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族群政治与帝国漕粮海运体制

元人视漕粮海运为本朝超越汉唐盛世的标志性政治成就,而其创立过程与元初族群政治形势密切关联。元灭南宋后,阿合马就着力开通江南至大都间的漕运,然在北方汉人官员的强烈反对下受挫。至元十九年,伯颜为首的江南政治集团提出试行漕粮海运,南人海运群体得以进入帝国漕运体制之中。桑哥执政时引入回回人群体掌管漕粮海运,压制南人势力的扩展,不过这也使得海运逐步成为帝国漕粮运输的主要方式。元初忽必烈灵活、实用的族群政策将朱清、张瑄等南人海运群体收服于海运体制之中,然成宗朝时,朱、张等试图突破帝国族群政治的桎梏,终至败亡,此后元廷注重各族群政治力量的互相制衡,建立蒙古人为监督,色目人、北人、南人互相制衡的漕粮海运体制,而体制中存在严重的族群藩篱和待遇不公,为漕粮海运在元末的崩溃埋下伏笔。     

试论清代的漕粮海运文化

晚清漕运的主体方式是海运,在6口余年的海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祭祀海神、修建会馆和撰写诗歌为特色的海运文化。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既是清代漕粮海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社会风尚的合理延伸。     

宋代两湖地区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的演变

正在宋代,物资转输是一个重要问题,其转输方式可分为陆运和水运,而水运又可分为漕运和海运。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食货学派开始针对物资转输中最重要的漕运问题进行探讨以来,相关研究成果斐然①。前人研究物资转输,多半注重其线性特征,即从物资起运点一     

“河运”还是“海运”——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及思考

漕运历来被视作中国古代王朝的生命线,通过漕运,将全国粮产完成在全国范围的合理分配,维持王朝发展稳定。明代的漕运,在继承前代漕运形式的基础上,又包含着新的因素和特点。本文仅就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进行探讨,针对"河运"与"海运"在明代运行的时段分期与交替原因作一个简单阐述,并探究交替背后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来明代环渤海地区海运研究综述

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台湾学者发表关于明代环渤海地区海运论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专著1部、论文9篇。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官方控制的海运和民间海运研究两个方面,官方控制的海运研究在江淮往来辽东海运、江淮往来直沽海运、登莱往来辽东海运、天津往来辽东海运研究方面成果显著,但尚存有不足,如:研究明代海运缺少对必要的元代海运背景的交待、缺少对必要运河、漕运状况的介绍、有些领域还是空白、已有研究领域内,存在着基本史实不明甚至讹误流传的情况。因此,明代环渤海地区的海运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增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

18 2 6年的漕粮海运 ,是清朝的首次漕粮海运和道光初政中的重要事件 ,也是陶澍、魏源等人直接参预的重要政治活动 ,因而是研究清代漕运和评价陶澍等人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 ,由于在资料选择上的过于倾向性 ,导致以往学者对此次海运的评价 ,有普遍的拔高之处。本文即就其中三个最重要的观点 :“雇商海运”、“行走与内河无异”以及“较常年河运所省之数甚多”进行批驳 ,指出应正确评价此次漕粮海运 ,并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朝海运与漕运利弊简析

海运的发展在明朝时期,经历了一个兴衰的过程。人们的海洋、海运意识却是在不断加强的。相较于漕运的诸多的弊端,海运更显现了其优越性,体现了海洋开发、海洋利用的重要性以及趋势。从漕运、海运二者的相互利弊的对比,可以从历史角度来更好地认识到海洋发展这个潮流趋势,对于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及把握时代主题都有重要的意义。     

轮船招商局与江广漕粮的采买海运北大核心

1874年,在户部与轮船招商局合力推动下,江西、湖北、湖南实现了漕粮采买海运的制度变革。三省漕粮仍全行折征,由政府动支漕折、漕项,委托招商局于江皖采买米石,海运交仓。从1874年江广首次采运到甲午战争前后湖南、湖北停办,江广的采买海运始终在严格控制成本、深度依赖市场的原则下运行。招商局因此成为江广漕运的关键角色,在技术与运作方式上改变着王朝大政的基本形态,但也不应忽视官僚体制之下此种变革的限度。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如何与官僚体制的运行互相嵌合,改变贡赋经济的运作模式,是理解晚清漕务乃至近代经济变革的关键问题。     

略论清代东北与内地的粮米海运贸易

清代东北与内地的海运贸易问题是目前史学界正待开发的一块处女地。笔者检索《清实录》、《清朝文献通考》及地方志书,发现大量东北与内地各省间粮米海运贸易的资料。透视这些资料笔者感到:有清一代东北与内地的海运贸易,尤其是粮米贸易相当频繁。就其粮米贸易的流向前后期有明显的变化,清前期粮米由内地流向东北,清中叶以后转为东北流往内地。这种变化与汉族民人大量流入东北,开垦土地,促使东北农业生产力提高,粮米贮藏增多有密切关系。笔者不揣寡陋,试就清代与东北地区粮米海运贸易及其有关问题,加以考察,求教史界。     

元大都漕运问题新探

元代漕运制度至关重要。元太宗时期,燕京漕运继承了金代漕运制度,采用按依限次之法将漕粮运至通州;然后,利用利用金代旧漕河运至元大都。旧漕运河应在朝阳门、呼家楼、白家楼至通州城北一线,与坝河并不是一条河。元世祖时期,实行漕粮海运,在大都地区创立接运制度,设置接运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漕粮运输。最初利用坝河转运至大都,随后开凿通惠河进行转运,皆是创举,提升了漕运效率。     

南宋境内出土金朝瓷器研究

本文通过汇总出土于南宋境内的金朝瓷器,探究其主要产地、各窑场产品的运销范围及运输方式与路线。产地主要包括耀州窑、定窑、焦作窑与豫西黄河南窑场。长江下游平原与四川盆地是南宋境内金朝瓷器出土较多且集中的两个区域。运输方式主要应通过河道与海道进行水运,并结合陆运完成。     

当日翰林呈画本 升平风物正堪传——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赏析

<正>有宋一代,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全国人口已经突破一亿人大关(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八千万),经济、社会、文化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以漕运和铜钱制造为例,唐时供应京城漕运粮额一年几十万石,水运和陆运最多达250万石,北宋漕运则一般定额600万石,最多达800万石。唐玄宗天宝年间,铜钱产量为32.7万贯,北宋年产量为100万至300万贯,最高达506万贯。雄厚的经济条件为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两宋时期发达的经济基础条件决定了宋代科学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使宋朝在文化上     

李鸿章与晚清漕粮海运

晚清漕粮海运与李鸿章的关系密不可分.他通过恢复海运扩大漕粮海运的参与省份,调整海运规章、抚恤海运群体,扶植轮船招商局、促进漕粮运输工具近代化等方式,对漕粮海运的变革产生了全方位影响,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重要人物.     

丘濬的“海运构想”——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

丘濬在其重要著作《大学衍义补》中提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海运构想",表面上从运输漕粮的经济角度出发,力主恢复"河海并运",以海运来补充河运之不足,实质则为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设计。对于已停罢海运多年的明朝来说,这种表面谨慎的提法已然是一种突破。随着《大学衍义补》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此构想也成为此后朝廷"海运之议"的重要依据,为"海运"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体现了明代"四书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然而"海运构想"终未实现,失败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弘治朝政治环境与现实需要之制约,又有国家决策中各集团利益博弈之扰动,且在义理上的弱点与技术条件上的不足也多为反对者所诟病,而究其根本则为明代国家发展重心之限制。     

包世臣与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

雇商海运漕粮,是清代道光年间漕运制度中具有新意的重大变革。包世臣的雇商海运思想虽非首创,却有着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雇商海运最终能在道光年间付诸实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化综合发展的产物,更是经世派官僚士子上下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身为幕僚的包世臣为此奔走呼吁,付出了大量努力,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务实精神,开启了道光朝大政改革重视私商力量的先河。包世臣在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远超魏源。     

明清漕运的经济账

<正>漕运，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一种运输方式。而明朝和清朝的漕运制即是为当时最高统治服务的庞大的国家运输体系。明清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强化时期，漕运是体现集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大运河（漕运）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所有供应都要经过它”。     

清同治四年江浙裁革海运津贴述论

同治初年江浙两省裁减漕粮正额,官书、方志记载殊多,而继之实行的裁减由河运帮费转化而来的海运津贴,关系当时积重难返的漕弊的整肃,意义更为深远,官方权威的编年史《清实录》却不见记载,今人研究也只在论述筹集海运经费时才有所涉及。本文拟从革除嘉道以来积重难返的漕弊的角度,对清代漕运史上这一重大事件重新审视,展示其进展的委曲和周折,揭示津贴沉疴最终革除的主客观原因。     

清朝首次“漕粮海运”与护航将领关天培

正晚清民族英雄关天培,45岁那年,曾有过一段"敢为天下先"的"漕粮海运"督押粮船经历。他的这段经历,又同清朝中晚期朝野上下漕粮河运还是海运的政策争论密不可分。见微知著——从关天培督运海运一事,我们或许能看到古老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近代文明的蹒跚和艰难,正如古语所云:知易行难。漕粮海运:艰难的抉择"漕"是水道运输。《史记·萧相国世家》:"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     

汴河建设与北宋立国

冀朝鼎曾指出：中国商业的发展,从来都没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状态。在缺乏机械工业、现代运输与通讯设备和先进经济组织的条件下,要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就是控制农业生产与漕运条件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的“基本经济区”的问题。 历代王朝主要以实物的方式征收赋税,因而漕运为皇族中央官僚、市民、首都警备、国家储备特别是为了防止反叛或者外敌入侵供养一支集中军队所必需。漕运对于封建农业中国的重要性,在汴河漕运与北宋立国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了极其鲜明的体现。 一…     

唐太宗与十八学士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李世民是中国封建社会里难得的一代明君,而他的明,主要就明在善于识人,善于用人。本文阐述的他与十八学士的关系,实在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