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战"和现代日本"间接金融体制"的形成

日本近代银行虽然早在明治初期已经发端 ,但是明治时代的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业内部资金储备扩大再生产 ,即所谓“内部金融时代”。直至 2 0世纪 30年代中期 ,日本企业仍处于主要以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的“直接金融” ,和主要以向银行借贷融资的“间接金融”二者并存 ,但以前者为主要的状态。在发动侵华战争、构筑总体战体制以后 ,日本金融体制发生了急剧变化 ,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日趋衰微 ,以向银行借贷为主的间接金融体制开始形成。这种体制在战后仍然得以延续。由美国主导的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 ,并没有使战时形成的金融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     

战后初期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观

自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时起,战争责任认知问题就成为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各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日本报界对战争责任的认知却呈现出或顾左右而言他,或避重就轻、扭曲异化的样态。日本报界先以"国体护持"为幌子,对战争责任采取淡化、漠视的态度,试图以此消除与日本战争责任相关的舆论。其后,随着战后民主化改革政策的实施,日本报界开始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行动,对战时形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战时体制进行了改革和重构。但是,日本报界一直坚持"一亿总忏悔"的宣传基调,企图模糊战争责任主体,扭曲战争责任追究的内涵,并始终以"受害者"作为日本的身份定位。由此可见,战后初期日本报界对战争责任的认知,是日本战时体制思维的延续。     

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的形成——近年日本经济史研究新动向

20世纪 90年代后 ,日本史学界出现了挑战传统观点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总体战体制论”和“1 940年体制论”的基本理论 ,认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三大特征虽然在战前已现萌芽 ,但是其最终形成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开展“总体战”时期。战时形成的“总体战体制”的核心要素一直延续至战后 ,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原型 ,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后美国教育对日本教育的影响

当代日本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金融大国。寻求其发展根源．就在于国家重视教育。而战后日本的教育又深受美国的影响。二战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对日本封建式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实行了战后民主化改革。在教育方面,对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旧式教育进行了批判,以完善人格、尊重个性、实现社会均等为基本内容,以民主思想作为教育改革宗旨．极大地推行美国教育模式．即所谓的“美国化”。     

战后美国教育对日本教育的影响

当代日本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金融大国.寻求其发展根源,就在于国家重视教育.而战后日本的教育又深受美国的影响.二战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对日本封建式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实行了战后民主化改革.在教育方面,对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旧式教育进行了批判,以完善人格、尊重个性、实现社会均等为基本内容,以民主思想作为教育改革宗旨,极大地推行美国教育模式,即所谓的“美国化“.……     

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到总体战体制论——战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范式的变迁

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从“天皇制法西斯论”出发,重视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村落社会秩序的内在关系,不但从农村运动和村落传统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也从村落共同体及其机能组织方面揭示农村战争动员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经历了战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对战争批判的减少和战争责任意识的淡化,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政策的“总体战体制论”。虽然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但其影响不容忽视。从学术史角度讲,“总体战体制论”虽然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战后历史学”存在着巨大隔阂,但是在方法论上,将“战前”特别是“战时”与“战后”联系起来考虑,重视战时动员体制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深层变动与战后历史发展的关联,这给其后的农村战争动员研究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改革

战后,由美国占领军总部在日本强制推行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于1952年基本结束。随着“五五年体制”的确立,日本的国民经济开始走向全面腾飞、高速增长的阶段。这就是说,战后日本的现代化是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带动和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正时序效应”。这种“正时序效应”不仅表现出时间上的向度,而且也极为深刻地体现了空间上的广度。正如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离开战后的民主改革,就谈不上日本的‘战后体制’,也谈不     

解读日本"55年体制"

本文对日本“55年体制”进行了解读,阐明“55年体制”是在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各自整合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进而分析了“55年体制”的三个特点及其对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国家安全战略诸方面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准确地把握战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体制。     

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法币制度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军试图摧毁中国抗战能力而制定的,所以评价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时不能忽略其对抗战的作用。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货币攻势的措施之一是稳定法币的信用,其二是防止日方的外汇夺取。本试图通过考察战时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法币稳定政策、日本攻击法币的状况和法币作用的变化以及英美法币援助政策,汪精卫政权的储备银行券和法币的对立等,探讨国民政府战时法币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战时货币政策遗留的影响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     

从战时到战后——东亚总体战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20世纪东亚的总体战体制形成于日中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及中国。在日本国内,为发动侵略战争而采取了构建战时经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策,这些政策影响到殖民地。而在中国,则为抵抗侵略而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动员国民,同时也对实施宪政、实现民主进行摸索。二战时期曾被日本统治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战时体制成为促成其战后民族独立的要素之一。二战结束后,在日本,战时的计划和统制体系被应用于战后重建,在战时经济解除后依然发挥影响。而在中国,战时统制经济在二战结束后曾暂时中断,而后再度复活。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又为构建强有力的战时体制而选择了彻底实行计划经济的道路。     

日本二战期间土地制度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近代日本开始进入战时体制,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和确保农村的稳定,军部控制下的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打击寄生地主、扶植自耕农和保护佃农的战时土地政策。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土地和粮食推行严格的统制政策,进一步使战时的土地制度走向极端,同时消弭了农村的寄生地主制。日本战时的各项土地制度是决战体制下的非常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法西斯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的金融统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战争经济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的供给基地。为满足日本的战争需要,伪满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金融管制措施,使得日伪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较此前更加严酷。本文从统一汇兑巩固“元元等价”、统制资金促进战争产业发展、强制储蓄直接剥夺劳动收入、管制利率强迫共同融资削弱金融机构经营自主权、改革《满洲中央银行法》消除央行独立性等角度全面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如何强化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金融统制。     

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际却偏袒日本。战前一再拒绝中、朝两国的调停请求和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默认或怂恿日本发动战争。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官作为中日两国侨民的战时保护人,一再逸出国际法合理范围,曲意保护在华日本间谍。作为中日两国的唯一调停者,美国一方面拒绝与欧洲国家联合调停,为日本继续发动战争减轻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又单方面劝说清朝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项侵略要求,帮助日本实现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同时利用日本削弱英国、俄国等在东亚的影响力。     

Revenue,finance, and the command economy unde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prolonged Anti-Japanese War caused unprecedented difficulties for revenue, finance,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bu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as still able to maintain its revenue and to reinforce its banking system. Under the rule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rder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was maintained and industry, mining, and agriculture were able to continue during wartime. The main reason for all this was the government'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within a highly centralized system of command economy, which lai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the final victory of China against Japan.     

甲午战争的日本近代思想史意义

在日本的思想舆论界,甲午战争的性质被普遍认为是“开化对保守的战争”、“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方面将这场获得加入帝国主义阵营的通行证的侵略战争美化成为“圣战”、“义战”,在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思想家如内村鉴三转向了和平论,而大多数则如德富苏峰那样走向了帝国主义。     

19世纪后半叶日中两国金融业发展的异同

经济增长与投资有关,而金融发展对资本形成及其利用效率的提高又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9世纪60年代后,日本金融发展及其金融制度建设水平遥遥领先于中国,这是日中两国在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而明治维新后日起的综合国力和发达的战争金融能力则是其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的金融支柱。发展国民经济和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需要重视金融发展及金融制度的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台湾的公债政策研究

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台湾发行了大量的公债,并利用金融机构进行吸纳,从而制约了台湾经济的发展,掠夺台湾人民,并将台湾经济纳入日本战时经济体系之中。     

邓小平“什么时候政府都要管住金融”的论断及启示

邓小平认为,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府都要管住金融。因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均需要政府管住金融。在中国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政府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视金融工作,提高金融管理能力,加大金融改革开放力度,促进金融和谐发展。     

是日本“勇士”,还是杀人恶魔?——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报刊报道日军“杀人比赛”的剖析

在1937年11月到12月侵华日军进攻中国首都南京与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期间,日军主力第16师团两名法西斯青年军官向井明敏与野田毅对中国战俘与平民进行骇人听闻的所谓"百人斩"杀人比赛。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等报刊对这两名法西斯分子的疯狂行径,在短短十余天时间中,竟连续四次进行跟踪报道,把这两个杀人恶魔吹捧为"日本勇士",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个事例典型地说明了战时日本新闻传媒记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具备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切思想特征与行为特征,是日本当局对中国实施武力征复与屠杀恐怖政策的宣传鼓动者。他们的战场报道宣扬日本的"侵略有理"与"屠杀有功",充满了法西斯的野蛮、霸道与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