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对中国抗战的理论探索与贡献

蒋百里很早就把日本视作中国国防的首要敌人,预料日本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拟出持久抵抗、攻守结合的国防战略,并从军事布置、物质准备、工业布局和实施国家总动员等方面,积极筹划抵御日本侵略的国防建设.他的"机动作战"论和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开展运动战抗击日军的建议,为中国抗战军事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抗战必胜"论,更激励了士心民气,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下一份心理基础.     

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兼论国共两党持久战战略之发展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受到日苏关系、中日和谈与国共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虽然在具体战役指挥过程中认识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用,但是未能上升到战略层面系统认识和把握持久战的作战原则和基本方针,一度准备与日军在武汉"决战"。1938年7月底,日苏在张鼓峰冲突爆发后,日军对武汉的攻势有所放缓,蒋介石对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由"决战"转为"固守",希望借助国际形势的变化,牵制日军对武汉的进攻。鉴于英法不惜牺牲捷克利益对德妥协的前车之鉴,蒋介石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意直接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本南进攻粤后,英美在华南的利益受到威胁,蒋介石的外交重心转向运动英美,积极推动英美在远东联合制日。武汉会战前后,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战略理论已经走向成熟。相比而言,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战略思想则缺乏系统性、灵活性与成长性。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持久战理论的指导下,呈现截然不同的抵抗态势。     

淞沪会战初期英美对中日冲突的介入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局势日益紧张,8月9日"虹桥事件"的发生更使得形势急转直下。英美两国为阻止上海爆发战争,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强调中日均对上海和平负有责任并敦促双方撤军,但未能成功。上海战事于13日爆发后,英美对中国空军轰炸租界提出抗议,但中国方面强调其为抵御外侮,有权进入包括租界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作战。面对中国方面捍卫主权的决心,英国意识到日本对上海战事负有主要责任,开始将交涉的重心转向日本方面,并提出了由在沪外国军队保护日本侨民的方案,以换取日本同意从上海撤军。但日本已决心借上海战事扩大对华战争,对此反应冷淡,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强烈的美国亦始终未改变中立态度,并未与英国合作,这一方案最终胎死腹中,上海战事也发展为大规模战争。     

国民政府对1941年苏德战局的研判——兼论蒋介石的战略眼光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成员对苏德战局的现状和走向持续进行着研判.战争伊始,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部征求对战局的看法,多数意见判断苏德战争将演化为持久战.最初两个月的战局扑朔迷离,但蒋介石与其幕僚通过对驻外机构传回情报的分析,仍未改变之前的判断.基辅会战期间,不少人受前方情报的误导,未能及时觉察德军的胜利,蒋介石则出于诱使日军北上进犯苏联的战略设想,巧合地"预测"到基辅的沦陷.莫斯科会战期间,驻外机构的情报工作恢复正常,国民政府诸人根据传回的信息逐渐意识到战局的逆转,唯蒋介石固守之前的战略设想,拒绝接受此种事实.得益于驻外机构的努力和中国抗战的经验,国民政府中多数人对苏德战局的研判体现了其在国际政治、军事战略上的良好水准.而蒋介石本人于此际的战略眼光,部分依赖于集体智慧,部分出自其诱日犯苏的战略设想,尚未显示出过人的判断力.     

1937年河北抗日战场战局研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按"由北向南"的既定攻击战略,开始从战争的始发地——河北省北部出发沿平汉线、津浦线向南进攻。日军在攻击过程中,实施"钳形攻势""多路迂回"等战术,一路击败中国守军的抵抗,数日攻占平津,短时期内攻占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在战术上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但日军在战术上取胜的同时,却没能实现"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目的,中国军队虽然节节失利,但却保存了有生力量,实现了弱国抵御强国的持久抗战的战略目的。因此,1937年河北抗日战场战局的总体特点为"日军胜而不赢(赢得战争),中国军队败而不输(输掉战争)",这种开局特点对决定中日两国命运的这场战争的走向乃至最终结局均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     

《马关条约》第一款有关朝鲜问题内容的形成过程研究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攻占朝鲜王宫并扶植傀儡政权,进而迫使朝鲜废除对华三章程,以及单方面终结对华关系,直到对中国开战后又迫使朝鲜成为其"攻守同盟",使得甲午战争实际上进一步升级为东亚范围的战争。到平壤战役及黄海海战失败以后,清政府被迫放弃了击退日军并恢复与朝鲜传统朝贡关系的战争目标,保卫本国领土遂成为清政府唯一的战争目标。到马关议和期间,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已然成为中日双方条约草案中唯一取得共识的内容。甲午战争期间中日朝三国关系变化的上述结果,以及导致清政府战争目标变化的军事进展结果,遂通过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有关朝鲜问题的内容,成为在近代东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个法律事实。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随之开始对日本可能发动战争的时间进行研判。虽然国民政府欲设法借助国际社会干预和对日外交交涉尽可能延缓战争爆发时间,但到1936年9月以后还是得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研判结果。此外,国民政府设法了解日本军事发展的最新动向,基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针对未来日本可能从陆上、空中和沿海、沿江对华作战的战略也分别展开研判,其研判结论与同期日本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体相似,也较接近中日开战初期的战局。     

日军在华军事谍报活动与七七事变的爆发

1936年前后,日军开始加强对华军事谍报力量,全力收集旨在发动军事进攻必须的谍报,并且在七七事变前夕,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陆军部署状况和作战能力等的调查,掌握了中国空军各种绝密信息,摸清了中国北方国防工事的构筑状况。因此,即使仅仅从情报收集的角度来看,七七事变也是日军精心策划的必然产物。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

抗战结束前夕,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之错综复杂的图景。日军已无法改变其所处之总体被动状况;国民党在局部战场的作战表现有了改观,同时力图遏制中共的扩张;中共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和推动民主联合政府运动的政治战略取得了相当成效。就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而言,国共合作对日,国方重正规军事,但因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共重敌后蚕食,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亦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共扩张之企图;中共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并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则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而结束了多年侵华的历史。     

论抗日战争的整体性和社会性

中国抗战是在基本统一的军事、政治、外交战略下进行的民族战争,是近代中国一次完全意义的独立的民族革命。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的国际战略和持久战方针具有基本的认同,同时也存在原则的分歧。在上述方针指导下,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形成发展是由中国政治和社会状态诸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是国共两党的初衷。抗日战争的社会历史意义,远过其战争本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摩擦”是两党不同的民主主义和社会革命路线的反映     

南口战役述论

一1937年7月底,日军占领平、津以后,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展开了向中国内地的进攻,企图以武力迅速灭亡全中国。由于日军当时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兵力尚在动员与运送中,其作战兵力的部署,指挥机构的组建,都正在调整,所以,日军中央统帅部于7月29日决定的对华作战计划中的方针是:“击     

对桂南会战的评价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日军占领武汉后,兵力不足,国力下降,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中国的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国民政府统帅部在南岳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确定第二阶段的基本战略仍是持久消耗战略,但应由第一阶段的“向敌退却消耗”转变为“攻势消耗战”。为执行南岳会议的方针,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投入全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开展“冬季攻势”,攻击范围遍及绥西、晋南、豫北、豫东、豫南、鄂北、鄂中、鄂南、湘北、赣北、皖南、浙东和桂南等广大地区。其中,桂南会战是跨战区调动25个师的兵力,包括将新建立的全国唯一的机械化军投入主攻,对付入侵的日军精锐师团,表明统帅部是下了极大决心的。高锐主编的《中国军事史略》和郭汝槐、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以下简称《作战记》）论述“冬季攻势”时,所称道的战役不尽相同,都予肯定的则是桂南会战。《作战记》还特别指出,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攻坚战是“整个冬季攻势中最强有力的一役,不仅在军事上挫折了日军的锐气,对其政治谋略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认为桂南战场夺回昆仑关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造成敌战略上的部分被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以下简称日军《作战史》）也承认,在1939年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中,日军“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深感敌尚强大”。国军反攻昆仑关时,从东京赶来前线视察的日军大本营参谋次长,看到其21军司令部“充满悲观气氛”。日军后来撤出桂南,固然是由于国际局势变化使其能从越南境内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但与桂南军民不断对其进行袭击,也有重要关系。日军《作战史》记载其重占昆仑关后3个月间在桂南进行师旅规模的扫荡即达4次,可见其受到压力之大。     

1934年蒋介石西北之行

1934年10月蒋介石西北之行,时值“剿共”军事暂时告一段落,日军对华步步进逼,选择后方根据地、决定抗战大计成为重要任务.基于对西北战略地位和资源基础的考虑,蒋介石亲赴陕甘宁察绥晋六省展开为期一个多月的视察.此行包含着安内攘外的诸多意图,既有针对地方实力派和“剿共”军事的“安内”考量,还隐藏着对日、苏的外交探察,也显示了准备抗日的决心.蒋此次西北行对于抗战后方根据地的最终确定具有一定的意义.     

南京伪维新政府及其大民会

“七七”事变后,日军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在内蒙、华北、华中地区扶植傀儡,建立伪政权,用“以华制华”的手段,形成以日军为后盾的新谓“国中国”。本文拟通过对南京伪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其政治团体“大民会”活动情况的阐述,以揭露日军侵华期间,一面建立伪政权,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一面收买汉奸汪精卫,拉拢、诱降蒋介石,妄国蚕食中国的罪恶实质。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发行军票始末及评析

<正>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7·7事变",全面侵华战争从此开始。为配合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当时日本对华金融掠夺方面可供选择的策略有三种:一是可以使用日元,但随着日元在沦陷区流通日多,难免引起通货膨胀,造成日元价值下跌,进而削弱日元地位,影响日本国内经济;二是可以使用法币,但法币是日军重点打击的对象,而且入不敷出,只能通过强夺或卖出外汇吸收法币,反将增强法币的地位,这是日方所不愿看到的;三是以武力强迫推行毫无保证的征用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中的中国形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传机构战争信息署在中国设立分部,全面负责对华宣传。为促进美国战争目标和对华政策目标的实现,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通过一系列对华宣传项目,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正在崛起的抗日英雄国度。这种中国形象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全民抗战的英雄国度;第二,中国是肩负国际责任的世界大国;第三,中国正在走向以美国为模本的"改革"之路。美国试图通过对战时中国国家形象的展现,鼓舞中国民众的战斗士气,同时向中国民众灌输大国意识和国际共同体理念。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战争信息署构建的中国形象经过特殊剪裁,没有完全反映中国现实,它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想象与认知的局限性。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宣传:起源、政策与机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设立了专门负责在战时进行对内和对外宣传的战争信息署,并在中国设立了分部和地方办事处。战争信息署的中国分部旨在通过一系列对华宣传项目和心理战行动,推动美国的战争目标和战时对华政策,在短期内达到鼓舞中国民众士气、促进中关军事合作的效果,在长期内实现推进中国民主化改革和培育中国大国责任意识的目标。战争信息署的在华宣传活动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军方和驻华使馆的支持与配合,其运行机制和政策理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对外宣传。     

皖南事变善后过程中的日军因素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濒临破裂.国民党持续推进"剿共"部署,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亦有计划于1941年春季集中兵力肃清河北、江苏、山东三省.中共中央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应对方针.就皖南事变一事,日军认为国共最终会相互妥协,不会对战局造成大的影响,参谋本部亦因"南进"方针,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计划,要求其在"南进"之前对国民政府军事施压,以便于从中国战场脱身.中国派遣军趁汤恩伯集团为"剿共"而调动之际发起袭击,即豫南会战.中共继续在军事上保持克制.豫南会战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剿共"部署,但未能改变其方针,国民党甚至讨论赶在日军进攻陕西之前,先出兵攻下延安.就在此际,日军开始为消灭卫立煌集团而集结兵力,并有意散播将进攻陕西的虚假情报,隐藏其作战计划.国民党在日军压力下,软化立场向中共请求支援,许诺中共"配合作战"便可谈好"根本问题".在皖南事变善后的过程中,日军虽非有意去影响国共关系,但其军事行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为国共关系的缓和提供了"转机".抗战期间日、国、共三方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在皖南事变的善后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关东州时期的日本神社

日本在对华侵略期间,于中国的军事、经济要地陆续建立了许多日本神社.在华神社作为日本本土神社的延伸以及国家神道的形象代言人,与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相呼应,成为日本文化侵略的武器之一.本文以日俄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关东州修建的神社为主线,分析这些神社的整体特点,进而说明神社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主要作用.     

杨仲山:战火中救出日本孤女美穗子

正井陉位于太行山麓主脉,地势险要,有藏量丰富的煤矿。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井陉,派一个中队和伪军300余人驻守。井陉的煤矿除供给日军在华北的全部需用外,大部分运往日本本土。显然,这里成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掠夺中国资源、推行"以战养战"战略的一个重要能源供应基地。1940年8月,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8月20日,担任晋察冀军区中央纵队总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