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鼎制初探

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分析,商代已形成一定的鼎制。商代鼎制孕育形成于二里岗上层时期,殷墟时期得到发展和推广。鼎制内容涉及使用者的身份、鼎的数量、配置组合、鼎之功用与鼎实等方面。商代鼎制具有独特性,与周代用鼎制度关系密切。     

中古时代的门第与婚姻

我国自西周开始,建立了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这制度把人分成了若干等级,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各级礼遇不同,任何人不得僭越乱位,甚至婚姻也要受到等级地位的限制,只能在同一级别间进行,大夫之子配大夫之女,士人之女配士人之子等。如果贵族之子看     

江陵马砖一号墓所见葬俗略述

湖北江陵马砖一号墓是战国中晚期之际的一座楚墓,下葬时间在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前不久。墓葬内有一椁一棺,椁内分隔成棺室、头箱和边箱。随葬有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铜礼器主要有鼎二、壶一,仿铜陶礼器有鼎二、敦二、壶二和盥洗器。此墓保存完整,对于研究当时的丧葬制度,有一定参考价值。据近年来的研究,江陵楚墓依墓主人身份不同,反映在葬具的使用和随葬器物的组合上也有等级差别。一般情况是:上卿(封君)用一椁三棺,椁室分隔成五室或更多。随葬品有成套的铜平底鼎((?)),配有成组的食器和盥洗器,同时备有成套的金石乐器。下大夫用一椁二棺,椁内一般隔成三至     

东周楚式束腰平底升鼎试析

本文通过对东周楚地特有的铜、陶束腰平底升鼎进行类型学分析,明确铜升鼎应源于春秋早期曾式升鼎,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楚的扩张遍布楚地;陶升鼎仿铜升鼎,出现年代不早于战国初,器形随时代发展渐趋简化。在此基础上对其使用等级与人群进行考察,发现楚墓中使用升鼎的上层贵族内部在鼎的数量、材质上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其使用规律和组合搭配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楚国社会等级结构变动与礼制变革。此外,曾、许、蔡等附庸国国君墓仅见使用铜升鼎,且在使用升鼎数量及其墓葬规格上各有不同,其原因与当时各国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徐州拉犁山汉墓M1出土动物遗存及相关问题探讨

本文是徐州地区汉代墓葬的首次动物考古学研究。通过对徐州拉犁山汉墓M1出土动物遗存进行种属鉴定、数量统计、部位与年龄观察以及性质判断,并结合徐州两汉时期其他贵族墓随葬动物和其他地区汉代墓葬动物鉴定报告的梳理,推测拉犁山M1出土野生动物较多可能与墓葬等级较高存在相关性;随葬动物可能是作为肉食献给墓主,并显示墓主对财富和资源的占有。将汉代墓葬出土动物与汉代图像、文物和文献记载中所反映的汉代社会生活中动物利用的情况结合观察,可知拉犁山汉墓中动物的随葬与墓主较高的社会等级以及当时社会上层的肉食风尚相匹配,也体现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和礼俗。     

东周王畿铜器墓用鼎状况考察

小依次递减或基本相等的列鼎制 27,到 70年代以来正鼎、陪鼎的区分28,以及对用鼎制度的不同看法等 ,均引起普遍重视 ,目前在对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时 ,多数研究者以列鼎制来划分墓主的身份等级。即依据《仪礼》、《礼记》的记载 ,天子和东周国君用九鼎 ,卿、上大夫用七鼎 ,下大夫用五鼎 ,士用三鼎或一鼎。并以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等为周代的礼制。前述洛阳 2 0余座东周铜器墓的研究报告多以上述之礼制来判定墓主身份的。如一～三鼎墓为士 ,五鼎墓为下大夫 ,七鼎为卿或上大夫等。前述的 2 6座铜器墓中 ,三鼎以上墓有 7座 ,其…     

周代用鼎制度疏证

目次鼎实与鼎的类别一鼎实与鼎的类别二鼎制组合三中原地区用鼎制度四楚国用鼎制度五结语鼎是周代社会礼制生活的核心。冠、昏、祭、乡、射、朝     

试论随仲嬭加鼎反映的等级身份

随仲嬭加鼎为春秋中期一件楚王所作媵器。此鼎体量高大、纹饰精致、铸造工艺十分考究,整体给人以极佳的视觉效果。本文通过对此鼎的观察并对上述特征进行分析,认为这些特点反映了其背后所代表的高等级贵族身份,同时,也反映出这一时期高等级贵族对于传统礼器的看法。     

春秋早期垂鳞纹秦公铜鼎

<正>鼎原本是一种烹饪器,后来发展为古代贵族社会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祭祀或宴享时用以盛放肉类。因此,鼎最能反映主人的身份和权力,成为"明尊卑、别上下"的实物标志,甚至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周代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用鼎制度,即依据贵族的等级,规定其所享用的鼎数,并以鼎为主体,配置其他食器。如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等等。一般情况下,大小不等的若干鼎并列使用,称为"列鼎"。大堡子山秦公陵出土的鼎甚多,也均大小不一,合乎周制。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垂鳞纹秦公鼎,高41厘米,     

殷商与两周用鼎制度的区别研究

中国古代的用鼎制度分为殷、周两大文化系统。殷商文化系统是鼎的组合,呈偶数形式,表现出殷人追求对称美以及对女性的尊重。而周文化系统的礼器鼎的组合形式呈奇数,表现了周天子至高地位的形成,反映了周人的阴阳思想和等级意识。     

钟离君柏墓礼乐制度研究

钟离君柏墓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双墩村,是春秋中晚期钟离国国君柏的墓葬。文章从列鼎制度、礼器组合、乐钟组合、乐器陈列等方面分析,认为钟离君柏墓属于五鼎等级的贵族墓,随葬青铜礼器兼具中原与南方楚系礼器特色,乐钟组合与中原地区五鼎贵族墓的用乐制度相当;其礼乐制度更接近于中原地区的五鼎贵族墓,礼制思想的源头多来自于中原地区;墓内编钟与编磬折曲摆放,符合文献所记载的五鼎大夫等级采用"判悬"的乐钟陈设制度,其陈设方式与青铜礼乐器制度相互协调一致。此文作为个案研究,对于周代礼乐制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考古材料所见之汉墓动物随葬

本文按照帝后陵、王侯墓、一般贵族与平民墓以及少数民族政权地区墓葬四大类别,分别对两汉时期的墓葬及陪葬坑内用作随葬、殉葬的动物进行探讨,试图总结汉墓动物随葬存在的一些规律性现象。整理发现,在时间框架下,随葬动物选择可大致概括为在表现形式方面从"实"到"虚"以及在精神内涵方面从"虚"到"实"的两个转变;地域差异方面,除帝后陵和王侯墓可以相对摆脱地域条件的限制之外,其他墓葬所出动物则与当地环境密切相关;最后社会等级上,不同阶层在动物牺牲利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两汉时期在不断世俗化的社会风气主导下,汉墓动物随葬也体现出日益浓厚的生活气息。此外本文除了探讨汉墓动物随葬的一些规律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对汉代动物利用方式的直观了解。     

用鼎制度兴衰异议

在周代,鼎是一种礼器,是一种表明身份等级的重器,鼎迁而国丧。故楚庄王欲侵中原先问周鼎,秦、齐亦为争周鼎而反目。因此,用鼎制度直接涉及到周代政治制度、礼仪制度,是一种颇为重要的制度,很值得研究。随着周代墓葬的发掘和彝器出土日益增多,探讨周代用鼎制度已提上日程。迄今为止,此题之专论已有数篇,其中以俞伟超先生和高明先生所写《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一文最早,材料最丰富,观点也最具代表性。该文将考古与文献结合,非常精辟地提出周代用鼎制度与五等爵制有密切关系。笔者十分同意。在同一文,俞、高两位先生还就用     

汉画中“捞鼎”的社会意义及其生死象征

汉画像石中的“捞鼎”图像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表现的是王权的更迭,更是两汉时期社会信仰意识的集中体现。画像中“鼎”的捞起与失落这一过程反映了生命的意义,具有灵魂重生和生命复出的隐喻。捞鼎画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汉代民间的宗教信仰以及汉人的生死观。     

楚墓偶数用鼎制度辨析

很多人认为偶数用鼎制度是楚的特色,但从周礼文献的相关记载看,周代在祭祀时是普遍使用偶数鼎来盛放祭品的;从商周时期各地的考古发现看,墓葬随葬“偶鼎”的现象起源至少可上溯到早商时期,经过西周中期以来的礼制变革,形成东周常见的以相同形制配对的偶鼎制,其流行范围也不限于楚地;偶数鼎在楚墓中随葬的整体比例并不是很高,而且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因此,所谓楚墓“偶鼎特色”并不如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彰显,其背后也并不具有部分学者所构想的社会意义。     

略论商周扁足鼎

本文对科学发掘的扁足鼎进行分析,指出其功能主要是作盛食之用,并在西周中期发展为温器。扁足鼎是商文化青铜器组合中的重要部分,使用者一般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商文化的这种传统因素,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直至扁足鼎消亡。     

周代用鼎制度商榷

周代有一套自天子至庶人的等级制度,在礼制上“名位不同,礼数亦异”(《左传》庄公十八年)。七十年代以来,先后有几篇文章把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探讨周代的与身份等级相应的用鼎制度,引起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普遍重视。其主要结论,经常被周墓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引用。但也有人指出,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仍属探索性的工作”,有待继续探讨。我因为讲授《商周考古》有关章节,翻检了一些文献和考古资料,感到关于周代用鼎制度的已有研究成果,确有不少尚待商榷之处,现在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商周礼乐制度探析

商周礼乐制度是一种从王到各级奴隶主贵族的金字塔式结构体系,属于商周社会的统治阶层,而且通常以血缘和宗法关系联结在一起。到西周时期,宗法政治体系实行天子、卿、大夫、士和庶人的等级制度。不同的等级有着不同的礼乐制度,礼乐器组合也不同,礼乐器既要适应等级制度体现的社会关系,其组合又要反映礼乐制度的时代特点。     

论东周时期用鼎制度中楚制与周制的关系

关于我国两周时期各级贵族的礼器制度(包括用鼎制度),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已有不少学者运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了探讨。其中有关楚国用鼎制度及其与周制的关系问题,同样是楚史,楚文化和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虽然这种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若干必须研究的问题,     

荆山铸鼎原及仰韶文化遗存的初步分析

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对灵宝铸鼎原有关黄帝时代的地名、事件及历代对黄帝陵祭方已情况等作了介绍，并对周围16处仰韶文化时期古遗址的分布、内涵、时代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