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空背景下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一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固然是短暂的,但是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段时期。这也就是人们重视辛亥百年的纪念,思想界、学术界对此进行活跃讨论的原因。我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身并未进行过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但是作为近代历史的研究者,作为身处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体验者,在辛亥革命百年到来的时候,感到对辛亥革命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向进行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     

略论“全球历史观”

20世纪下半期,伴随着对“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一现象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的结果。“全球历史观”的出现反映了学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历史及其变化的一种新的思维活动,     

真诚的史家，真实的历史——新世纪史学的希冀和期望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邀我写一篇对新千年祈愿的字。我在小开头就写了一段不大合乎时宜的话——21世纪即将来临。抒发迎接新世纪的豪言壮语,此其时也。作为历史癖,我更想在送别从前时,多一些回眸。过去的百年,从动荡走向稳定,从落后走向进步。人们在高歌辉煌灿烂之时,切勿忘记曲折失误;在津津乐道于历史进步之时,切勿忘记冷静地总结历史教训;尽管回忆往事,会带来一些苦涩哀痛。     

回答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历史主动的百年回顾

在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历史审视中,不难发现始终把握历史主动是其独特的鲜明特质。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服膺马克思主义后的应然,又是回答时代之问,对中国国情及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作出主动选择和行为的必然。以此为回溯视角及问题讨论切入点,呈现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观察、思考、奋斗等活动交织交融中铸就的壮阔历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紧紧把握历史主动,才创造了伟大与艰辛、胜利与坎坷、革命与建设等融于一体的生动而不平凡的奋斗历史,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20世纪历史巨变的综览

站在世纪的终点回眸和综览百年来世界的变迁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尽量用简短的文字向读者概述这一个世纪的巨变,也是世界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２０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个世纪。它不仅变化最大,而且变化万千。如果从世界通史角度观察,２０世纪有五个方面...     

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中国共产党怀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高度重视总结历史,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动力。通过“历史决议”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举。党在百年历史上共推出三个“历史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均诞生于重大历史关头,均通过总结历史促进了党的团结和思想统一,均极大推动了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鲜明体现了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是总结历史、开创未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是我们党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百年奋斗历程的一个缩影。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真实

有关历史性质的探讨,自19世纪兰克学派兴起后,似乎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尽管对历史的科学理解在20世纪初受到了新兴历史学派的挑战,但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二还是一致的。然而,在人类跨人新千年之际,后现代主义向严谨的历史学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致使历史的真实性本身成了问题。历史的真实性何以存在?     

简论欧洲十九世纪历史语言学的渊源产生及发展

十九世纪是历史语言学发展的时期,大量的归纳总结工作由在十九世纪的语言学家们完成。这使得欧洲的历史语言学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其中,有社会进步的原因,同时也有人类不断女里探索的成果。     

约阿希姆的普遍历史观念

在普遍历史观念主导下看待和书写历史，是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观念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样态。在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从宗教演变为理性样态的过程中，12世纪意大利基督教思想家约阿希姆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人类世俗历史的框架中，构建出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上帝拯救历程理论的普遍历史观念。这种观念虽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其侧重从尘世生活和人的能动性角度，理解整个人世历史的演进。这使其历史理论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质，可被视为西方现代以理性为主线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原初形态，构成西方历史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

梁启超融合中西史学方法之精髓而提出“历史统计学”的概念,是中国本土最早倡导历史统计学的史学家,而且还身体力行,在历史文化地理和佛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卓有成效地运用,并提出了许多用历史统计学进行研究的设想.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统计学几乎成了一种学术时尚,尽管,人们对其评价并不完全一致.梁氏对历史统计学的认识与运用是他在20世纪初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的史学遗产,给予我们宝贵的启迪.     

历史的断痕

正定城里的建筑,是人按照自己的生活而营造的空间舞台。干百年来斗转星移,当大部分的人退场了,舞台却幸存了下来。这一舞台上布满了重重叠压的历史印痕,他们虽是建筑的“情节”,其实也是人的故事。     

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刚刚成为“过去完成时”的 2 0世纪中国的匆匆百年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上却是遭遇前所未有变故、挑战和机遇的漫长而又艰辛的百年 ,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曲折而又奋进的百年。对这百年历史给以科学、理性、宏观、深邃的历史透视 ,总结其智慧、经验、教训和启示 ,是当代学人尤其是历史学者的职责和使命。为此 ,我们拟专设几期 (不定期 )“2 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栏目。此次约请和组织刊发的彭明教授、张宪文教授、朱汉国教授和李云峰教授四位专家的四篇以学术创新为特色的高论 ,为本栏目第一期。通过此次和今后几期这一笔谈形式的探讨和讨论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百年历史 ,有助于推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深入和活跃 ,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竭诚欢迎和邀请精治此百年历史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这个园地以热心关怀和鼎力支持 ,并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来信来函请寄本栏目编者翁有为教授。     

罗素的历史哲学思想述评

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十分重要的标界线,沃尔什把这之前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时期,这之后则是分析的历史哲学时期。罗素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历史哲学家一样,思想中都包含了两种历史哲学,并且都表现出倾向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痕迹。     

再现历史的画卷——编著《贵阳百年图鉴》的回顾

20世纪永远地过去了,在这百年更迭、千年交替、又值贵阳建市60周年之际,编著一部关于贵阳的大型图集——《贵阳百年图鉴》(以下简称《图鉴》。把贵阳20世纪的百年风貌永远固定在形象、生动、真实、富于冲击力图片组合的画卷上,激发贵阳人爱国爱乡的热情,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万众一心地建设美好的贵阳,不仅是我们史志工作     

论20世纪前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史学建树

20世纪初,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过程中,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后异军突起,成为百年史学思潮递嬗中的重要一环。其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为代表的史学家,对史学研究进行领域开拓和方法总结,并在研究范式上展开全面而细致的探索,取得了卓越成就。其实践表明,新历史考证学已开始摆脱传统窠臼,关注现实,讲求科学化和学科化,促进了史学研究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历史轨迹和理论思考

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历史悠久,早在晋代就绘有著名的历史地图,但中国古代的历史地图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纬测绘地图,而主要是以编绘政区疆域山川内容为主,并没有现代历史地图的综合表现。明末西方传教士将现代经纬测绘地图技术带入中国,但就是整个清代而言,大多数仍是采用传统的计里画方的平面符号和散点透视的写意山水方法进行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地图是在清末才开始采用现代经纬测绘平面符号绘制和多色套印印刷,这方面日本人早于中国用现代方法绘制中国历史地图。从20世纪五十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地图编绘进入了繁荣时期。当代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如存在将历史地图看成文化工程而不是科学工程、强调绘制技术忽视基础研究的误区,从而影响了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科学信度和使用功效。未来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释文同步化、地图信息化、多维直观化、历史场景化应该是四大发展方向。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与观念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100年的私人历史：一个人的六十二年

上一个百年是“大时代”迭出的世纪,跌宕起伏,充满转折的关口。个人既是置身其中的沧海一“叶”,又是串起历史的枚枚珠玉,须臾不离中国的命运,“私人历史”因而成篇。     

历史语境中的“生命关爱”——简评《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

<正>瘟疫、战争、灾荒被称为制造人类历史悲剧的"三剑客",(1)他们时常并驾齐驱,肆虐人间,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巨大的破坏和阻碍。特别是近代社会世界各地的交往日益密切,客观上也为各种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条件。虽然从20世纪开始,多种疫苗和特效药的不断开发和使用,在表面上使传染病的威胁降低了,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新的传染病不断涌现而出,譬如"非典"、甲流、禽流感等大型传染病陆续出现。诚如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指出:"传染病在历史     

世界历史教学的挑战

当今,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教学领域,世界历史都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有关世界体系的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一新趋势削弱了传统的中、小学历史教学,传统历史教学建立在种族中心主义方法基础之上,被民族国家用于加强民族集体认同（通常与其他国家相对立）。与此相反,新的世界历史教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开展不同文化间教育和加强世界主义的手段。这里建议世界历史课程计划以概念、空间和时间这三重框架为基础。概念框架集中于两个主题：人类社会的演进及其相互交往;空间框架可以持续利用与主题有关的球体投影图来展示;时间框架由基于9个时代的历史分期连接起来,另附一个时期论述未来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