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

甲午战前,中国铁路建设仅处于起步阶段,李鸿章无疑是铁路建设的倡导者和借款筑路的开启者.他不仅提出了以"三慎"为核心的外债观,而且在津沽铁路建设中付诸实践.但在随后的津通、关东和芦汉铁路的筹借外债中,近代铁路外债所面临的困境则明显地表露出来.这种困境主要源于对外债的依赖以及对国内民族资本缺乏一种激励机制.这种特点在甲午战后则逐渐演变为对权利的放弃.     

评南京国民政府的整理外债政策

整理外债,是南京国民政府(1927—1949年)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基本方面,是如何处理旧政权(晚清政府和北京民国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外债,也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对本身所举外债在偿付过程中进行的某些调整。积欠外债的整理,直接涉及到关税、盐税等中央财政收入和铁路等国有事业收入的状况,还同金银比价、汇率乃至对外关系方面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整理外债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作一述评,以冀对深化民     

国民政府铁道部组织概述

一历史沿革中国创办铁路之初,无专属机关。至1886年(光绪十二年),始将铁路事务划归总理海军衙门管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设统辖矿务铁路总局,铁路事务乃脱离衙门而独立。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矿务铁路总局奉令裁撤,所有路矿事务遂归并于商部通艺司。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同时设邮传部路政司,以专管路政。另设邮传部铁路总局,以专管借款各路行政。     

借款可以救国?——郑孝胥铁路外债观述评

内政与外交、外交与外债联为一体,互联互动,是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外债的这种特征,使策略性、功利性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可能。借债救国论源于东北铁路外债交涉,其最初是指厚集洋债,实现均势。在清末宪政运动中,它又延伸到内政方面,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舆论推动力量,并构成了干线国有政策的促动因素。郑孝胥在其间发挥了独特作用。近代铁路外债观的功能异化、内涵的多质化及其政治化倾向在其身上达到了极致。他的经历与思想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在利用外资与维持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也显示了立宪派的政治性格。     

《中国铁路史》已出版发行

由李占才主编的《中国铁路史》(1876—1949)一书,已由汕头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10月正式出版。本书以绪论、史、志、传、表、附录的体例编撰而成,史篇着重叙述旧中国铁路起步、发展的基本状况,并着重探讨铁路运行机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志篇包括铁路运行中的方方面面(如工务、机务、警务、财务、运输等)及铁路史重要的大事件,以及铁路与社会、经济、人文的关系;“传”部主要是选择对旧中国铁路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及在中央铁路主管部门担任长官时间较长的主要人物立传,而且主要记述他们与铁路有关的活动和思想;“表”包括     

袁世凯统治时期的财政

一财政问题,可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届政府最棘手的问题,袁氏北京政府更不例外。袁世凯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不外是对内大肆搜刮和大借外债两途。自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爬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以武力摧毁残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建立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的目标之上。于是军书旁午,需款浩大。而当时入款之大宗,主要靠奉、直、齐、晋等省之盐税,部辖之常税及其杂款,尚不敷政费之需(约400余万两)。南方各省仍在国民党人的控制之下,在袁世凯武力未达之前,不仅解款无望,连中央专款都被截留。是年应付之赔款,仍未照偿,而各省应还之外债,逾期未偿者,积欠累累。计赔款一项,本年结欠200万镑,而洋款之过期及届期者,共590余万镑。各省历欠外债,又287万镑,共欠1100百万镑之多,约折1,265万元,8,700余万两。     

论中国朝野对新银行团的回应

1920年10月,美国倡议组成了新银行团。新银行团正式成立后长期无所作为,并逐步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垄断性,中国朝野期望值逐渐降低,对其所体现的强权政治色彩愈益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更加集中于政治层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取代了关于铁路外债利弊的讨论。     

徘徊于自主与依附之间——法币改革后的外债问题研究

法币改革是受西方货币管理通货制的全面推行影响而实行的,它有别于晚清以来的其他币制改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外债制约明显减弱。事实上,在没有举借任何外债的情况下法币改革却能成功进行。法币改革后,外债仍然成为维持法币稳定的重要因素,只是外债并未成为列强控制中国币制的载体。然而,中国政府对外债与法币之间关系问题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政策倾向,处于一种骑墙的状态。     

近代中国铁路管理机关的沿革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拆分铁道部是改革派主张的核心内容。但历经数年改革动议,始未成行。2013年,铁道部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中国的铁路改革向实质性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而实际上,中国铁路管理机关革新自近代以来就出现了。而且变化多端。这里不妨给大家梳理一下。     

清代广东外债史浅析

正外债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而出现的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是以附加利息偿还为条件的借贷行为。外债分为广义的外债和狭义的外债,狭义的外债是政府所借外债,广义的外债除政府所借外债外,还包括民间所借外债。一般而言,近代外债债务主体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机构;二是具有重要影响并与政府存在密切关系的企业,如比较典型的汉冶萍公司以及官商督办性质     

拉滨铁路及其对中东铁路的影响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从俄国获得了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即南满洲铁路铺设权。此后,南满洲铁路和中东铁路成为日俄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冲突、竞争的象征。为争夺中东铁路承担的物流运输以有效地牵制或削弱苏联势力,日本着手铺设拉滨铁路。1934年拉滨铁路完工后,逐渐发挥预期效果,承担不少物流运输,而中东铁路的经济功能随之下降。由此可知,拉滨铁路的铺设目的,就在于牵制中东铁路以减少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     

中国铁道博物馆 铁轨上的近代史

有人说,中国近代铁路的发展是一部屈辱史。但在中国铁道博物馆,那些丰富的藏品足以证明,中国近代铁路史,绝不仅仅是“屈辱”那样简单。     

略论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外债问题

自1927—1937年抗战爆发这十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对财政、经济、金融进行了一系列的整理和改革,外债问题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举凡当时南京政府对外债的种种举措,均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一、南京政府对外债的整理随着北洋政权的瓦解、垮台,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担负起全国性的责任,它所面临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而财政问题则为当时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宋子文于1929年1月11日致在南京举行的第三次军事会议的备忘录中清楚地谈到,政府有权控制财政的省份有四个:苏、浙、皖、赣。而能交出多余部分的仅苏、浙二省。皖、赣已将它用于年费据估计,在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其     

金登干与中国清政府外债

学术界很重视赫德在清政府筹借外债中所起的作用,而很少注意赫德的得力助手金登干。金登干作为近代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是参与英国争夺清政府外债的直接经办人,有力地促成了英国成功夺取清政府的多笔外债。从金登干这个角度,可以更深刻地阐明西方列强通过控制近代中国海关干预中国事务的历史事实。     

铁道知识在日本的传播与京滨铁路的诞生

1872年建成的京滨(东京一横滨)铁路是日本第一条铁路,被誉为日本铁路之祖。从此以后铁路便在这个岛国迅速延伸,到1906年铁路总长度突破5000英里,形成了以南北干线为核心的铁路运输体系。而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1876年建成)却被清政府拆毁,直到1889年清政府才将修铁路定为国策。两对比鲜明,令人深思。笔认为京滨铁路之所以迅速建成和建成后未遭拆毁的厄运,与幕末时期铁道知识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幕末时期铁道知识在日本的传播为京滨铁路的诞生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四川铁路发展百年回顾

世界第一条铁路1825年在英国问世以来,距今已有180年的历史,铁路运输作为现代化运输的主要方式,具有大运力、低成本的优势。在交通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铁路从1876年英国人修建的上海吴淞铁路开始,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的侵略殖民政策而出现的。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旧中国铁路发展非常缓慢,分布极不合理。四川的铁路建设从1904年成立川汉铁路公司算起,至今已有100年历史。1949年以前,四川没有建成一条铁路。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党和政府开工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随后分别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九十年代掀起了三次西南铁路建设高潮,四川的铁路建设得到大发展。截至2004年末。四川地区(含重庆,下同)现有成渝、宝成、成昆、襄渝、川黔、内昆、达成、达万8条国有铁路干线。营业里程达3244公里。电气化铁路1786公里,基本形成了连接四方的铁路交通网。为四川及西南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九·一八”事变及其前后的中日关系

1931年9月17日,控制南满铁路的日本关东军一部,把步行过铁路的8名中国农民抓住,强迫他们穿上半新的东北军军服,然后将他们枪杀在路旁。日军对这8名死难者的尸体拍照,洗印出来后注明: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被关东日军发现后发生战斗;这是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的下场等注解。9月18日夜,     

近代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探究

<正>中国近代历史上，外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外债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金融手段之一，也是其争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领土等各种权益的重要工具。外资银行作为西方列强金融入侵中国的代理工具，在满足各国过剩资本对华输出需求的同时，负责外债的代理和相关借款的经营。外资银行通过经理政府外债、保管关盐税款，逐步扩大在华金融势力，为其本国扩张在华政治、经济权益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目前的研究主要考察外资银行在晚清政府战争赔款转化为外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但并未有深入分析外资银行经理战争赔款外债的深层次原因和深刻影响。外资银行的发展与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密切相关，同时也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本文首先梳理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外债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的具体情形，最后基于史实阐述其深层原因和深刻影响，希冀能以古鉴今，为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升外资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供参考。     

抗战时期中国的外债问题

抗战时期中国的外债问题吴景平近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中国外债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重大进展,特别是在单个债项和国别债项问题上。但是,无论作为整个抗战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偏废的方面,还是作为整个民国外债史研究的一个特定时期,战时中...     

民国奇人张静江

谁曾想到,刀风剑雨的三十年代,竟有一位被称为『大象』的江南巨贾,在任浙江省主席时,举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博览会——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振兴了浙江经济。在不借一分钱的外债、不用一个洋工程师的『自我』设计下,成功地引导百姓建筑了杭州至江山的杭江铁路大动脉,使浙江有了自己的第一条铁路干线。 他就是被誉为『商界奇人』、『江南奇人』、『民国奇人』的『三奇』人物张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