的宁玛派。     

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在明代藏传佛教艺术中的流传与演变

目 次 一 西藏明代壁画中的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 二 内地明代藏传佛教寺院艺术中的汉式善财童子 三 内地汉式善财童子的造型 四 汉式善财童子在藏区的传播与演变 明代是汉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又一重要历史时期,随着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其他藏区施政,以藏传佛教及其艺术为代表的藏族文化大规模传入以南京和北京为首的内地;另一方面,以汉传佛教及其艺术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也陆续传入西藏和其他藏区,正是这种相互的交流和融合,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在内地传入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汉传佛教艺术中,就人物造型而言,四大天王和十六罗汉是藏传佛教艺术中汉式风格人物造型的经典代表,一直被藏族艺术家所钟爱.经过多年的田野考察发现,在西藏和内地现存明代以来的壁画中有不少表现汉式善财童子和汉式童子的形象,并且逐步融合演变成为藏传佛教艺术母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造型的出现不仅是明代西藏和其他藏区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频繁紧密交流的结晶,也是藏族文化对汉族文化认同的又一例证,同时丰富了汉藏艺术文化交流的内容.为此,笔者在此对这一造型的渊源、特点及其在明代各大藏传佛教寺院的表现和演变进行概要性的梳理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