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时教育思潮与战时教育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界为配合军事斗争,为教育适应抗战之需与夺取抗战胜利献计献策,形成了强劲的战时教育思潮。他们适时地提出了颇有历史意义的教育应当深刻反省,"战时需作平时看","平时需作战时看"和不宜以大学生作兵员等极富建设性的建议,保证了抗战时期各级各类教育的持续发展,而不是因为抗战而全面停辍,从而为抗战建国储备和培育了有生力量。     

民国大学教授兼课现象考察

民国时期,政府与大学不断调整对教师兼职行为的规定,使之趋于合理化.大学教授之校外兼课行为,经历了从民初的被法规“禁止”到被“限制许可”之转变.然大学教授兼课行为在整个民国时期皆普遍存在.就大学教授自身而言,薪资不定、任期不稳所导致的经济压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问成为诱发其外出兼课之主因 大学教授兼课所得是他们一项非常重要的收入,对其家庭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并不完全一致.概言之,北京政府时期,教授兼课是弥补家庭生计的方式;1930年代初直至抗战前,不菲的兼课收入维持了教授们“高品质”的生活;战时大学教授兼职则成为生活重压下维持生活的必须方式.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的技术推进与人才培养

抗战爆发时,中国的国防重工业尚比较薄弱,相关的工业技术也比较落后,技术人才更为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委员会作为当时主管、经营国防重工业的政府机构,为了满足中国战时对国防重工业产品的需求,为了使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抗战,在技术推进与人才培养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对持久抗战以及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教员薪津的演变

全面抗战时期大学教员薪津经历了显著变化。在初期,大学教员薪津折减,来源单一,维持在较低水平。为救助教员生活,政府的补助政策于1940年后陆续出台,其中以生活补助费、食粮代金最具代表。战时补助缩小了不同等级教员的薪津差异,教授群体薪津增长有限。这引发了教授的不满,并催生了主要面向高级教员的奖助政策。战时的各种津贴逐步超过薪俸所得,成为教员薪津收入的主体,并在全面抗战后期成为维系大学教员生活的基本保障。对于民国时期大学教员的薪津状况,不应美化,要从客观史实出发,呈现大学教员真实的生活境遇。     

读书还是从戎?国统区青年学生抗战观之争论

正学界关于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青年学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些学者着眼于从政府及教育机构的角度来梳理与青年学生相关的诸多问题,比如战时教育方针、战时学生救济、战时高校内迁以及政府与高校利益博弈,等等。在这种研究中教育政策为研究主体,而青年学生是作为受政策影响的对象而存在。青年学生虽然是受政策影响的主体,但是在研究者的笔下多处于"失语"的状态。另外一些研究以高校或地域为研究单位梳理抗战时期青年学生的活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述略

抗战初期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共产党倡导,国共合作,有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中国妇女界的救亡团体,八年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救助和保育了近3万名战时难童。为抗战做出了贡献,为民族培育了未来。本文对这一段历史做一简要的叙述。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业的暂时繁荣

抗战爆发前,四川手工棉纺织业已经衰微,手工纺纱因无利可图被生产者所弃,同时部分手工织布因技术有所改进而得以继续存在。抗战爆发特别是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四川成为其"抗战建国"的重要基地,军需民用浩繁使棉纺织品需求激增。但是,四川原有的棉纺织生产能力无法满足战时需求,其中棉纱短缺尤为严重,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提倡手工棉纺织业满足战时所需的同时稳定市场与社会秩序。在政府政策措施的刺激下,四川手工棉纺织业不仅起死回生且部分技术较之战前还有所改进,在战时棉纺织品的供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这只是战时机器棉纺织特别是机纱生产能力不足情况下的暂时繁荣,其技术进步不具有可持续性,并非战前四川半工业化现象的延续,更未如战前中东部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一样形成半工业化模式。     

敌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

抗战爆发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选派主体变成了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扶植的傀儡政权。战时的特殊背景与选派主体的特殊性使留日学生失去了战前的相对自由,在专业选择、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只能接受日本政府、学校和相关机构的安排。随着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压缩学制年限、"学徒出阵"、"勤劳奉仕"等政策严重影响了留日学生的专业学习。作为伪政权选派的留日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战争环境中与日本民众一样经历了饥饿、空袭、疏散,甚至原子弹爆炸等灾难。加之,他们远离故土,战时生活的困苦在某种程度上更甚于日本民众,尤其是在日本警察、特务的监控下,早已没有战前留日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兴趣",但又不得不参加日伪机构组织的各种亲日、崇日活动。战时日本主导下的中国人赴日留学,既然偏离了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目的的正常轨道,结果必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而终结。     

战时情报局与美国对华政策(1942—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为了加强美国政府对战时舆论的控制,于1942年6月成立战时情报局,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法西斯宣传、对敌心理战和情报搜集工作。到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解散该机构,战时情报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为弘扬中国人民抗战精神、提振抗日军民战斗意志、巩固同盟国家战时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战时情报局对中国抗战的宣传方针,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态度,直接反映了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揭示了美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实质。     

华北事变后中国各界对战费问题的讨论

从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国战时财政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费动员思想由此走向理论化和政策化。其特征之一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战时财政理论体系,提出了战时财政动员的具体方策,在战费规模、战时财政预算、战时税收、公债和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为指导全面抗战的财政动员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战费动员思想的来源,主干是西方的战费动员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是结合本国国情而提出的,其提出者多曾求学西方,并参与了抗战时期战时财政动员实践与政策制定。通过对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日战争前夕战费动员争论的描述与分析,可以重新认识其在中国现代战费动员思想史的转折意义和积极影响。     

浅析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作用和意义

浅析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作用和意义徐国利抗战时期,我国高校向西南、西北及粤赣闽浙等省山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迁徙。高校内迁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恢复和发展战时高等教育、推动落后地区教育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一、高校...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例

抗战军兴,上海光华大学在成都设立分部。分部校政由光华旧人主持,创办经费多得川人捐助,校董亦大半川籍。光华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毫无渊源,政府资助不足,学校只得征收高额学费。征费之举引发学潮,川籍校董邓锡侯、向传义等地方势力支持学生,并顺势接管学校。从此,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成为一所地方化的学校,并于其后被改组为成华大学。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与地方高校的国立化路径相反,实为地方针对内迁高校或中央反向扩张教育权力之举,研究此一问题足以加深对战时中央、地方以及内迁高校三者关系的认识。     

传统、乡土与国家:抗日战争时期衢县前河小学考察

近代以降,新式小学的开设激起了乡村社会的涟漪。衢县前河小学是一所县立完全小学,其低廉的学费,拥有新知识的本土师资,女童开始接受教育,识字人数较大增加等,逐步改变着乡村社会的面貌,但在校舍选择、女生入学等方面也与乡土社会相矛盾。在国民政府设计下,其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及假期设置大多按照统一规定,忽视了乡土生活实际。其在国民教育中强化三民主义教育、公民教育与党国教育,在民众教育中贯彻国家意志,宣传对国家的认同,均加速了现代国家形成的进程。抗战爆发后,学校教育成为扩大社会动员的平台,师生们柔性而煽情的抗战救国宣传更是成为战时动员民众的重要方式,乡村小学也成为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有效工具之一。     

新桂系交通运输事业建设

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是广西交通运输业的起步和重要发展时期。到抗战时,广西基本形成了现代交通运输体系。新桂系的交通运输建设,使广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近代化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使以往交通不便的山区内地与外界联系增多,对近代广西商品市场的初步形成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对广西近代经济的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广西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为抗战作了一定的贡献。抗战开始后,沿海各省被封锁,出海交通断绝,广西成为战时重要交通枢纽之一。其抗战前后的交通建设,对战时交通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西南大后方的军需民用交通和经济发展、支援全国抗战,都有积极意义。纵观新桂系开展的交通运输事业建设,确实表现了他们一定的积极进取和务实的精神。但是也不能过分高估其对于广西近代化的意义。他们搞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强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实力,以维护狭隘的小集团利益,而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因此,其建设中的很多措施带有局限性,使其建设成效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新桂系交通运输事业建设

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是广西交通运输业的起步和重要发展时期。到抗战时,广西基本形成了现代交通运输体系。新桂系的交通运输建设,使广西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近代化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使以往交通不便的山区内地与外界联系增多,对近代广西商品市场的初步形成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对广西近代经济的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广西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为抗战作了一定的贡献。抗战开始后,沿海各省被封锁,出海交通断绝,广西成为战时重要交通枢纽之一。其抗战前后的交通建设,对战时交通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西南大后方的军需民用交通和经济发展、支援全国抗战,都有积极意义。纵观新桂系开展的交通运输事业建设,确实表现了他们一定的积极进取和务实的精神。但是也不能过分高估其对于广西近代化的意义。他们搞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强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实力,以维护狭隘的小集团利益,而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因此,其建设中的很多措施带有局限性,使其建设成效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参谋教育体系初探

战时国民党军事教育为抗战中的中国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参谋教育因其专业性,显得更为重要。一般认为军令系统是军队大脑,参谋教育无异于为大脑提供脑细胞。军令部主管战时参谋业务,兼及参谋教育。在军令部主持下,形成了陆军大学、参谋补习班、特训班为主轴的高中低三个层次的战时参谋教育体系,军令部在参谋教育体系规范的建立、参谋教育部门的监管、毕业人员管理以及战时战术思想统一方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从而为各级参谋部门培养了大量人才。当然,军令部战时参谋教育也存在自身的缺憾。战时参谋教育可谓战时军事教育的缩影,能够展示烽火年代军事人才培养的点滴侧影,体现中国国民党军事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形成以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的战时体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接管了战时民众工作指导权,这意味着军队开始参与党部和政府负责的民众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初衷是统一管理战时政治工作及民众工作,综合领导各方力量抗战。然而,由于军队、党部和政府各方对职权互不相让,无法实现党、政、军的结合。国民党主导的民众工作多头开展,相关各方互无联系,甚至矛盾频发、互相拆台。究其原因,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和派系纠葛直接影响到相关各方的职权划分和工作展开,加之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忧虑与恐惧,导致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有限。     

全面抗战前后福建电影教育述略

20世纪30年代,福建电影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福建电影教育并未因战争陷入停顿,而是因应抗战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首先,为适应战时环境,福建电影教育组织机构不断调整变化,其主管机关先后经历了电化教育委员会、民众教育处、战时民众教育处、军管区国民军训处、电化教育服务处等时期。其次,在教育影片摄制方面,前期主要以乡土题材为中心,全面抗战后纳入了抗敌题材,并以之为中心。最后,全面抗战后广泛采用巡回等方式进行施教工作,宣传抗日。抗战爆发后,福建电影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发民众抗战热情的作用,为动员民众、支援抗战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