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

从1944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经69年了。我是专业作家,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时候我把它当神明供奉,有时它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抽打。有时候我怀疑它,有时候我又责备自己……不管怎么样,它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一时也没有离开。（一）把《讲话》当作圭臬1944年,我在冀鲁豫边区打游击。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只是觉得我的生活经历很有趣,照实记录而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发表一年后,还没有在敌后解放区出版,我看了一个朋友的手抄本。看了“讲话”之后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写作还有这么多学问。讲得太对了,太好了。特别是作家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数十年中,“讲话”一直是我创作的圭臬。土地改革时,我下乡当工作队员,抗美援朝中,我过了鸭绿江到前线体验生活。我还认为：到生活中去不能当“客人”,必须当“主人”,当“战士”。     

小切入，多比较，真体验

<正>【原题重现】龙盘虎踞的山水城林，是南京的风貌；千年古都的文化积淀，是南京的底蕴；温润醇厚的市井美食，是南京的烟火；包容洒脱的朴实“萝卜”，是南京的气质……每个人在熟悉的生活里，都能发现属于自己的南京。让我们一起去寻觅，去品味南京的味道。（南京市玄武区八年级考试题）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感受，以《这很南京》为题，写一篇作文。要求：(1)不少于600字；(2)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     

向陈云同志学点哲学

当我重读了《陈云文选》和《陈云年谱》之后,深感陈云同志是一位具有广博哲学智慧的 革命家,也开始了我对陈云同志哲学思想的再学习。 1.也是个实事求是派 我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称谓陈云同志的哲学思想,这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 国的运动历程。毛泽东同志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他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同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它的中国化的表现形式:实事求是,并把它规定为我们党 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重申”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     

我记忆中的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的百年华诞到来了,全国都在为他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我忽然想起几十年前和邓小平同志有限的几次接触的印象。虽然每次接触的时间都不长,事情也不大,那印象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不易忘却。我现在把它说出来,也许从这些小事中也可以引发某些思考吧。“你们现在的工作,就是不工作。”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已经插在紫金山上,南京解放了。邓小平、刘伯承等党政领导正在南京谋划进军西南、解放四川的事。我们四川地下党的部分领导同志,辗转到了解放区,奉命到南京向小平等同志汇报四川情况。8月,我们从武汉坐火车到了南京,受…     

高淳老街

高淳老街始建于明代，历史上曾有数条，甚至数十条。这里您看到的是当地历史上形成最早、目前原貌尚存的一条古街，它叫正议街，习称“淳溪老街”；全长800多米。因呈“一”字形，又称“一字街”，抗战以后至今改称“中山大街”。其实，生活在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并且又生活在六朝古都的人们是不愁见不到文物古迹的。然而，当我们真不想追寻祖辈遗留下的旧迹时，不能否认，许许多多的“旧梦”已经只能在书本里、传说中去寻找了。它们因形形色色的天灾人祸离我们远去了。高淳老街，是南京地区仅存的较完整一条老街。作为现代人理当追随现代化…     

走完长征路 抚养陶铸女

我于1909年出生,今年七十七岁。老家住在清镇县王庄乡茅草坝。我在延安时,陶铸也在延安。他有个独生女儿陶斯亮,那时只有三岁。后来,陶铸到东北去工作,他爱人曾志的工作太忙,中央总部就把带斯亮的任务交给了我。不久曾志同志也走了,她临走时对我说“老杨同志,我们这次去,有可能牺牲,如果万一回不来,这孩子就当做你的,你把他带大吧！教育他好好干革命。”我说：“首长放心走,我一定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来养好,保证完成任务。’港志走后,开始组织上就把娃娃送到中央托儿所去带,可是小斯亮总不习惯,哭得很。领导上不放心,我也不…     

林彪一伙打倒我的罪状之一

在红军长征途中,我和罗瑞卿同在一方面军工作,后来在抗大总校和公安军时,曾与他共事多年,对他比较熟悉。当林彪、叶群诬陷他要夺权,有“政变野心”时,我思想上有疑问,所以在炮兵领导同志传达讨论上报关于罗瑞卿问题时,曾表示过一些不同看法,并说过罗瑞卿不可能有政变野心。炮兵党委讨论了罗瑞卿问题后,起草了一份向中央军委汇报的报告,党委确定我修改这个报告。我没有落井下石,无限上纲,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文件上批注圈画起来。我把文件上罗瑞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贯”两字勾掉,批注道:“有一段时期很拥护毛主席”;把报告上的“…     

陶铸在国民党监狱领导的绝食斗争

1934年,我在安徽嘉山被捕,押到南京,投进了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一直到1937年9月底才被释放出狱。关在这所监狱里的政治犯,有不少是党的领导干部、作家、学者。例如恽代英(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判刑5年,后来叛徒顾顺章告密,被杀害于狱中)、楼适夷(作家)、史存直(语言学家)、朱境成(经济学家)、黄岩、李世农、王文正、王麟章等同志,和陶铸同志关在一个监狱。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接着八一三沪战开始,8月14日敌机轰炸南京,而我们这班青年却被关在铁窗之内,不能奔赴前线杀敌救国,悲愤至极。那时国共二次合作已趋成熟,红军已改称国民革命军,而我们这些政治犯,却一直     

访问苏联的所见所感——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十三

<正>1949年12月，我见过周恩来总理，回到南京时，柯庆施同志已经由副市长提拔为市委书记了。他对地下党员的态度是很有保留的，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正好这时中央发来一个通知，要各省市派组织部长去苏联考察，我就趁机参加了考察团。代表团叫“组织工作考察团”，约30余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苏代表团。团长张秀山，副团长王尧山、王甫，任务主要是考察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特别是怎样领导党政工团的工作。刘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接见了代表团，少奇同志说，这次去主要看看1934年后苏联共产党是如何领导的，     

“上锁的童年”渴望解开

报载一幅图片,标题是“上锁的童年”,一个小孩坐在石阶上,粗大的钢筋门锁着,孩子在铁窗里失去了自由,那双大眼睛和企盼的目光,渴望着外面自由的天空。我禁不住想起十多年前,小姑娘苏明娟那双渴望求知的眼睛,之后她成为全国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 “大眼睛”姑娘苏明娟后来如愿以偿考上了安徽大学。铁窗里渴望自由的孩子们什么时候才能像苏明娟那样如愿以偿呢? 图片上的孩子是从农村来的,父母进城打工,忙于生计,无暇照料,把孩子锁在家里。这种现象在生活中很普遍,如今城市打工者有不少是孩子尚小的年轻夫妇, 他们双双外出谋生,白天把小孩关在“家”里,难以顾及,     

《皖南事变》读后献疑

读了黎汝清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之后,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一、作者在小说的“代后记”中说:“我在1964年9月,开始写提纲时,便自认为已经把握了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把皖南事变历史“自认为弄得一清二楚后才动笔却是实情。”这是否言过其实?现举二例说明作者并未把皖南事变历史弄得“一清二楚”:     

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当法官要求金陵大学美籍历史学教授贝德士估计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时,贝德士教授回答说：“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在“抗大”

１９３８年秋,我从炮火纷飞的华北敌后回到延安,仍在原单位陕甘宁边区文协从事文艺工作,但是前线的战斗生活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我无法遏制自己拿起枪来和敌人直接战斗的要求。于是就向当时“抗大”的副校长罗瑞卿同志申请到抗大当一名学员。罗瑞卿并没有立即答应,他说：“这件事我还需要和中央组织部商量一下”。过了些时,才得到通知,说已批准了我的请求,决定我到抗大三大队二队入学。同我前后在三大队学习的有３个文艺界的熟人,就是吕班、裴东篱和荏荪。由于我们这４个人都是搞文艺的,每逢队上开晚会的时候,少不了要我们出…     

做老师，我是幸福的

刚上学时，我就告诉父母，毕业后想做一名老师。大学毕业后，我最终将人生的支点定格子“三尺讲台”，来到了离家六十余公里的伏虎小学。当我把参加教育工作的好消息告诉分享时，得到的却是他们的责备，他们都笑我老土，特没出息。可我觉得，当老师，能使我的人生充实，能使我精神愉悦，更能使我感到高尚。因为这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张学良渴望访问大陆

他坐在椅子上,把身倾前,诚恳地说,“甚至‘张学良’这个名字──我也不想要!我不想做‘张学良’!我只想当个普通老百性,自由自在地做我想要做的事,我不能接受每一个人的赞誉。” 1936年,他参与改变中国历史,发动了“西安事变”。他释放了蒋介石,并与蒋介石一起,乘飞机回南京。他从此受到软禁,销声匿迹半个世纪。 张学良在解释他决定接受惩罚时说,“我是个军人,有上级也有下属。这是造反的行为.我必须对此负起责任,我曾准备被枪毙。” 去年张学良90岁生日时,他是自1936年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与敬仰他的人士在台北一家酒店庆祝寿辰。他的行动…     

我与南京大屠杀研究

一、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1983年6月,我从党政机关“归队”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刚刚“归队”,个人的研究方向漫无目标,只是大致确定了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在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把“终身”许诺给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神圣事业。这年秋,南京市政府鉴于日本少数右翼势力不断否定南京大屠...     

“千面人”高元钧在朝鲜

1951年,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出国之前,曾在天津审查演出节目。廖承志同志把已经排在前面高元钧的山东快书,改放在后面当压轴节目,并且问我,你知道高元钧吗?我说:不了解,从节目单上看,就他一个人表演,连伴奏都没有。因此,就把他的节目放在前面了。廖承志同志说,你错了,高元钧一个人表演,可以抵得上一台戏,他像个“千面人”,一个人在台上用不着化妆,也不需要布景,同时表演几个人,个个都性格鲜明,演龙是龙,演虎是虎。高元钧和侯宝林说相声一样,把山东快书这种当年在山东赶庙会的民间曲艺,带入城市演出,去掉其中糟粕,又从南京夫子庙的地摊上演到了大城市的剧场,深受人们欢迎。     

关于“天皇号”座机的来信

编辑同志: 您好！ 很感谢贵刊在95年第一期发表拙作《日皇座机“天皇号”被俘始末》,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复印了若干份寄给在台中的黄渭熊老先生,他今年已95岁高龄,当他收到发表的文章后,立即命其长子复信给我。信中写道,当其父细读拙作数遍后,悲喜交加、老泪纵横,哽咽着说:“只有大陆才这样重视我在抗战时为国家贡献的绵     

他和我谈过的一段往事

他和我谈过的一段往事赵铭彝吕复同志离失了,在伤悼之余,不由得回想起他和我谈起的一段往事。南京剧联分盟成立后,于１９３３年春节公演（娜拉》,南京某小学的女教师王萍担任女主角娜拉。这是一次大型的公开演出,影响很大。南京市教育局以＂教师不该当＇戏子＇＂为借...     

武汉解放前后我所经历的二三事

1948年9月,我任江汉军区中共鄂中地委天汉县委城市工作部的秘密交通员,来往于武汉至天门县的农村,主要任务是接送从上海、苏州、南京、武汉来的地下党的学生干部。这些同志的身份暴露或被敌人怀疑,已经列入了“黑名单”,戴上了“红帽子”,如不迅速把他们转移到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