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陶德曼“调停”期间蒋介石的对日立场

简评陶德曼“调停”期间蒋介石的对日立场胡献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下旬至１９３８年１月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本国政府之命,斡旋中日战争,是谓“陶德曼调停”。对“陶德曼调停”期间蒋介石对日立场的评价,史学界过去有人认为蒋“随时准备妥协投降,结束这场战争”①;或...     

陶德曼调停新论

陶德曼调停一波三折 ,第一阶段 ,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 ,拒绝调停 ;第二阶段 ,对国联失望后的国民政府被迫接受调停 ,但采取拖延战术 ;第三阶段 ,日本两度提高议和价码 ,旨在灭亡中国 ,国民政府坚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两条底线 ,调停失败。调停期间 ,德国一直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阻止中苏联合 ,对中国抗战毫无信心 ,认为中国若不接受调停则必败无疑。调停失败后 ,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 ,德国最终倒向日本     

抗战期间孔祥熙、宇垣一成中日秘密议和

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议和,大多知道陶德曼调停,而对日本外相宇垣一成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代表两国政府进行的一次“和平谈判”,知道的人则不多。我通过查阅《日本外务省档案》（微缩胶卷）、台北《蒋中正档案》披露的相关电函,     

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述评——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1938年1月陶德曼调停失败至年底汪精卫出走近一年的时间里,军事上的失败和外交上的困境,对国民党高层人士造成很大压力,蒋介石等人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时有反复。在此期间,蒋介石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停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最终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试论列强在中法战争中的“调停”活动

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在近代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各西方主要列强都趁中法交战之机插足“调停”,在中法战争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本文试图以英美德三国的“调停”活动为主线,探讨这三个国家插手中法交涉的动     

萱野长知与两次中日和平调停

在日本第二次侵华战争期间的“和平”运动史上,象萱野长知那样为中日双方共同接受、贯穿两次“和平”调停始终的重要人物,是绝无仅有的。本文意在通过阐述萱野出任调停使者的背景,其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剖析萱野的中日和平理念及其与本国政府“和平”计划的本质区别,揭示日本侵略集团对蒋媾和的真实意图和国民政府的因应态度,以期从一个侧面,深化关于中日战争期间“和平”运动问题的研究。     

中日战争初期纳粹德国“调停”活动内幕及其结局

1937年7月爆发的中日战争引起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纳粹德国从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考虑出发,在中日战争初期采取了“中立”、“调停”政策。史学界对这段历史情况的研究尚少,本文愿对此做些粗浅的探讨,切盼前辈和同行们给予指正。     

解方将军和"兰州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将军兵谏蒋介石,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临如此重大变故,国内局势没有发生大乱,除有周恩来积极调停,使双方达成协议外,还有一个“兰州事变”,才避免兰州和全国出现混乱局面,可“兰州事变”和在“事变”中起主导作用的解方将军却是鲜为人知。     

特立独行章士钊

章士钊先生是民国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人们对他的行事风格和偏激主张历来褒贬不一。他确有一些独到的创见,如首称孙文为“孙中山”;首倡北洋政府总理为“执政”;敢于穿梭在军阀、猛人之间调停争讼;又曾被鲁迅骂为“老虎总长”、“落水狗”;生活在白话文时代,     

“中国的端纳”

第一次与闻端纳是在读到“西安事变”的记述中,只知这位老外居间调停,从南京到西安,与宋美龄同机飞往,忙里忙外,穿针引线,深得各方信任,对最终和平解决事变有一份贡献。     

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 ,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陶德曼调停 ,到高宗武的秘密使命 ,到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往来 ,直至长期以来令人备感神秘 ,却又扑朔迷离 ,莫名所以的所谓“宋子良工作”,许多人都相信幕后的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新披露的档案显示 ,此中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 ,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 ,但其一 ,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 ;其二 ,蒋接受议和 ,向与内外压力有关 ;其三 ,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 ,无论蒋有否同意过对日议和 ,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摇。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 ,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 ,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 ,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 ,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 ,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 ,当不为过     

曾纪泽与中法战争时期的英国调停

1883—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数度调停,目的在于独立操纵中法和议,以维护英国在华优势地位及列强共同侵华的统治秩序。曾纪泽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尊严的外交立场和活动及其对清政府政策的影响,是英国调停未能如愿成功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广州蒙难与各方调停活动

孙中山广州蒙难与各方调停活动梁尚贤（一）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６日凌晨,陈炯明所部粤军悍然围攻总统府。这一天,“广州枪声不断,死尸满道,交通断绝,商店闭门,学校停课,富室纷往香港避难。”①由此揭开了民国广东史上黑暗的一页。对这次旨在谋害孙中山、推翻广州正式...     

述论1885年至1886年间清政府关于英灭缅甸及中缅界务的交涉

1885年,英国借口所谓木材公司事件,拒绝清政府的调停,再次武装入侵缅甸,攻陷曼德勒,灭阿瓦王朝,将缅甸沦为殖民地。 英国的行径严重地损害了缅甸国家的权益,也危及到清朝与周边邻国的和睦关系,威胁着中国云南、西藏等地的安全。缅甸是清朝的“属国”,对清朝保持朝贡关系。为了维护缅甸国家的权益,清廷表示“中华所重在乎不灭人国,贡与不贡无足重轻”。与此同时,清     

山海关事件始末与英美之应对——以英美外交文件为中心

侵占东三省后,日军为吞并热河,先后三次与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最终于1933年1月3日占领了山海关县城。得知此消息后,在华北拥有较大利益的英国积极主导调停。但在调停方案上,英国内部有极大分歧:英国驻华代办应歌兰希望仿照调停一二八事变的方式处理山海关事件,却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反对和美国政府的推诿;秦皇岛的英国海军向中日双方提出调停意愿,而国民政府一直怀有疑虑。最终,英国的两套调停方案均未实现。占领山海关后,日本政府还企图利用《交还天津来往照会》,迫使北平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中国军队撤退2英里。国民政府随即向《辛丑条约》签字国指控日本非法利用条约。英国向美国建议,联合《辛丑条约》各签字国一起向日本发表口头抗议,遭到美国拒绝。     

孙中山三封信函顺序考

1924年8月29日,孙中山为处理商团事件,曾在一天内给受命进行“调停”的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字小泉)、师长廖行超(字品卓)发出过三封信函。由于这三封信函的内容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而历史记载中又缺乏关于这三封信函先后顺序的记载,     

蒋廷黻致王宠惠孔祥熙电

南京外交部王部长阁下: 因土耳其外长抵莫斯科,李维诺夫直到一小时前才会见我。我向他介绍最近卢沟桥冲突的原委及日本行动意向。他说苏联政府深知日本是侵略者,非常同情中国。其他国家对中国和日本进行交涉以维持和平的做法是回避问题。我问他如果中国请求苏联出面调停,苏联将单独出面还是与其他列强共同出面。他说苏联单独出面调停没问题,但鉴于苏日关系由苏联出面调停显然是不可能的。至于联合出面调停,他说可以考虑,但在他没有请示政府之前,     

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

辛亥革命时期的俄国与外蒙古 ,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在当时的条件下 ,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 ,并不支持外蒙古形式上走向独立 ,而是打着“调停”旗号 ,一面唆使外蒙古脱离中国 ,投入俄国怀抱 ,另一面又以维护中国“宗主权”的幌子来控制外蒙古。俄国通过签订《中俄蒙协约》等条约 ,将外蒙古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 ,从而使其实质上从中国分离出去 ,并对该地实行“俄治”。     

元佑“调停”与宋哲宗绍述前夜

本文从宋哲宗元佑五年（1090）的“调停”事件入手,探讨哲宗朝政治从“更化”向绍述转变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首先辨析史料,分析元佑後期太皇太后高氏以及串执的政治态度与相应的部署。其次,剖析在朝中高层官僚士大夫的政治动向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认为元佑後期的政治部署与主流政治文化之间有明显的冲突,这是绍述前夜最重要的政治背景,推动了绍述的迅速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