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

与抗战时期日本在华扶植的其他汉奸傀儡组织相比,汪伪政权不仅在组织上更完备,而且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以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为外衣的不折不扣卖国的汪记"大亚洲主义".汪精卫自诩为孙中山先生思想、理论、事业的信徒和继承者.抗战时期.他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公开投入日本的怀抱.     

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活动

“清乡”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汪精卫政府,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在华中、华南占领区进行的一个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活动。它发端于汪伪政权的中心地区江苏南部,扩展于浙江和江苏两省大部分及安徽、广东和湖北三省沦陷区的一些县份,上海和南京两市,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清乡”。“清乡”前后延续四年之久,它给华中、华南沦陷区人民造成极为深重的     

汪伪政权的军校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领特级上将衔。为维持其政权的存在,汪伪政权建立了一支军队。汪伪军队总数最高时达100万人,正规军约60万人。由于汪伪政权在政治上完全为日军所控制,伪军也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指挥,实际上是一支附庸     

评蔡德金著《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

评蔡德金著《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石建国蔡德金所撰《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以下简称《怪胎》）一书,是作者继《汪精卫评传》之后又一部研究汪伪政权史的力作。该书不仅详尽记述了汪伪政权自成立至消亡的历史过程,而且就汪氏投敌原因等重大问题作...     

伪满洲国的金融统治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觊觎中国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20世纪初即开始金融渗透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性金融体系。本文从伪满金融体系的经济背景、金融制度建立以及金融体系运作角度说明日本在伪满金融统治中的指挥地位,论证伪满洲国金融统治的傀儡性。     

论日本对“清乡”活动的决策与主导

武汉、广州作战之后,日本调整对华战略,着力扶植伪政权,在所占领地区大肆开展"治安肃正"运动。在华中地区,日本与汪伪政权协同组织实施了声势浩大的"清乡"活动。日本大本营及侵华军事机构通过规划"清乡"活动的具体策略、主导控制汪伪政府清乡委员会的组织与活动、与汪伪政权签订一系列"清乡"协议、在"清乡"活动中牢牢控制军事指挥权等,使整个"清乡"活动完全服从于日本侵华的总目标和总战略。     

日本游女百大夫信仰与傀儡子百神崇拜之关系溯考

百大夫为日本民间信仰的神灵之一,其由来并没有确切文字记载,一般将其视作男性神灵,是平安时代末期游女和近世傀儡子信仰的祖神。现今,在日本关西地区仍然流传着木偶艺人祭祀百大夫的传统。源于百大夫作为游女和木偶艺人的同一信仰对象,既有的研究多数倾向于将二者视为同一群体。虽然在平安时代以后的日本社会中,二者有着错综复杂的密切关联性,但游女与傀儡子并非等同。游女信奉的百大夫神与傀儡子信奉的百神具有不同神格,同时百神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具有外来神的特质。     

尺八文化在日本的传承与发展

日本在吸收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注重其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文章围绕作为音乐与佛教载体的中国尺八文化的内涵、唐尺八与日本本土文化从并存到消亡、宋尺八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及其在日本的传承与发展,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本吸收与发展中国文化的曲折过程,以及＂和魂汉才＂思想下融合外来文化的文明体系的发展历程。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但日本当局并未应汪伪政府的要求,当即对其加以承认。同年11月,随着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双方才正式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当局对承认汪伪政府迁延日久,一方面是要通过日汪基本条约确定在华侵略利益,另一方面认为汪伪政府实力不足,无法借扶植汪伪政府来完成其侵略目标,要"解决事变"仍需进行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庆工作"。由此,日本当局的政策一直在扶植汪伪政府与加强"重庆工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政治、外交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均影响了日本当局的相关决策,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通过考察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经纬,相信对了解日本侵华期间的决策过程会有所裨益。     

中国共产党与牺盟会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山西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创建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是山西抗日的主要领导力量,在山西抗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牺盟会自创建到改组,经发展到消亡,无不受     

“亲日”与反日——抗战时期朝鲜华侨的艰难抉择

卢沟桥事变后，滞留朝鲜的华侨无奈下必须谋求与日本当局保持和睦关系，尤其是驻京城（汉城）总领事馆面临二选一的艰难抉择。南京陷落促使驻汉城中国总领事范汉生脱离蒋政权，支持南京汪伪政权，朝鲜华侨遂宣布支持临时政府，成为日本友邦国国民。1940年代，八路军利用朝鲜华侨进行反日，仁川事件使朝鲜华侨与日本殖民当局矛盾激化，日本对朝鲜殖民地的统治开始受到来自南京汪伪政权管理下的总领事馆和普通华侨这两方面势力的动摇。     

汪伪政权“东亚协同论”的形成及其文化实践——以《大楚报》系为中心的考察

《大楚报》是日军占领武汉时期汪伪政权在汉口的机关报,同时受控于日本军方。为了在沧陷区特殊环境下谋求生存,《大楚报》既服务于占领体制的言论需求,又积极发掘报纸的实用信息功能以拓展其影响力。通过社论和发行《新生》杂志等出版物,《大楚报》系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理论阵地,系统阐发了汪伪政权的核心意识形态“东亚协同论”,并对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观点进行了曲解阐释。与此同时,报社成员也深入沧陷区文化组织,形成了以报社为中心的政治社会生态网络,此网络与“东亚协同论”构成了密切的呼应关系。     

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

汪精卫与其追随集团为确保其自身在政治上的合理性,为建立其思想理论基础而极力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将之作为其宣扬“中日和平”的根据,汪伪政权为进行对民宣传而主导发行了《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及《大东亚月刊》等杂志,从分析这四种杂志内容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们利用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作为使其“和平建国论”得以合理化的手段,并错误地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等同起来,进而,连这种被歪曲的“大亚洲主义”也逐渐被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即所谓的“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所吸收,汪伪政权最终成为其代言人。     

中共党组织在土龙山的活动及与土龙山农民暴动

<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大陆政策,扶植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为强化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策划"百万移民计划",妄图在东北境内建立"第四军种",长期侵略东北。在分期分批进行百万移民过程中,把三江平原的依兰县、桦川县、勃利县三县相交地带作为武装移民首区。由于日本武装移民开拓团对农民土地的抢掠,1934年3月终于爆发了土龙山农民大暴动,成为震惊中外的抗日     

汪伪政权查禁抗日救亡歌曲简记

汪伪政权查禁抗日救亡歌曲简记张克明“和平反共建国”是汪伪政权的基本国策。自１９４０年８月伪政权建立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汪伪政权为推行实国主义的文化宣传政策,特别强调要把“对国民、心理进行根本的改造”,确定为文化宣传的基本方针。１９４１年...     

汪伪统治时期的师资述评：以江苏省为中心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为配合日本对沦陷区的侵占,建立起了系统的奴化教育体制。在教育体制中,教师处于重要的地位。为了确保教师不致流失,伪教育机关专门制订了改善教师待遇及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诸项政策。汪伪政权的自身性质,决定了实行这些政策的最终目的都在于确保沦陷区教师为其“奴化教育”服务。     

浅析浙东银行1944年版壹圆券

浙东地区沦陷后,日本控制下的汪伪政权于1942年5月在宁波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支行,次年又在余姚、镇海等地设立办事处.日伪凭借武力的保障占据中心城市,搜缴法币,强行流通汪伪政权储备银行券,浙东地区的金融逐渐被日伪所掌控.至1942年10月,日伪的储备银行券成为浙东市场上的主要流通票券,其数量约占货币流通总量的70-80％...     

上海谍战秘笈

今人戏称上海为“魔都”,这个称呼恐怕在八十年前更为贴切。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日本的驻沪总领事馆、外国租界的巡捕房、中统军统的情报站、汪伪政权的杀人的巡捕房、中统军统的情报站、汪伪政权的杀人魔窟、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群魔汇聚,明里暗里处处都是陷阱。各方特工有何取胜之秘笈？     

试论东夷文化和日本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本文的东夷文化是指以山东地区为中心的海岱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的考古学文化,它有产生、发展、繁荣和消亡的过程,同时又有融合和传播的过程。在融合、传播的过程中,对日本绳纹文化、弥生文化遗存,无论遗址、聚落、墓葬形制、稻作农业、习俗诸方面,还是制陶工艺、器表装饰风格以及陶器、石器的形制等方面都与东夷文化有密切关系。东夷文化和日本考古学文化都是世界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共同深入研究。     

汪伪政权“接收”日本军管工厂的一组史料

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于1940年3月18日发表声明,拟交还由日军管理的中国工矿企业。此后三年间,经过讨价还价,日军陆续发还了一些工矿企业。为明瞭汪伪政权接收日军军管工厂的内幕,特自馆藏档案汪伪政府实业部全宗中选出本组史料,公布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