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致陈诚汤恩伯信日期考

在《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军事文选》里,都收入了一封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周恩来写给国民党军将领陈诚(字辞修,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4省边区"剿共"总指挥)、汤恩伯(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并转汤部各师师长王万龄(第四师师长)、王仲廉(第八十九师师长)、李仙洲(第二十一师师长)的信,并标明该信写于1936年,但月份不详.其...     

“水炭不容,安敢协作”~——江西“剿共”时期遂川县的区联自治与官绅矛盾

1933一1934年间,国民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在江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局,但以萧家璧为首的地方士绅凭借着传统绅权和武力后盾实现了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县府无视客籍区域"匪患"的情形下,客绅另立区联财政局,走向联区自治。县长潘毅然力求以财委会和"剿匪"司法权来约束客籍士绅,却遭到萧家璧等人的强烈抵制。潘毅然希望以中央军和"土豪劣绅"的罪名逼萧就范,不料萧却借粤军入客之机迫使潘毅然的计谋归于失败。以熊式辉为首的江西省政府最终不得不撤换潘毅然并任命萧家璧为第四区区长,从而结束了这场官绅冲突。遂川的官绅矛盾凸显了国民党"剿共"战争下的地方困境,"剿共"军事的转折一定程度上说是国民党与地方士绅分权的结果。     

闽西南军政委借钱票

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留在南方的部分红军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1935年11月初,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采取移民并村和赶群众出山的"封坑"手段,妄图将红军游击队困入无人无粮的空山中。国民党军队将赶出山的群众并于山边山外的大屋场居住,由保甲长严密监视,以断绝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     

红军长征中的“密码脑袋”

长征期间,红军经常被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却从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由于红军在长征中的"密码脑袋"(密码电台侦听破译工作)的巨大贡献。红军在长征时离开根据地不可能依靠群众取得敌情,而党的地下工作也很难及时传送情报。因此,红军破译的这些国民党军密电,对于及时掌握国民党军的战略战术意图、兵力部署及动态行踪,帮助红军制定正确的行动策略,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1976年深秋,原红     

红军坝

沙湖中帮是一片被烈士鲜血染红的热土,如今,仙沙公路南北横穿,街道建设奇异多彩,商贾云集,文化兴盛,一片繁荣。这里的村落、学校、医院、公路桥多以“红军坝”命名,是为了纪念贺龙的部队用血肉之躯在这里修筑了一道“红军坝”的历史。1931年,在红三军军长贺龙和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的领导下,两阳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扑灭革命烈火,纠集了六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向沔阳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均被红军粉碎。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又命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为鄂西剿共总司令,进行了第四次围剿,苏区革命处于低潮,特别是陡沟…     

长征路上的七次胜利会师

正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继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事实上,在80年前各路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征途中,先后有过七次会师。在一定意义上讲,与另一路红军会师就意味着某路红军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意味着红军抵达新的革命根据地,意味着红军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意味着红军夺得长征的局部胜利或彻底胜利。对于长期在国民党军分割包围下孤军奋战的各路红军来说,兵力     

张学良引为知己的中共代表刘鼎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代表刘鼎,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联系。并帮助张学良筹划军事,培养干部,创办刊物,又和张学良一起去延安,参加了与周恩来的会谈。为红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张学良寻找中共代表张学良是1935年9月从武汉行营主任调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他把全部东北军调来西北。当时他的态度如何呢？60年后他在答日本记者问时说：“我根本不愿意剿共。因为蒋先生对我很好,他要我挑一件事情做,我挑了。但实实在在地说,我对内战、剿共是不愿意的。”同时,蒋…     

黄公略的最后岁月

惊心动魄的最后时刻1931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调集30万人马,亲任“剿共”总司令,于6月22日下午窜抵南昌,坐镇指挥第三次“围剿”。7 月1日,蒋介石向“围剿”军下达总攻击令,各路国民党军长驱直入,     

长征中的甘南汉藏情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甘南迭部俄界。当时红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外有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党内又出现了严重分裂,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带着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并以伪中央名义"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党籍。关键时刻,红军得到藏族同胞的帮助—杨积庆土司开仓放粮,使红军因此获得补给,得到了短暂而宝贵的休整机会,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俄界会议,迭部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个重要"加油站"。     

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

正湘江战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征中的红军在广西北部的全州、兴安、灌阳湘江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长征途中最大的一次血战。广大红军指战员,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战略被动的情况下,历经铁血阻击、生死抢渡、绝命后卫,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这一设限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势态得到控制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即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国共围绕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     

国共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探微

1931年国共在中央苏区展开的第三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场和结局都颇具戏剧性,整个“围剿”、反“围剿”进程,直接受制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国共两大主角的角力过程中,宁粤冲突和九一八事变,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共武力斗争的搅局者。事实上,1930年代前后,国共之间的许多故事,都可以看到如是因素的介入,国共两大力量之外的“第三者”,为历史的走向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作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为系列论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

1934年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为此付出很多努力,其中中共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粤系之所以会为中共所利用,当然和其本身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宁粤及中共多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循着这一途径透析,我们甚至会不无惊讶地窥测到,中共顺利突围背后,还隐约可以看到蒋介石的身影,这个身影是如此的诡异、飘忽、难以捉摸,但是更多历史资料的呈现,终究有可能使其难以遁形。     

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

1931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为确立训政体制的合法性,主导筹办国民会议。在此过程之中,国民党试图掌控民意,而民众团体及反对力量则寄望于国民会议来制约独裁。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成为民意汇集的主要渠道。然而在此前,国民党政府通过对职业团体的整顿改组,重建了民众组织体系。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确定职业代表制为主要方式之一。在职业代表制的掩盖下,职业团体虽有代表与会,但绝大多数席位被党政要员占据。此类代表虽名为职业代表,实际上为国民党所圈定。实施的结果是,职业代表制使国民党在避免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对选举事务的安排以及对国民会议政治方向的掌控。这种民意建构虽体现了民主的象征意义,但并未带来民主的实质性发展。     

公安部队组建初期组织体系和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49—1952年)

公安部队是武警部队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政权,在中央军委和公安部的领导下,逐步把地域性的公安武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公安任务的部队正式改编成“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在军委公安司令部成立后,公安部队又进行了整编,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和地方公安部队,逐渐接替全国内卫任务。随着边防公安组织和边防武装的建立,全国公安部队初步形成了正规公安部队、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的体制。为统一对国家内卫、边防斗争的领导,加强公安部队的建设,1952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全部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内卫、边防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

1940年7月,迫于日本的压力,英国同意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中国朝野对此十分不满,国民党高层出现了与英断交、转向联德的呼声,并已开始试探性的行动.但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王世杰等人力拒此议,并说服蒋介石基本维持原外交策略,尤其是稍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如德意日结成同盟,德意承认汪伪,英美对日日趋强硬等等),联德之议最终被放弃.国民党内这次调整外交路线的讨论,虽未在事实上弓I起重大震动,但所涉问题,关乎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足以牵动中国抗战大局,也反映了国民党内一些重要人士此期间的政治见解和思想动态.     

论鄂豫皖根据地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贡献

鄂豫皖根据地创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由该根据地诞生的红军部队,历经浴火斗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成为中共领导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根据地重视干部培养和人才集聚,为抗日斗争和日后中共建政,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鄂豫皖根据地虽然长期孤悬敌后,但是在中共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武装队伍不断壮大,游击战争始终得以坚持,有力打击和牵制了敌伪顽力量,根据地成为中共抗日武装东进南下的桥头堡,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中共"绾毂中原"在全国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对民主的诠释：以经济民主为中心

加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反对国民党垄断国家资源的一党专政体制,提出了融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教育民主、国际民主于一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民主观试图扩大民主的范围,其目标是社会方方面面皆民主化,以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体现了超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中间党派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颂扬,具有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British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neurocysticercosis

Neurocysticercosis, or brain infestation with the larval stage of Taenia solium, is the most common risk factor for epilepsy in many endemic regions of the world. Hardly any cases are seen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Britain. However, a sizeable number (n = 450) was seen among British soldiers returning from deputation to India, then a British colony, first reported by Col. MacArthur at the Queen Alexandria Military Hospital in 1931. Here, we review the influence of the perceptive observations of British Army medic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asitic disorder. The majority of these people presented with epilepsy. Among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army medics were establishing the diagnosis, initially by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of subcutaneous and muscular infestation, and later by radiography, clarifying the prognosis and the role of medical and surgical treatments and uncover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rval (cysticercosis) and adult (intestinal tapeworm) stages of T. sol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