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1937年浦口假币案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实行“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使法币成为全国的统一通货。法币改革规定：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个人或企业存有的银本位币或其他银类．限3个月内兑换成法币,实行白银国有。法币发行权的集中,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信用的增强。废除银本位制,将白银收归国有．既防止了白银外流,又稳定了法币汇价。在抗日战争中,它对维持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抵御日寇的疯狂侵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法币改革时天津白银南运问题考释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以政府银行所发行的法币收换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存银和流通中的现银,意图将全国白银集中上海纳入政府金融统制之下。天津华资金融业担心白银南运后华北发生金融风潮,反对白银南运,经过不断吁请,最终由另行设立的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就地保管;天津和华北当局为保持与国民政府交往中的话语权,力图维持华北金融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币政策一开始就实施查禁措施阻止白银南运。天津外商银行对白银南运或者就地移交并不在意,只关注能否达到利益最大化。最终经过各方博弈,受制于日本策动的"华北独立运动",南京政府也无力改变,导致数量众多的天津存银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有效监管。     

全面抗战时期广东统一币制政策探析

法币改革是国民政府为统一全国币制而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1936年7月陈济棠下野后，中央与广东地方当局商定币制改革方案，计划逐步以国币取代毫券。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地方当局不得不因应形势需要延用毫券，形成“券币并行”的货币格局。为推进白银国有政策，广东地方当局积极收买白银，但效果极其有限。在此背景下，毫券和国币先后遭受歧视、低折，券币比率急剧变动。为稳定货币金融市场，广东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维持与调整券币比率，确立了“币主券辅”的货币关系。这说明法币政策的推行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在战时信用危机之下，广东地方当局努力探索维持货币信用的路径，实现了形式特殊的地域性币制统一。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述评

法币政策是南京国民政府继“废两改元”之后实施的又一项重要货币政策 ,同时也是我国货币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变革。它对于我国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三、四十年代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就其法币政策的实施背景、主要内容及其作用与影响等分别进行考察和分析 ,并求教于学界同仁。一、法币政策的实施背景1 93 3年春 ,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 ,确立了以银元为国币本位单位的新的银本位制 ,然而 ,“废两改元”仅仅是着重解决了银本位制下的货币本位单位问题 ,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仍未统一 ,…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评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进行法币改革。改革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标志着中国货币由贵金属货币本位向纸币制度的转变,消除了通货紧缩,提高了法币的国际信誉,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环境。过去人们多看重政府用不兑换的纸币代替铸币为实行通货膨胀掠夺人民而实行的政策,故对法币改革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和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更应看到它的积极效应。     

温和通胀的期待:1935年法币政策的出台

1935年的法币政策,将几十年议而不决的币制改革付诸实施,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币制改革由理念、设想、计划最终落定为现实,因于多种因素的刺激,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美国白银政策推行后导致的白银危机,是法币改革的直接催化剂;中国货币体制与外部世界日渐暌违,也不断刺激着国内币制的改革要求;进一步探究,法币改革的实施,与中国经济基础逐渐增厚相关,经济总体上的不断成长,对弹性货币政策形成一定期待,而且为币制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     

1936-1937年广东币制改革的券币比率之争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被视为统一全国货币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各地改革步调并不一致.陈济棠军事割据是国民政府在广东推行法币政策的最大障碍,财政部多次派员商洽无果而终.自1936年7月广东“还政中央”以后,国民政府再次派要员南下改革广东币制.如何确定券币比率引发诸多争议,商界大多主张“不超过加三”,财政部以毫券准备金不足为由暂定“不超过加五”,商界反复交涉亦未能变更.1937年1月以后,面对涨价风潮和金融风潮,商界要求减低券币比率的呼声再起,并得到广东军政当局的支持,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迫使国民政府于1937年6月公布将券币比率改订为“加四四”.广东券币比率的最终确定实质上是各方经过反复博弈后在国家与地方利益之间达成的一种平衡,这表明在中央强化集权、垄断金融的态势下,地方仍有争取利益的空间.     

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币制改革述评

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实施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其持久不懈的努力,初步建立了我国完善的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和中央银行制度,并逐步实现了对国内流通货币的集中发行和管理。     

法币·金元券·银元券

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的数十年间,为了稳定财政金融,挽救经济危机,曾先后进行过三次“币制改革”,发行过三种纸币,即法币、金元券和银元券。法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商品市场上使用的货币极其混乱,银两、银元、铜币和纸币并行流通,仅发行纸币的银行就有三十多家。在这些众多、杂乱的货币中,以银两和银元为其主体,实行着“银本位制”。这种货币极不统一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国内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国际上美国高价购银,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金融紧缩,济经萧条。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摆脱危机,遂于1935年11月3日正式发布了改革币制的布告。     

居廉水墨杂花册鉴考

"居古泉先生是承前启后一位大师,岭南三家初得新技法,合居氏画风影响创出新国画。此册是居氏神来之笔。虽未署款,审定为晚年精品无疑。吾曾见居氏花鸟册不下十余件,但未有及此者,近兄以重金购藏,可宝也。壬申五月、善深。"这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杨善深先生在居廉《水墨杂花册》中的     

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

夏民族从颖河流域和汾河下游发展到伊洛平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生境的不断优化而步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王都,从而开启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先河。二里头城市文明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夏文明的跃进。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展》的陈列设计

新乡市博物馆搬迁至原平原省委旧址后,利用旧址主楼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其中<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在展室面积、展线长度及展室结构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精选青铜器103件,内容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铜镜三大部分,展示了青铜器在国之礼仪、国之战争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出新乡市博物馆的文物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混乱,呈多元化货币发行的格局,但在各种主体发行的货币竞存中,乡村底层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即县乡纸币,是最独特的一种。笔者有幸参与由戴建兵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的编写,有机会对石长有先生等人收藏整理的民国时期县乡纸币有较全面而又直观的了解,其中经商会注册或由商会直接发行的纸币尤为引人注意。     

《孔子诗论》二则试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九简反映孔子对德的崇尚。第二十六简则见出孔子 反对隐逸。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 1958

The author defines satellite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uting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or cities. He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ir functions,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 of satelli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oviet city planning.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the Russian term gorod has been translated as city, and poselok gorodskogo tipa (urban-type settlement) as t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