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违旨问题考势

本文对以前认为李鸿章在签订李福协定时存在的违旨问题进行了辨析。经过将清廷授权和李福协定内容进行比对,认为李鸿章基本是按照授权谈判的。传统说法在藩属、通商问题的理解上存在误解。李福协定中放弃越南的关键原因,是甲中易枢后清廷对越目标发生变化,把保护越南看作是李福协定后的善后问题。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李鸿章参与了中法战争中的对外交涉。与人们一般看法不同,李鸿章并非始终主和,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李鸿章的态度及变化与朝廷的态度有密切关系,他不是决策者,而是执行者。     

李鸿章与中法战争“乘胜即收”

镇南关大捷以后,李鸿章力主“乘胜即收”,这是在正确分析中外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决断。他的“议和”,是要为中国的“自强”争取时间,创造条件,而不是投降卖国。     

试析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态度转变始末

文章论述了中法战争前后战事主要参与者李鸿章对于战争态度的转变过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李鸿章“和战不决”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只是一个参与者,他的很多决策是直接受制于清政府中枢机构或者受到他们极大的影响,战争过程中所表现的犹豫和举棋不定是清政府和战态度以及战争形势变化的综合结果。     

李鸿章与中法战争论析

李鸿章是清末重臣,参与了中法战争期间的主要活动,其思想和行动与这场战争的关系十分密切。牵鸿章并非始终主和,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同时,李鸿章的态度及变化与朝廷的态度及变化有密切关系,对此应该给予具体分析和客观评价。     

太平天国时期的李鸿章家族

太平天国崇敬上帝,反对儒学,兼及道、佛,形成了中西文化的激烈对抗.崇尚儒、释、道的李鸿章家族起而抵抗太平天国,父死子继,直至太平天国失败.有大量此类家族与太平天国对抗,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太平天国当然是一次阶级斗争,也明显地具有文化冲突的色彩.     

福禄诺节略与中法战争两个阶段的转变——从《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说起

1884年7月28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一篇发自天津的报道,第一次提出福禄诺节略涂抹说.福禄诺节略是法国执行李、福《天津简明条约》的路线图,福禄诺提交李鸿章,李没有报告北京中央政府.他独自承担起应对之责,他的应对措施没有发生作用.法国强力实施路线图,向谅山进军,在北黎与中国驻军发生冲突.法国就此向清政府严重抗议,要中国赔偿、撤军,所欲不遂,武力相对,在台湾又挑起战争.李鸿章“弥缝前事,不肯任咎”,对福禄诺节略进行涂抹,并蒙蔽英报记者,使其报道宣扬出去.     

曾纪泽与中法战争时期的英国调停

1883—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数度调停,目的在于独立操纵中法和议,以维护英国在华优势地位及列强共同侵华的统治秩序。曾纪泽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尊严的外交立场和活动及其对清政府政策的影响,是英国调停未能如愿成功的重要原因。     

李鸿章与晚清漕粮海运

晚清漕粮海运与李鸿章的关系密不可分.他通过恢复海运扩大漕粮海运的参与省份,调整海运规章、抚恤海运群体,扶植轮船招商局、促进漕粮运输工具近代化等方式,对漕粮海运的变革产生了全方位影响,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重要人物.     

左、李塞防与海防之争新论

清同治、光绪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在国防部署上曾有过一次塞防与海防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认为东南沿海千里海防是国防重点,主张弃新疆,专注海防.塞防派以左宗棠为首,主张塞防、海防并重,强调新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坚决要求收复新疆.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前线的战略部署和国家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争论的焦点则是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这场争论是公开的、正常的,其主张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其见解有高低之别,但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不应因此给李鸿章戴上卖国或投降主义的帽子.     

李鸿章与晚清两淮盐政改革

李鸿章是对晚清两淮盐政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性人物.在两江总督任上,他毅然选择大商人而放弃小商人,以捐输票本、循环转运和招商联保的方式确保税源;在湖广总督任内,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他又坚决维护原来力图加以改变的"川盐济楚"局面.由此可见,利益才是李鸿章施政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历组一类卜辞研究

本文对历组一类卜辞的特点,历组卜辞中的祭祀、诸妇、军事活动等内容作了论述。     

徐承祖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斗争。徐承祖作为清政府驻日本的最高代表,直接负责处理这一事件。他在处理伊始的献言,使交涉迅速走上了依托法律解决的正确轨道;“彼此抚恤、伤多恤重”方案的及时上呈,终使僵局得以化解,清政府尚能体面下台。“崎案”的结局助成了两国海军事业不同的发展方向,判定了甲午战争中日本中国一胜一败的前景。     

战犯问题与国共和谈

在国共两党战略决战阶段,中国共产党灵活地运用了战犯问题.无论是战犯名单的公布、严惩战犯原则的提出,还是北平和谈中关于这一原则的灵活执行及对桂系的争取,都是为了击破国民党政府的"和谈"攻势及企图,明确战争责任,将革命进行到底.     

黎庶昌及其《古逸丛书》考论

光绪七年(1881)黎庶昌出任日本公使期间,在其随员杨守敬的配合下,搜访了大量国内亡佚而复见于日本的善本古籍,汇刻成《古逸丛书》,受到海内外士林的普遍赞誉,至今仍有搜访、整理、汇辑、校刻文献的示范性典型意义。本文爬梳填籍,勾稽史料,详细叙述了黎庶昌搜访刊刻《古逸丛书》的具体经历,并以《日本国见在书目》、《玉篇》、《文馆词林》、《姓解》、《史略》、《太平寰宇记》诸书为例,逐条撮述流传原委,考证版本真伪,辨别异同得失,同时也订正了今人如余嘉锡、郑天挺等人的一些讹误。从中不仅可以如实了解《古逸丛书》的文献价值,而且也可以重新评价黎庶昌使“数千百年坠简复还旧观”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