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运动中的西南联大教授会

汇集了一大批杰出知识精英的西南联大教授会,秉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在联大校务管理和学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二·一"运动发生后,原本非政治性的教授会也不得不在政治是非面前表明立场,它运用自己特殊的社会影响,采取一系列步骤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主的恶劣行径,给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以有力的支持.同时,教授会的内部矛盾也随着运动的深入而突显出来,发展为公开的对立.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面前,尤其是经过运动的洗礼,在闻一多、吴晗等进步教授感召下,更多的教授逐渐转向进步方面.     

加强法制教育 促进学校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人们的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在不断增强,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已成为了全社会的共识。安图县教育局特别重视学校的法制教育与宣传工作,率先提出了"依法治教"的战略。学校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进程中,根据上级精神以及学校实际情况,提出了"以德治校"与"依法治校"并重的管理思路,并充分挖掘学校教育资     

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法治化进程步伐的加快,高校学生维权意识普遍增强。近些年以来,在全国高校中普遍存在学生因考试作弊、在校期间怀孕、生育等行为而被学校开除、勒令退学以及由于各种原因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而学生不服因此将母校告上法庭。类似这些情况,给全国各大高校敲响了警钟。现在高校的重要任务是要把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紧密结合起来,在教育改革中面对社会,依法行使自主办学权。要自觉实现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转变,使高校管理走向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轨道。     

李大钊的北大教授生涯

1920年7月至1924年底,李大钊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多所学校任客座教授.作为教授,李大钊几近完美地展现了教师的师德与风范.     

孔飞力教授与海外华人研究——在哈佛访孔飞力教授（Professor Philip A．Kuhn）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教授在哈佛开设"海外华人"课程,致力于推动北美地区的海外华人研究.他认为,海外华人问题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有许多重要的内容需要去做多方面的研究.同时,他亦强调,在研究海外华人移民问题的时候,必须把国内的移民研究与海外的移民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以寻找二者的共同性和规律性.为此,孔飞力教授重新提出了他的"历史资本"一说.此外,对于近年来中国本土的海外华人研究,他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不但成果丰富,而且方法科学,有助于西方学者对此项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和仔细探究.他相信,在继续推进海外华人研究方面,哈佛将会有更多的工作值得去做.     

三个早期清华人

研究过清华大学校史的人都知道,它的前身是清华学堂,清宣统三年四月初一(1911年4月29日),招收第一批学生,在清华园正式开学,这一天是星期日,以后就把每年四月最末的星期日作为校庆日。今年90周年大庆又适逢4月29日。辛亥革命后,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将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1925年5月设立了清华学校大学部,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学堂(学校)时期的任务完全是为了培养留美预备生,开始由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共同领导,民国以后完全由外交部领导。因为这所学校是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所以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公使实际上控制校务。早在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     

蒋梦麟与全面抗战时期北京大学的变局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三校共处,在与清华合作的格局下,北京大学在经费保障、治理体制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显现出种种不足。原有校内外北大派的支持系统因抗战造成的变局而瓦解,陈立夫代替王世杰执掌教育部,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使得校长蒋梦麟在校内外所获得的支持不增反减。中基会的资助到期,使得战时经费匮乏的北大雪上加霜,无法充分发展其研究事业。相对于清华的安定和发展,抗战时期的北大不进反退。蒋梦麟在抗战前以行政为主导的“校长治校”模式造成北大校内的上下悬隔。抗战时期校内同人对校长蒋梦麟寄子厚望,然而蒋梦麟的意兴阑珊与北大同人的切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使得双方隔膜日深,最終校内集矢于校长,导致蒋梦麟的下台。但蒋梦麟的去职并未造成北大的分裂和动荡,相反,既增高了蒋梦麟在北大的地位,又凝聚了北大的人心。     

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历史考察

近二十年来,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活动提出并通过了一系列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涉藏议案"。其主要内容包括:要求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与"西藏问题"挂钩;以"西藏人权"为借口干涉西藏事务;为"藏独"势力提供援助,等等。作为美国对华人权外交的组成部分,这些"涉藏议案"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不仅使美国对中国所谓侵犯"西藏人权"问题的干涉长期存在,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西藏分裂势力在国外的分裂活动。     

1974年复旦一场荒唐的教授考试

1974年1月5日,复旦大学开展了一场"教授考试"的闹剧,我的父亲李振麟亲身经历此事。是考试,还是灭"威风"?那天,我恰好在家。父亲李振麟(语言学家,复旦大学外语系和中文系教授)说:"接到复旦通知,今天要去学校听‘市革会’领导的报告。"于是骑上我自行装配的26英寸永久自行车前往学校了。     

社会参与：学术生命之源——浅谈王灵智教授

作为"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王灵智教授不仅是研究华人问题的著名学者,在维护美国华人权益活动上也成绩斐然.他几乎参与了过去三十多年来每一种维护美国华人权益的运动.他把自己定位为一名"社会参与型"的研究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使命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揭示社会问题,启发人们思考,提高人们的认识,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清华师生寒窗苦读

<正>清华大学,从上星期起,已经正式上课了。在那个真空地带里,他们师生依旧弦诵不辍的在苦读寒窗,和平常没有两样。校长梅贻琦南下之后,校务委员会的主席,就由文学院     

依法治校视野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融入法治理念研究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已经纳入到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当中,这使得法治思维更加深入广泛地渗透到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当中,这样能够使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者更好地理解高职院校实施依法治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加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充分地保障了高职院校学生的正当权益.针对如何在依法治校的视野下使高职院校学生管理...     

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薪俸状况考察

民初至抗战前夕,北京大学教授实际所得薪俸与教育部所颁薪俸标准二者间并非完全一致。制度层面之规定体现的仅仅是政策制定者的一种意愿,能否切实落到实处,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北京政府前期,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薪俸虽普遍较高,但由于采取现金与钞票搭放形式,中钞的贬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授薪俸的实际水准;1920年后北京大学教授又频遭欠薪困扰;自1931年始直至抗战爆发前夕,大学教授们则享受到一段"黄金时光"。这一时期,大学教授尚享有在外兼职的权利。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北京大学教授的薪俸虽不能和少数特权阶层相比,但属于高收入群体应是无疑的。     

何遂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前后

正父亲何遂于1928年5月正式就任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代校务"。代校务就是代理校长蒋介石、副校长李济深主持校务,并不是"教育长",当时的教育长是李扬敬。为什么不称"代理校长"呢?也许和蒋介石喜欢部下称他为     

钦州市第二中学

钦州市第二中学创办于1974年,是广西区示范性普通高中、广西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广州军区国防生生源基地、全国依法治校示范学校。钦州二中新校于2004年8月落成启用,现有教职工285人、在校学生4639人。     

联邦德国“68运动”与高校管理体制变革——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中心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由于年青一代价值观的变迁、"教育灾难"的日益深重以及新左派的崛起和推动,教授独揽大权的传统高校管理体制成为引发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抗议、进而造成联邦德国"68运动"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在"68运动"期间,为了彻底废除教授对学校事务的控制权,进一步推进国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西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的左派学生不仅创办了"对立大学",还要求将校内不同群体的对等共决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68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助教等弱势群体在高校中的地位,促进了联邦德国的高校由"教授大学"向"群体大学"的转变。但与此同时,由于其激进的斗争目标和手段难以在高校内获得广大师生的支持,这场运动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教授在高校管理体制中的核心地位。     

杭州市第二中学

饮州市第二中学创办于1974年,是广西区示范性普通高中、文本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广州军区国防生生源基地、广西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广州军区国防生生源基地、全国依法治校示范学校。钦州二中新校于2004年8月落成启用,现有教职工285人、在校学生4639人。     

与阿尔和玛塞拉在太平间

｛6｝玛塞拉·菲耶罗是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州立大学医学院法医系教授。她负责弗吉尼亚州所有暴力、可疑及非自然死亡的医学研究;阿方斯·伯克利斯(阿尔是他的昵称)是弗尼亚州立大学毒物学主任以及病理学、化学、法医学、药理学和毒物学的教授。他和菲耶罗一起分析杀人案件中的医学证据并以专家身分在法庭上作证。     

学者风采

万俊人万俊人,1958年生,湖南岳阳人。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教授提名委员会委员兼基础文科组组长。兼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国家"马工程"《伦理学》首席专家兼召集人。     

孙中山与佛教

孙中山尽管对佛教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但他对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佛教的教义、佛教的功用等有相当的了解,他从佛教中获得了一些有助于国民革命的启发,对佛教"灵境"也有亲身的感受.孙中山在处理有关佛教事务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不仅在法律上确立佛教的平等地位,而且积极支持佛教的革新和佛教团体的建立,对蒙藏活佛、寺产等佛教事务的处理,提出了较为稳妥的办法.孙中山对佛教的认同和对佛教事务的妥善处理,赢得了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生前,佛教徒给了孙中山以有力支持;死后,佛教徒给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以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