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之后,国民党为何取消总理

在中国国民党创立初期,总理一直是其最高的党内职务。1924年1月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其新党章就曾专设总理一章,标明: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依照     

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

一汪精卫“恐共”之病,为时甚早。早在２０年代初期,孙中山为确定“联俄容共”时,曾与汪及胡汉民、廖仲恺等几位“核心”同志商量时,汪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即充分显示了“恐共”之病。汪以为“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     

新发现的中国国民党总理批文（三）

(2 3)　 8月 3日办　0 1 61 59　人　　　　丘汉宗总理批丘汉宗上总理函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呈述军政时期 ,军行所至 ,即党部亦应成立 ,先给赣州次第设立。凡服务者必加入本党 ,庶使人知所趋 ,请派专员办理中国国民党江西支部。批 :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2 4)　 8月 4日办　0 1 61 6 0 　人　　　　蒋中正总理批蒋中正致廖仲恺函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回沪在即 ,所有筹备处诸事请代理一切 ,并请转呈中央执行委员会 ,另派贤能接代 ,以免延误党事。批 :答 :总理云“务须任劳任怨 ,百折不回 ,从穷苦中去奋斗 ,故不准辞职。”(2 5)　 8月 4日办　0 1 6…     

从国民党改组到孙中山逝世前后的汪精卫

1922年9月,为救国而孜孜以求的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作出了一生中最伟大的决策,和共产党人合作,以俄为师,重新改组国民党。9月初,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几位中共主要领导人先后参加了国民党,孙中山还邀请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国民党。孙中山确立新政策之初,作为得力亲信之一的汪精卫是有疑虑的。著名的《孙越宣言》公开发表后,有一次孙中山召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征求他们对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意见,廖仲恺表示完全赞成,胡汉民表示有条件的赞成,只有汪精卫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国民党的“行宪国大”与总统副总统选举

“行宪国大”的纷争与召开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镇压革命,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即所谓“制宪国大”。随后于1947年4月18日,又上演了“改组政府”的丑剧。接着,于1948年春,又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蒋介石之所以要匆忙召开“国大”, 实施宪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张厉生在选举前曾说得很清楚:“本党在此次选举中,必须争取选举之胜利,俾以民主方式,取得民主之信托,掌握政权,实行本党主义,贯彻本党之政纲政策。”1947年6月13日,成立了以张厉生为主席的“选举总事     

国民党元勋纪念研究——以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为例

国民党十分注重对本党元勋的纪念,陈英士、朱执信、廖仲恺三位元勋的牺牲纪念日被确定为国民党的革命纪念日,纪念仪式上升到制度化的层面。国民党在元勋纪念所塑造的元勋形象,与其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精神高度一致。国民党的元勋纪念,本质上服务于提高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服务于增强国民党的凝聚力,服务于巩固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     

廖仲恺与黄埔建军

廖仲恺有“黄埔军校的慈母”、“党军师褓”之称,这就说明廖仲恺在黄埔建军史上有令人注目的位置,本文拟就廖仲恺在筹措黄埔军校经费和建立党军过程中的作用,作一概述。     

试论廖仲恺对民生主义的宣传、实践和发展

历史的伟人,绝非同一模式。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重要的是把他置于一定的历史阶段,看他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对当时的社会有多大贡献,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廖仲恺曾说:“总理对于某事判断,其精确非吾辈所能及,所以他要怎样行,我们就怎样行,没有一点儿怀疑念头。”     

廖仲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87年4月23日至26日,在广州召开廖仲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的有中外学者86人,提出论文53篇。现将研讨会情况综述如下。 一、廖仲恺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廖仲恺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是这次研讨会的中心主题。到会学者充分肯定廖仲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杰出贡献。有的认为:“如果说孙中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总设计师,那么,廖仲恺就     

高句丽官制中的兄与使者

兄和使者是高句丽官制中常出现的两个官位.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兄和使者就存在于高句丽官制之中,并逐渐成为高句丽官制的核心官位.兄是高句丽王之宗族、五部中之贵族子弟所能担当的官位,使者是高句丽统治域内出身卑微、非王族及五部贵族子弟中的有才能者或立有军功者所能担当的官位.随着兄与使者这两种官位的发展,在2世纪前后,又逐渐分化出兄系官位群和使者系官位群,并形成兄系官位体系和使者系官位体系.     

“九一八”反思

下午开始,孙中山出现了神志昏迷,并嘱咐宋庆龄说,他死之后希望能像列宁那样用防腐药品保存身体,并希望“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孙中山又连连呼叫“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声赶紧赶到孙中山病榻前。     

纪念廖仲恺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穗召开

由广州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廖仲恺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今年4月23日至25日在广州召开。到有中外学者80余人,收到论文60余篇。由张磊、郭宝江分别主持的两次全体会议上,国内学者陈锡祺、姜义华、尚明轩、余炎光,美、日学者陈国霖、叶嘉炽、山田良雄、北村稔、三石善吉和香港学者伦霓霞等作了学术报告。在小组会议上,分别就廖仲恺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廖仲恺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廖仲恺“扶助工农”及建军、廖仲恺经济思想及其实践     

廖仲恺魂移紫金山

1925年8月,孙中山先生的坚定追随者廖仲恺先生被刺杀,9月1日国民党为他举行国葬,灵榇暂厝广州。为褒扬廖仲恺的功绩,国民党决议将他附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但10年过去了仍"附他人之傍"。1935年初,何香凝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加快筹备迁葬事宜,国民党却决而不行,在何香凝的一再要求下,终得以成行。在迁葬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意外让汪精卫有意避开公祭礼?廖仲恺被刺后遗下的血衣原由何香凝保存,但几经波折后,血衣失踪了,至今仍不知去向……     

廖仲恺何香凝墓掠影

庄严肃穆的廖仲恺、何香凝墓,建在南京紫金山南麓天堡城下。原为廖仲恺单人墓园,筑于1925年。廖生于1877年,同盟会骨干分子,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并协助孙中     

黄镇磐营救廖承志

抗日战争爆发前,廖承志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其母何香凝奔走于宋庆龄、蔡元培之门,乞代营救其子出狱。宋、蔡诸先生多方面向蒋介石求情,迄乏结果。黄镇磐适任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因与廖仲恺、何香凝久共患难,私交素笃,于是约同司法院长王宠惠、最高法院院长林翔(第二任院长,即林则徐之孙)、最高检察长郑烈等,力争将廖承志移交司法机关办理。原意如能移交审判,廖承志即令有可死之罪,亦能援革命先烈遗孤之例,减轻其刑。争之再三,未经蒋介石批准。最后黄镇磐面谒孙科于立法院,请其领衔向国府抗议,不料孙科当时虽任立法院长,…     

艰难的磨合:廖仲恺与民初商人关系探析

廖仲恺与商人在政治理念上有相当大的差异和冲突,在财政经济方面虽有矛盾,却需要妥协与合作。从民元至20年代初,双方以调适、合作为主。1924年扣械潮发生至广州商团被镇压期间,廖仲恺成为商人众矢之的,双方冲突达于极限。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需建立革命联合战线,廖仲恺加强了同商人的团结与合作。     

《魏书》勘误一则

《北史·源贺传》附子《源怀传》载 :“时后父于劲势倾朝野 ,劲兄子祚与怀宿昔通婚 ,时为沃野镇将 ,颇有受纳。”而《魏书·源贺传》记同事则云 :“时后父于劲势倾朝野 ,劲兄于祚与怀宿通婚 ,时为沃野镇将 ,颇有受纳。”“劲兄子祚”作“劲兄于祚”。依古书行文惯例 ,此处似应以“劲兄子祚”为是。检《魏书·于栗传》 ,于栗子洛拔有六子 :烈、敦、果、劲、须、文仁 ,而长子于烈有五子 ,其中于祚为其长子 ,可证于祚确为于劲长兄于烈之子。《魏书·源贺传》作“劲兄于祚”误。《魏书》勘误一则@王化昆     

《天王谕普天番镇爷哥带朕幼共治理世界诏》考证并笺校

韩明同志《太平天国文书译稿》十五件,从弗·迈克尔主编的《太平叛乱:历史和文献》一书中,回译了若干佚失的太平天国文书,其中第三件:天王诏旨诏曰:朕诏番族之兵酋知之:万国应遵从天父上主皇上帝,万国应遵从救世主太兄基督;天、地、人、古、今、后永享太平。昔日天父下凡,宣布今世之法。天兄替赎世人之罪,呼唤宝剑斩妖精。天兄曾言:“天国日近,必定到来”。爷、哥下凡建天国。带朕及幼主治理凡间之事。     

蒋介石致廖仲恺函一件

馆藏毛丁所献蒋介石氏档案私人来往书信中,有1922至1924年间蒋介石与廖仲恺来往函电若干,其中廖仲恺致蒋介石一组函电已在本刊1987年第一期公布。这组函电的主要内容为廖仲恺劝勉蒋氏放弃个人成见,从奉化尽速回到广东参加革命工作,并对蒋介石之弃贵出走提出严厉批评。蒋介石于1924年3月12日曾复廖一长函,详细述说他对广东革命政府内部矛盾的看法,并提出个人意见,为自己之出走辩护。在这封长函中,蒋氏并提出了他对孙中山先生联共联俄主张的怀疑与反对,这是研究蒋氏思想变化的一件重要史料。以往此函虽经一些论著引据,但内容文字多有差异,为此本刊特将该函稿选编刊布如后,以供研究者参考其正本。     

“彭湃把持农民部”说辨析——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所藏档案为中心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指控农民部秘书彭湃在彭素民、黄居素、廖仲恺三位部长任内把持一切部务。其时国民党中央各部实行的是部长负责制,农民部的办事细则规定“部长统理部务”,“秘书勷助部长整理部务”。彭湃作为部长的助手,是在其分管的职责范围内进行工作。彭素民、廖仲恺两位部长均尽忠职守、事必躬亲,并未放弃其部长职责而放任秘书把持一切。黄居素由“总理手谕”免去代理农民部长职务,并非彭湃排挤走的。邹鲁的指控是错的,应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