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万佛寺石刻佛教造像的源流

<正>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是我国南方地区年代较早、题材丰富、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批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然而,由于这些造像系清末(1644-1911年)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前人曾对这批造像的出土及流传状况做过疏理,如:清代王懿荣所著《天壤阁笔记》最早记录了该遗址的造像出土情况,冯汉骥先生也曾对历次造像的出土和流传     

成都万佛寺石划佛教造像的源流

成帮万佛寺石刻造像是税图南方地区年代较早、题材丰富、往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批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然而,由干这些造像系清末（1644—1911年）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     

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出土及流传状况述论

1882~1954年,成都万佛寺遗址曾先后5次出土南朝佛教造像。这批造像出土后经历了复杂的流传过程。1882年出土造像大多已流散至国外,其中所谓纪年最早的"元嘉二年"造像也需谨慎对待,故宫博物院藏元嘉二十五年造像似为唯一一件此次出土的造像。1902年出土的大同七年造像已不知所踪。1937、1953~1954年两次出土的造像有37件收藏于四川博物院,同时该院还藏有3件出土及入藏年代不明的南朝造像。1945~1946年出土的造像今已无法得见。碑刻文献中还记载有2件造像可能亦出自该遗址。     

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北魏至隋唐时期纪年石刻造像风格分析

曲阳修德寺遗址于1953—1954年出土2200余件北魏至隋唐时期石刻造像,其中有纪年刻铭的计247件,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今河北博物院。在对河北博物院收藏的28件典型纪年造像作重点介绍的基础上,结合故宫已公布造像中88件有纪年者,按其造像风格分四期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梳理了其艺术风格之演化规律,探讨了其风格来源、传播方向和影响。     

四川成都出土南朝石刻造像存疑——兼谈平杨府君阙龛像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成都万佛寺、商业街、西安路三个地点先后出土数十件有年代题记的南朝石刻造像,这些出土材料立即成为佛教造像研究的标尺。可是,经过笔者追根溯源的分析发现,成都出土的所谓南朝石刻造像实际上是宋代仿家的作品,从地层关系、造像组合、造像服饰、造像执物、佛座装饰、博山炉、幢、背景的芭焦树形、题记用语等方方面面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晚期特征。     

馆藏唐代弥陀造像的风格与特征分析

山东茌平出土的有明确纪年的唐代背屏式佛造像却有着鲜明的北朝及隋朝的雕刻风格及特征。这铺造像的出土,为研究初唐时期山东西部佛教造像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谈西周千亩之战与宣王纪年

西周宣王之世有两次千亩之战,而近来一些学者把它说为一次,这与史实不符。 宣王之世两次千亩之战,古文献有明确记载。一次是晋有千亩之战,见于《左传》。一次是周有千亩之战,见于《国语》。现分述于下,希方家正之。     

面向文化遗产阐释的AR与IoT融合交互模型研究——以南朝齐梁石刻为例

不可移动文物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然而,面对空间受限、信息传达单一等展示困境,其深层文化意义往往难以有效传达。本文以南朝齐梁陵墓石刻为核心案例,基于具身认知与虚实连续体理论,探讨如何通过融合AR与IoT的技术路径,构建更具沉浸感和互动性的数字化模型,从而重构文物的文化阐释机制。研究指出,虚拟场景与真实反馈的融合不仅增强了观众的感知参与,也有助于激活文物所蕴含的社会、历史与美学价值,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与公众传播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支持,也为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提供新的文化阐释方式和角度。     

试析南京栖霞寺舍利塔飞天造像的艺术特点与风格

飞天又称香神,香音神,乾达婆,犍达婆等。《佛学大辞典》上说:“香神(天名)又名香音神。八部众之一,乾达婆神(Gandharva)食香,从身放香,故云香音神。”玄应音义三曰:“犍沓和。又云犍陀罗。又作乾婆。或云犍达婆。或云乾达婆。旧名也。今正言乾达缚。此云嗅香。亦云乐神。一云食     

沉默的佛尊:云冈石窟中的主尊造像与胁侍造像

<正>有一位考古专业的同学曾经给笔者发过一条短信,大意是说她本科时上历史系的课,一位老师直接说考古就是给历史打工的,引得课堂一片哗然,所以她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她问艺术史不会也把考古看成打工的吧?笔者没有回复她的短信,但是一直在想怎么回答她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她一个人会问到的。直到最近带学生在云冈石窟测绘,由于云冈石窟中部窟群正在搭架维修,我们有机会调查到一些未完成的窟龛造像,使得笔者又想起了这位学生的问题。笔者想可以用云冈石窟调查的实例来回答这     

评赵翼论《南史》与南朝四史之比较

梁沈约著《宋书》100卷、萧子显著《南齐书》60卷（今存59卷）、唐姚思廉著《梁书》56卷与《陈书》36卷,以及李延寿著《南史》80卷,是记述南朝史事的5部“正史”。由于宋、齐、梁、陈四史成书在先,《南史》在其基础上撰述于后,故其间颇多增删、歧异之处。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不同史家对于史事之认识上的差别,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历史编纂上的迥异。而其中长短是非,对于人们尽可能正确地认识南朝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 清代学者在以《南史》与宋、齐、梁、陈四史作比较研究,以《北史》与魏、齐、周、隋四史作比较研究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常州籍史家赵翼《陔余丛考》卷6至卷9,就这两个问题作了广泛的考察。其后,他在《廿二史札记》卷10至卷15中,各以3卷的篇幅阐述了“宋、齐、梁、陈书并《南史》”、“魏、齐、周、隋书并《北史》”。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53至卷68,亦以十几卷的篇幅考察了“《南史》合宋、齐、梁、陈     

风起大漠倾天下 一世美范万古崇 蒙古造像的历史与风格初探

<正>时序进入深秋,北京艺术品市场陡然刮起一股蒙古造像之风,它如大漠的秋风一样,那么的强劲,又那么的迅捷,很快波及京城内外。一时间市场上都在谈论蒙古造像,谈论蒙古造像的风格特点,谈论蒙古造像的精美表现,乃至谈论蒙古佛像的创始人扎纳巴扎尔。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推出的蒙古风格一世哲布尊丹巴造像,是迄今为止国内外艺术品市场上现身的最大最完美的蒙古造像作品。之后北     

四川成都天回汉墓医简的命名与学术源流考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对位于金牛区天回镇的一处西汉墓地进行了发掘,其中M3北Ⅱ、南Ⅱ底室出土竹简951支,主要为医书。根据竹简的形制和内容,北Ⅱ底室出土的竹简可分别定名为《脉书·上经》《脉书·下经》《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刾数》《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天回医简的主体部分抄录于西汉吕后至文帝时期,《脉书·上经》所见残文中出现"敝昔曰",医书主要内容与仓公所传古医经相类,可证明天回医简所载医书传自扁鹊、仓公。     

行政腐败成因探微——官僚制范式与公共选择范式之比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腐败现象及其成因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以介绍探究腐败成因的官僚制范式和公共选择范式为重点,阐述了官僚制范式和公共选择范式的主要内容及其相关理论,并就两种范式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研究。     

北朝时期“青州风格”石雕佛教造像赏与鉴(上)

<正>雕塑艺术作品作为人类最早也是最常见的艺术创作门类之一,在整个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宗教类雕塑艺术作品,无论是在制造数量、工艺精度、设计水平,还是时间跨度上,都堪称是重中之重。同时,宗教类雕塑艺术作品也形象     

萨迦-元时期尼藏与藏汉金属造像存在阿尼哥风格吗?

在《元史》、《造像量度经》中对阿尼哥的评价较高,但现存能明确认定属于阿尼哥制作、具有"阿尼哥风格"的作品却几乎没有。本文通过比较世界各地保存的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上半叶制作的造像和绘画,考证出其中一些作品具有"阿尼哥风格"。阿尼哥风格是在纽瓦尔风格的基础上,融合波罗印度、西藏以及汉地本土的因素,由阿尼哥及其工作团队共同创造而形成,具有独特的波罗风格与"藏式元代"风格相结合的特点。从萨迦寺经大都到夏鲁寺,阿尼哥风格在"尼藏"和"藏汉"之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传播轨迹。     

青州造像所见佛塔之样式、渊源与功能初探

青州佛塔具有相当的自身特色,即采用覆钵顶下高大的方形塔身,并且塔身四面均开龛置像。再考察与青州同时或稍早的云冈、龙门、响堂等处的佛塔,发现青州佛塔的来源当是北魏以来中原佛塔的典型样式,它的布局形式则明显受邺城地区佛像的影响。综合考虑北朝晚期的历史背景,青州造像上大量佛塔的出现,估计与法华经的信仰、末法的信仰有着一定的联系。而这时青州佛塔的功能则主要演变成一种装饰纹样。     

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补论

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曾提出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之重要论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陈先生指出的政治变迁之外,导致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不同的原因尚有三端:一是中原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诗词写作须合乎中原正声,北人南渡以后的清谈和文会,更是引发了吴地士族的兴趣和追随;二是士庶生活环境不同,庶族置身南方之后,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士族多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接受着世代传承的家族教育,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三是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后者很少参与赋诗清谈活动,仅以功勋而显达,不必在文化上征得士族之认同,故其语言但图便利、不求雅正。     

成都城市精神与中华座标之关系

成都在中华天地大座标中居于最佳地位。其天地条件的优越带来了自然的富庶和必然的交流,使成都在历史发展中成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和多元文化交融城市,并由此形成了仁道协和,开明超越的城市精神。只要不出现大的社会破坏,成都总会展现出中华腹心、天府之国、人间乐园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