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区开发中社会参与的分析

<正>在景区开发中政府、开发商和社区的关系,本文用社会参与的概念进行分析,使三方利益均衡,有利于景区可持续发展。引言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社会参与新高潮,美国颁布了新的社会参与保护法案,传统理念受到挑战,在与公民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众是社会参与的主体,指一个或多个自然人或法人,以及按照国家立法或实践兼指自然人或法人的协会、组织或团体。社会参与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和社会公众。社会参与有三个基本要素:参与主体:个体公民和各种民间群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客体:参与哪些公共政策或哪些方面,参与范围按不同梯度分类实施;参与渠道:制度化渠道和非制度化渠道,主要是司法裁决、人     

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的思考

公众参与是保障环境影响评价质量的重要因素,充分重视公众参与,制定完善的保障制度,提高参与有效性。     

政策执行中的不良因素及其对策——以南京城管殴打市民为例

公共政策制定的完成并不代表公共政策过程的结束,它需要政策执行将其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以实现政策目的。好的政策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执行才能产生好的效果,否则可能事与愿违。因此,政策执行在政策过程中有重要作用。现实生活中的不良执法,危害了公众利益,导致公众要求对执法行为进行规范的呼声日高。本文结合近期发生的南京城管执法案例,对相关政策执行中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对我国科技政策制定主体垄断的思考

从我国科技政策的主体角度,分析了我国科技政策制定中存在主体垄断问题,以及由此其引出的问题和对此的分析,提出要将公众参与问责制引入到科技政策制定之中以提高科技政策的有效性,指出我国科技政策由精英主体向公众主体过渡是发展的必然。     

公众参与和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

执政党依靠的是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执政党的政策能否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直接影响到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执政党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强化其与民众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创新,特别是倡导和鼓励公众参与,使执政党政策的合法性途径更为多元,这不仅实质性地提高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有效地降低了执政成本,也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     

旅游规划公众参与的核心内容初步研究

本文从旅游规划的公众参与角度入手,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旅游规划公众参与研究进展;围绕谁参与、为什么参与、参与方式、参与行为及参与时间等问题,初步探讨了旅游规划公众参与核心内容,即包括识别利益主体、分析参与决策行为、明确公众参与模式、确定主体参与阶段、选择合意参与方式等。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以加强和推动公众参与旅游规划的深入研究。     

论大众传媒对环保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监控——以江西省鄱阳湖环保为例

随着网络媒体及科技的进步发展,在公共政策的监控中,大众传媒正成为一种新的监控主导力量。大众传媒在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监控中都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它不仅可传达民众的意愿,也使各类政策在制定及执行中不断完善。在众多的热点问题中,环保是当前政府及公众最为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大众传媒在环保政策监控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本文则以江西省鄱阳湖的环保为例从政策制定及执行两方面来浅析大众传媒对环保政策的监控。     

公众参与在博物馆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参与在博物馆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众的参与形式从传统方式逐渐转变为更加创新的手段,为博物馆带来了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增强了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认同感。同时,公众参与也助推了博物馆教育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公众参与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如参与不平衡、公众与专家意见不协调等。文章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策略,旨在提高公众的参与意愿、利用技术提高参与效率、平衡公众与专家的意见,确保公众参与的长期性与质量。     

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因素分析——以济南西城区规划为例

公共政策制定是政策过程的的首要阶对影响政策制定的各类要素进行分析,对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济南西城区规划为例,对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因素进行分析.     

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新动向

近年来,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主要是：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而且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础;重视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建立了以环境污染防治为核心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注重唤起公众环保意识,将观念的改变作为实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一环;把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作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支撑;把保护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政策研究的关键。     

公共政策伦理的核心议题、现实困境与重塑路径

伦理问题是公共政策的内在诉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政治权力与社会责任、政策公平与政策效率的关系问题构成了政策伦理的核心议题。公共政策面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政府自利性与政策公共性、功利性与道义性等现实困境,需要在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培育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养、完善公民参与决策的伦理模式等方面重塑公共政策伦理,以发挥公共政策的应有功效。     

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约束来实现的,其中制度安排主要体现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将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效用。然而,现实中公共政策常常会表现出公共性的缺失,从而给社会和谐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应当以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为着力点,构建和谐社会。     

“道德膨胀”不是好现象

比通货更加膨胀的,还有道德。长期以来,流行着道德虚高症。最容易被设置为公共议题的,不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现实的公众利益,而是“道德事件”。当然,主要是对民间的道德批判。媒体对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的表达,     

意大利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意大利公众参与遗产保护已成为一种民族自觉。意大利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主要集中在重视吸引公众参与遗产社会教育、加强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法律建设、保障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渠道等三个方面。意大利的经验启示我们,中国遗产管理也应在这三个方面加强建设。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文化遗产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救济手段,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正在得到立法和司法机关的逐步认可。公众作为文化遗产公共利益的直接享有者,应当享有文化遗产权利,通过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尽管中央和地方立法、司法机关通过听证会、观察员等制度进行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积极探索,但仍然存在法律依据缺失、参与形式单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案件缺乏等问题。虽然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由检察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主导,但应当拓展公众参与公益诉讼的深度,并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原告资格。公众可以为公益诉讼提供线索与证据信息,参与评估公共利益是否受侵害及恢复情况,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或以特定身份直接参与案件审理。我国需要从制度层面畅通信息渠道、落实全流程参与决策机制、落实人民陪审员、观察员、监督员制度并完善激励制度,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化路径。     

从一次道路规划听证会看城市规划不可诉及其意义

从深圳市举行的一次城市道路规划听证会,引发出对城市规划诉讼特性的思索。通过将城市规划的一些基本属性与法理结合起来分析,认为城市规划成果以及城市规划制定有着不可诉的特性。依照我国目前的国情,应提倡城市规划不可诉,这将有助于促进城市规划的立法创新和公众参与。     

日本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本文首先回顾、总结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以及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的变化,分析近年来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主要模式和特点,针对公众参与地区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这两种主要形式,深入分析、探讨组织框架、程序设计、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最后,阐述公众参与的开展对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体系的影响,总结日本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医疗纠纷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化研究

医疗纠纷中的公众参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存在参与主体同质性强而易受煽动、参与方式激进而非理性以及参与效果的双导向性特征,这对政府相应的制度化能力提出要求与挑战。对医疗纠纷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化有助于防止医疗纠纷中的"暴民"式参与、促成纠纷解决的多元共识以及转变政府在医疗纠纷解决中所秉持的理念。而制度化的实现可以从组织、沟通和创新三个方面来努力。     

第二轮志书记述社会公共政策改革探讨

第二轮志书要记述好社会公共政策改革,就要正确认识社会公共政策改革的成就和历史作用,改变社会公共政策改革在第二轮志书记述不足的问题.社会公共政策改革在第二轮志书中的记述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失明显,二是没有记述改革负面的影响,三是记述肤浅,四是内容空洞,特色不显.在第二轮志书编修中要记好社会公共政策改革应从如下四个方面人手:一是制定合理的篇目,二是拓展搜集资料的渠道,三是加强记述的深度,四是加强对公共政策改革负面影响的记述.     

作为新主体的“网络公众”——荷兰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在线参与机制

作为遗产包容性保护的重要环节,传统线下公众参与模式参与途径少、地域限制大、人员组织难的弊端逐渐显露。在数字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荷兰积极搭建在线参与平台,“网络公众”作为新主体参与到了城市遗产保护实践中,使跨越时空的普遍联系成为可能。文章选取荷兰9个在线参与平台为案例,通过线上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探索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在线参与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叙事”通过“叙事编码-叙事解码-设计专题”的逻辑,将碎片化的个人叙事材料转化为系统性的遗产保护参照,实现了遗产认知的集体表达;“数字制图”基于“参与-转译-传播-反馈”的循环运作机制,为遗产空间记忆呈现提供了路径。（2）“数字祛魅”与“政策转向”让网络公众参与的技术阻碍趋于消解、参与权利逐步明确,保障了在线参与机制的民主性与公平性。（3）中国可以从“网络公众”参与引导、参与路径、参与正义三个层面学习荷兰的经验,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在线参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