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时期儒学的新变化

魏晋时期,帝国的重建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形成了广汲博纳、气势磅礴的胡汉、中印文化大融合时期。玄学是对两汉经学表现形式上的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不断地兴起,展开"自然与名教的争辩",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开始放荡不羁的社会生活,玄风兴起的魏晋时代,传统的儒学开始玄学化,注经数量多,经学家群起,并与道教思想互补有了新发展。     

浅谈魏晋时期儒学的新变化简

魏晋时期,帝国的重建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形成了广汲博纳、气势磅礴的胡汉、中印文化大融合时期。玄学是对两汉经学表现形式上的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不断地兴起,展开＂自然与名教的争辩＂,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开始放荡不羁的社会生活,玄风兴起的魏晋时代,传统的儒学开始玄学化,注经数量多,经学家群起,并与道教思想互补有了新发展。     

魏晋时期玄学之外的儒学踪迹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在战争的环境下士人寻求内心自然心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形成一种清淡玄虚的魏晋风度。但在社会的深层思想中仍然积淀着儒学思想:文学具有注重集体性、功利性和交际功能倾向的创作形态,体现着儒学诗可以群的诗学思想;在法律精神上也融合了儒家思想,具有礼法合流的特点。魏晋风度的玄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形态、法律精神体现的儒家思想形成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     

汉代儒学的神学化

为适应汉代政治统治的需要,儒学在汉代与王权政治紧密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儒学的神学化理论宣扬君权至上,神化三纲五常,通过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学说建立起来,在东汉谶纬神学盛行的土壤上,迅速被统治者重视,使之不断上升为国家意识,最终在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完成。在这一过程中神权与王权、宗教预言与政治预言的结合和相互作用是值得注意的。     

清代经学之盛的现象及其复归儒学的思想内质

本文以清代汉学考据派戴震、钱竹汀为例,结合有清一代文士所面临政治地位不公的困境、文字狱的迫害与压抑、反理学与专制政权的思想动因,以及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士人复归儒家的思想旨趣,指出,清代经学考据之盛的根底里包含着深刻的重溯传统儒家的情结。     

儒学在江南的建置化与民间化——基于嘉兴儒学物质载体的数字人文分析

儒学的建置化和民间化,即儒学作为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完成一整套治理体系的构建,并向下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对地方志中所载儒学物质载体的大数据分析表明,以嘉兴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自宋代开启儒学建置化,至明清臻于完善。明清时期,儒学显著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与个人道德规训、日常生活管理有关的物质载体大量增加。在实践层面,与儒学有关的信仰在地方官员的推动下,与佛、道、民间信仰展开了漫长的拉锯过程。     

河间献王与景武之世的儒学

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搜求余烬,广纳贤士,在河间形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儒学中心。由于其身处中国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时代,作为封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的学术活动与中央朝廷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构成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儒学也在冲突中遂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即后世所谓的"今古文经学"。     

陶渊明玄学思想接受途径考论

陶渊明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古今学者的共识。陶渊明是通过何种途径接受玄学思想的?本文认为:家世影响、交游影响、文献影响是陶渊明接受玄学思想的主要途径。     

浅谈儒学东传朝鲜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不仅在本土占据着统治地位,其影响也波及到附近国家。朝鲜是最早接受儒学的国家,儒学贯穿在朝鲜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儒学的传播,对中国古代社会、对朝鲜半岛以及其周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谈儒学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一种儒学思想具有一个国家的标志,要有自己的特色,用自己的品格表现出来。韩国自古号称“君子之国”。一贯提倡儒学,对整个大韩民族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儒家文化在西汉时期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历经时间的孕育、生根、发展和再创造,积淀成为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思想对韩国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政治经济方面、社会生活和教育方面等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浅谈儒学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一种偶学思想具有一个国家的标志,要有自己的特色．用自己的品格表现出来。韩国自古号称“君子之国”,一贯提倡儒学,对整个大韩民族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士君子主张以儒家礼仪、孝道治国。儒家文化在韩国有着深厚的底蕴和根基。儒家文化在西汉时期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历经时间的孕育、生根、发展和再创造,积淀成为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思想对韩国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经济、学校教育、家庭伦理、文明礼仪以及社会现象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浅论阮籍、陶渊明玄学思想之异同

魏晋时期玄学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阮籍和陶渊明,一位处于玄学发展之始,一位处于玄学发展即将结束之时,但无论是二人的行为态度还是文学创作,所体现出来的玄学精神都有相通之处。他们都崇尚自然、崇尚任情而动,并且都深受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但二人又有本质上的不同,一位在承受不得不谈玄的痛苦,一位真正从玄学中得到解脱。     

论袁宏史学思想的玄学倾向

魏晋玄学对于史学家袁宏的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 ,他的“道明其本 ,儒言其用”、为政“贵在安静”和智者“顺势而为”等观点的提出 ,表明其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玄学倾向。     

论皇侃经学思想的主体与本质

皇侃《论语义疏》加入了很多玄学和佛道思想。尽管如此,儒家思想在《论语义疏》中仍然占据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主体表现出越来越开放包容的趋势,玄学和佛道思想被主动引进,而又没有改变儒家体系,这是儒家主体成熟和自信的表现。关照现实是儒家思想区别于玄学佛道的鲜明特性。《论语义疏》中关于“忠”“孝”“礼”等问题的阐释,既植根于六合之内的孔子之论,又针对当时振兴儒家道德和完成礼制建设的社会现实进行议论发挥。它既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无源之水,也不是没有任何指向的抽象空谈,而是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的有机结合。因此,皇侃《论语义疏》具有鲜明的儒家特性。《论语义疏》大力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使经学在思想理论形态上有了显著的提升。     

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桓谭与刘秀关系的再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反对谶纬只是桓谭被贬斥的表象,深层原因则是没能理解刘秀重儒的政治目的,以"道"自认,一味分析现实、批评现实,违背了刘秀圣化汉室复兴的政治需要,是"道"与"势"碰撞的结果。刘秀重儒,"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是为了"吏化"儒生;以谶决事是以谶纬控制谶纬,防止西汉后期儒生以谶纬为工具怀疑汉家统治的再发生;"亲执讲筵"是以"柔"的方式钦定学术标准,统一思想,使儒家学说规范化、工具化。这是东汉一代有经学无"思想"的深层原因。     

儒学与汉代夫妇关系

汉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充分意识到规范夫妇关系对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性。先秦儒学提出的“夫义妻顺”,在汉儒董仲舒“夫为妻纲”,《白虎通》被确立为官方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向“夫权”绝对化转变。片面强调妻子的无条件的顺从和保持贞节,妻子逐渐丧失其人格独立性,成为依赖顺从丈夫的附属体。     

儒学与汉代夫妇关系

汉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充分意识到规范夫妇关系对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性。先秦儒学提出的"夫义妻顺",在汉儒董仲舒"夫为妻纲",《白虎通》被确立为官方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向"夫权"绝对化转变。片面强调妻子的无条件的顺从和保持贞节,妻子逐渐丧失其人格独立性,成为依赖顺从丈夫的附属体。     

试论玄学与佛教对六朝美术的影响

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阶段,六朝美术是一个以美术思潮和表现形式均趋于多元化的典型范例,这是由六朝历史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纵观六朝历史,儒、玄二学与道、佛二教的相互矛盾和冲突,使这一时期的文化结构呈现出多元碰撞的态势。在相互碰撞与冲突中,相互吸收,相互融化,并逐渐趋于一体化。这一点也表现在对这一时期美术的影响上,其中玄学和佛教对美术的影响最为突出。     

南北朝玄学思潮与吴越地区世风关系研究

玄学作为魏晋时期的新兴思潮,是在东汉以来儒学逐渐谶纬化,趋于"不周世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学说倾向于摒弃儒家王道学说,而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同时讨论宇宙的演变模式。玄学的发展与南北朝时期由尚勇到崇文的世风演进相互交织,共同促进着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