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地理视野中的抗战正面战场

中国国防的形态从古代到近代经历了巨大变化,先是边防(陆防)之外有了海防,继则又有了空防。伴随这一过程,中国国防地理形势也在发生变化。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防地理形势受制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导致的国防重心南移,二是日本在华不同地区形成的既存势力格局。此外,国民政府在全国不同地域统治力量的强弱也影响着国防地理形势。战前朝野对中国国防地理有过较多探讨,认识大体接近。为因应未来战争,国民政府分别对陆、空、江海防以及战略大后方做了布局。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陆军作战主要在重要铁路干线和国际交通线展开;空军作战先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渐次转向华中、西南;海军作战主要沿长江航道展开,辅之以沿海要塞作战。正面战场的作战体现了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整体抗日战略。     

淞沪会战初期英美对中日冲突的介入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局势日益紧张,8月9日"虹桥事件"的发生更使得形势急转直下。英美两国为阻止上海爆发战争,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强调中日均对上海和平负有责任并敦促双方撤军,但未能成功。上海战事于13日爆发后,英美对中国空军轰炸租界提出抗议,但中国方面强调其为抵御外侮,有权进入包括租界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作战。面对中国方面捍卫主权的决心,英国意识到日本对上海战事负有主要责任,开始将交涉的重心转向日本方面,并提出了由在沪外国军队保护日本侨民的方案,以换取日本同意从上海撤军。但日本已决心借上海战事扩大对华战争,对此反应冷淡,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强烈的美国亦始终未改变中立态度,并未与英国合作,这一方案最终胎死腹中,上海战事也发展为大规模战争。     

论1937至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和谈与对外求援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在与日本政府通过各种途径直接进行谈判的同时,并请其它国家出面调停,极力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其目的是争取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设法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除了争取与美国建立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及获得美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外,还向英国和法国求援。在此期间,苏联结予中国以很多援助,包括提供大量的借款,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派遣空军帮助中国作战等。国民政府的对日和谈和对外求援都是其抗战战略的一部分。国民政府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侵略的目的未能实现,但其对外求援对抗战起到了有利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福斯政府的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 1941年12月7日发生的珍珠港事变,是美日矛盾发展激化的必然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战争的战略要求是打败日本,确立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战争一打响,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随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过去主要是通过有限的经济援助支持中国抗战,以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转而正式同中国结盟,共同对日作战。美国战时的对华     

国民政府对1941年苏德战局的研判——兼论蒋介石的战略眼光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成员对苏德战局的现状和走向持续进行着研判.战争伊始,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部征求对战局的看法,多数意见判断苏德战争将演化为持久战.最初两个月的战局扑朔迷离,但蒋介石与其幕僚通过对驻外机构传回情报的分析,仍未改变之前的判断.基辅会战期间,不少人受前方情报的误导,未能及时觉察德军的胜利,蒋介石则出于诱使日军北上进犯苏联的战略设想,巧合地"预测"到基辅的沦陷.莫斯科会战期间,驻外机构的情报工作恢复正常,国民政府诸人根据传回的信息逐渐意识到战局的逆转,唯蒋介石固守之前的战略设想,拒绝接受此种事实.得益于驻外机构的努力和中国抗战的经验,国民政府中多数人对苏德战局的研判体现了其在国际政治、军事战略上的良好水准.而蒋介石本人于此际的战略眼光,部分依赖于集体智慧,部分出自其诱日犯苏的战略设想,尚未显示出过人的判断力.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现金移运

1937年前后,面对有可能爆发的大规模中日战争,国民政府未雨绸缪,展开财政动员。其中,在关涉战争所需资金这一最表面也最核心的部分,做了大量工作。大规模的现金内运和外运,使中国金融在全面战争爆发后,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形成战争初期财政坚固和外汇稳定的状态。这些无形中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政府信誉和社会信心的树立奠定了基础。不过国民政府抢运钞券现银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又是被动的。钞券内移与现银外运、不同地区存银外运的缓急,基本上取决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下一个具体目标,国民政府未能作出一个整体规划的移运方案。     

朝鲜战争拉动日本经济?

正日本工业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人的"空中堡垒"炸得七零八落,两颗原子弹又抹去了日本两座大城市。到战争结束时,日本经济可以用惨淡来形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日本人一个"发财"的机会。作为朝鲜的近邻,日本很快成为美军的军事基地和作战物资供应地,战争"特需"直接拉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据日本官方统计,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5年,"特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一、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一九四一年,解放区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的残酷的进攻。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将其在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调集到敌后战场,对解放区进行了空前的大扫荡。尤其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变中国(尤其是华北)为其「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企图赶快对华结束战争,以全力应付太平洋的作战,于是,这种扫荡的规模就更大,而且性质也就更为     

论太平洋战争期中的中印关系——以蒋介石访问印度为中心

1941年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自此1937年7月7日爆发的"抗日战争"就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一环。中国与英、关、荷诸国,共同采取对日作战的统一战线,战场由中国本土扩展到缅甸、印度。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被联合国委任为"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本土及越、泰、缅、印诸地区)最高军事统帅,与英、美诸国所承担的"南太平洋战区"结为一体。蒋介石为了视察印度、缅句的实际情况,以便派遣远征军协助英美军对日作战,于1942年2月偕夫人宋美龄访问了印度。这次访印,不但加强了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影响到1942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缅甸及南太平洋地区的进展,它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本文据第一手翔实史料而写成,以期充实抗日战争研究。     

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1937-1945)

本文主要以战时上海媒体文化的转变为中心,重点探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媒体文化转变的影响。文中根据战前国民政府与上海民营报业的关系及其对国民政府战争动员的影响,集中阐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直接控制上海报业,钳制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因此,战时上海媒体文化转变后所做的宣传,既不为中国人民所信任,也无法配合汪伪政府的战争动员,更无力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政策。     

1937年布鲁塞尔会议与美国的外交因应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将中日冲突诉诸国际联盟.随后,国联通过决议,要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召开会议,即后来的布鲁塞尔会议.美国期望借布鲁塞尔会议调停中日冲突,故一方面设法劝说日本参加会议,另一方面建议中国做出让步.然而,日本两次拒绝邀请,加之负责调停工作的小委员会未能成立,美国的设想最终落空.美国希望在调停问题上有所作为,但在援华制日方面不愿当头,美国的"有为"和"无为"反映了其参与布鲁塞尔会议的限度,亦折射出美国远东政策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豫湘桂溃败原因再探讨——以河南会战日军为中心

豫湘桂战役是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发动的投入兵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作战区域跨度最大的一次战役。这场战役的中方的失败固与国民政府政治腐败、军事落后分不开,更与日方直接关联。以河南会战为例,战前日本政府做了积极的战争总动员,以及具体的战术准备,同时密切关注国民政府方面的情况,搜集情报,同时也调配了充分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支撑,再加上日军指挥机关与各作战部门的有机联系,使得日本方面始终处于有利的战争态势,可以说,国民政府豫湘桂战役的溃败是一种的必然的战争结局。     

日伪统治下的日语教育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先后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并扶持傀儡政权。为配合其对华战争形势的需要,铲除沦陷区人民强烈的抗日意识,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当局在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采取强制方式,大力推行日语教育,以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分子和亲日情愫。本以日伪统治下的华东华中华南地区为中心,探讨伪维新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实施日语教育的状况,揭示其奴化教育的实质。     

中国远征军初次入缅作战文电一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保护西南国际交通线，国民政府与英、美盟国开展军事合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本组文电选取了1942年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甘丽初等中国远征军主要将领关于兵力行动和战场态势报告的部分重要文电，对进一步研究远征军初次入缅作战的成败得失颇有助益。     

中日战争初期日本政略方针之探析

中日战争初期日本政略方针之探析丁则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迅速发展为全面的持续的侵华战争。本文试图从自七七事变至日军侵占南京前后日本侵华政略的角度,对这一变化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一、对国民政府从诱和政策到不以之为对手政策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法币”及其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

1935年,正值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前夕,国民政府对币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全国实行法币政策、推动法币。这一改革对日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关系甚大,“法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一、国民政府推动法币改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面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形势,国民政府加快了币制改革的步伐。先是1933年4月6日,快刀斩乱麻地宣布实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的成功,实现了在全国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了通货市场的紊乱状况,这既有利于商品流通…     

国民政府与日本乙丙级战犯审判

战后,在远东地区各盟国对日本乙丙级战犯的审判中,国民政府主导的审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即长期遭受日本的侵略,所以中国对日本战争罪责的追究与其他盟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法庭,相对于远东地区由英美等国主导的法庭及新独立国家的法庭,具有相当的主体性。但国民政府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特殊性使得审判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国民政府战罪调查工作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战犯惩处的实效。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性造成中国拟追究的战犯嫌疑人中有相当大比例需依靠引渡,但成功引渡的案例非常有限,所以审判的主体局限于日军现地受降部队中的战犯嫌疑人。     

兴亚院与兴亚同盟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日本侵华战争,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使日本内阁认为对华侵略在政治上须设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机构。这个机构叫什么才适当呢?虽然最明确的是“对支”(即对中国),可称为“对支院”,但须兼顾到有官厅的意味,有政治的目的,还要对任何事变进行处理。     

“张莘夫事件”与1946年初的反苏大游行

１９４５年８月 ８日,依据雅尔塔会议决议及《波茨坦公告》的规定,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兵分四路攻入了中国东北境内,作战一个多星期,共歼灭日本关东军６７万多人。苏军的参战,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和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战后东北的主权移交于国民政府,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星期内开始撤退,三个月撤完。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     

板垣征四郎在华中日占区推行的“东亚联盟”运动

1939年10月日本当局在南京组建"中国派遣军"后,由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华中日占区发动与推行了一场"东亚联盟"运动.它既是石原莞二在"9·18"事变后提出的"东亚联盟"理论的实施,又是日本当局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摆脱对华战争的泥潭,而提出的对华新的政治谋略运动.这场运动在华中日占区的起伏与变质,表明了日本侵华战争日益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