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国前期新式法院数量的核实

关于民国前期全国新式法院规模,长期以来估算不够准确,出现早且被广泛引据的是《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该报告书的统计数据,未能反映南方各省新式法院设置的新变化.其缺陷源于当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形势下,北京政府的司法管辖不及于南方各省.     

民国初期晋城教育的发展

民国初期,晋城新式教育有了较快发展,发展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全省进行村政建设和重视教育的大环境影响;重视文化教育的社会基础;民国前期经济的初步发展;重视师资力量的培训。     

《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46万字,89元此书以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为切入点探讨司法与行政的分立问题。作者用历史学的视角观察法学问题,从时间、空间到结构,全方位呈现了北洋时期基层司法制度的规划、实施和运作;并且从社会法学及社会史视角探讨了司法独立理念与共和观念、收回法权运动与政治分立、司法经费与人才,以及诉讼状况等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如何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模式,推动或制约着司法与行政的分立。该书着力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重建史事。例如,北洋时期设新式法院的处所有多少?县知事兼理司法     

贵州三个地方审判厅和三个地方检察厅

清宣统二年（1910）,贵州省城贵阳曾设有地方审判厅、地方检察厅。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仍沿用宣统元年清王朝颁布的唯院编制法》配置全国各地的司法机构．贵阳地厅仍保留下来,继续行使其审判、检察职权。民国3年（1914年）,贵州设黔中、黔东、黔西三道后,贵阳地厅主要管辖黔中道不服县知事初审上诉案件。其时,贵州黔东、黔西两道40多个县不服县知事初审上诉案件,均由贵州高等审判厅、高等检察厅受理,案件经常积压,且上诉打官司的民众极不方便,民国4年（1915年）7月1日,贵州曾在黔东道的治所镇远设置贵州高等第一分庭．在黔西道的…     

向“十七大”献礼系列宣传之六——前进中的方正林区基层法院

方正林区基层法院位于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局址高楞镇,辖区人口12万,辖区面积26万公顷,行政区划东跨依兰县,南跨林口县,西跨方正县,北临松花江。林业局下设20个林场（所）。共计50个基层单位。方正林区基层法院现有干警40人,设有五庭二室一科一局一队（刑庭、民庭、行政庭、立案庭、审监庭、调研室、办公室、政工科、执行局、法警队）,自2000年以来先后审理（执行）各类案件6000余件,取得了多项荣誉。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正>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法院)是国家设在黑龙江省的省级审判机关,始建于1954年8月。现有干警440人,承担着依法由本级审理的刑事、民商事、行政一、二审案件,死刑复核案件;各类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和国家赔偿程序由本级审理的再审案件与国家赔偿案件的审判任务;以及相应的案件执行工作任务。同时,负责对全省16个中级法院、177个基层法院的监督、指导工作。“十五”期间,全省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在全省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的监督下,认真贯彻“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坚持走人才强院、内涵式发展之路,充分发挥各项审判职能作用,共审结各类案件1,713,405件,年均结案342,681件。为维护我省的社会稳定,为推动我省“十五”计划的实施,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实现省委“努力快发展,全面奔小康”目标做出了应有贡献。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动法院体制改革。为适应人民群众和时代发展对司法工作的需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省法院积极稳妥地推进全省法院改革。初步实现了刑事、民商事、行政三大审判体系和以“立审、审监、审执”三分开为原则的工作机制改革:以“审判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审判组织机制     

抗战前江南机械制造业对农村经济的辐射——以农田灌溉为例

民国前期江南地区的新式灌溉事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往的研究成果重心多在农田灌溉形式的转型,本文则从生产资料供给部门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机械工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以工促农。民国前期江南农村对新式灌溉的需求带动了城市机械工业的发展,城市机械工业企业家则以其熊彼特式创新精神开发了适用于中国农村的技术,保障了灌溉机械的供给,新旧部门间形成良性互动。然而,由于农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及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迟滞,机械工业无法对农村经济社会施加更加正面的影响,产业间的联系仍相当脆弱。     

黑龙江省密山市人民法院

密山市人民法院是鸡西地区较大的基层法院,在编干警100人。近些年来,密山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建设开拓型的领导班子,建设优质高效的审判机制,建设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建设现代化的办公条件”的工作思路,坚持发挥审判职能,优化司法服务,把服务大局作为发挥审判职能的落脚点,不断提高司法效益,年均结案5000件左右,综合结案率在99%以上;连续7年被评为鸡西地区法院系统先进法院标兵,先后荣获集体三等功和集体二等功。并被省高院授予全省先进法院标兵,人民满意的好法院标兵荣誉称号,被省委政法委授予字创活动先进集体标兵,多次获得省级文明单位称号…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基层司法实践问题 --对四川南充地区诉讼案例的分析

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已取得了一些成就,制定出一些现代化的法律,但落实到基层司法个案的审理,却谈不上什么法制现代化和法制国家建设。这一过渡时期,也出现了难以一言蔽之的涉共案件。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来说明那段时期县级司法的状况。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与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当前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其中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司法实践中的尝试。本文以2007年年初广东省东莞市中级法院对一起抢劫致人死亡案件的刑事和解案例为切入点,就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案件适用范围、刑事和解的效果等问题提出一些质疑和思考。认为,在实践中选择和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时,应当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证司法的公正性。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