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前的派系之争

正1919年,五四运动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起,众所周知。虽然该运动因外交问题而起,但其中掺杂有许多内政的因素,而五四运动背后的派系之争对该运动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可以说,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动和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当     

“五四”运动中的屈武

八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对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就是在当年的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屈武在“五四”运动中由于个人爱国激情的自然进发和历史的风云际会,成为站在“五四”运动潮头上的学生领袖,为“五四”运动写上了亮丽的一笔。     

救亡与启蒙的变奏: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心路历程

<正>陈独秀是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为什么从民初政治运动转向文化启蒙而创办《青年杂志》?他在进行五四启蒙运动时是否忘怀了政治救亡?他为什么在五四政治运动后迅速从思想启蒙再次走上了新的政治救亡之路?他为什么会放弃欧美民主主义理念而接受列宁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思想究竟有着怎样的变化?从政治救亡走上思想启蒙,再从思想启蒙走向新的政治救亡,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走过的心路历程。     

“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深入探讨“五四”对中国的影响及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撞击和相互交融的历史经验及历史教训。由北京中国文化书院、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北京）、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四单位经过近一年的筹备,联合于6月1日至3日在北京举办了“‘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国际学术研讨会”。 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南朝鲜、美国、苏联、中国及港台地区的130多位著名学者专家。与会者主要以“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为议题,就五四与传统文化、五四与西方思潮、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现代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除主题发     

成乎，败乎？——“五四”世界语运动

众所周知,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头戏,也难怪有人干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白话文运动（至1921年,白话文完全取代文言文取得了正宗的国语地位）。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的世界语运动,就鲜为人知了。尽管如此,世界语运动在“五四”也引起了不少波澜,《新青年》杂志就曾于1916年到1919年,为此开展过一场历时三四年之久的大讨论。本文就“五四”世界语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受挫原因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     

人类已经忘记了“灵魂”这个词——木心答问

我不是"五四"的延续或重现,"五四"是个不成熟的文化运动(其实是政治实验),在艺术上,哲学上,是一锅夹生饭,西方300年的文化科学,中国要在30年之间开花结果,本来就是无知的祸祟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一文,记述了1951年首先在京津高校继而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的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学习改造运动,其间并有批判电影《武训传》。文章以大量史实,涉及了诸如“文”“武’之争、自由知识分子集体自辱、知识分子传统的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与新的政治文化生态相容等问题,从中可窥见后来越来越“左”的政治环境的滥觞,读来发人深思。     

“五四”时期的罗家伦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也是轰轰烈烈地打倒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思想运动。罗家伦就是“五四”运动造就出来的并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人物。早年他是一个爱国的学生,留学归国后,又出任各著名大学教授、校长,并参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外交事务。作为学者,他以整理与研究近代史饮誉一时,晚年又在台湾主持国民党党史工作。作为以“五四”为起点的学者而兼政     

我的两位吴老师

严秀先生是教我写杂文的良师,他给我的教诲鼓励和鞭策是永远难忘的。不过我和严老认识较晚（1984年）,在他之前,我还有过二位良师——凑巧得很,他们二位都姓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从理想主义的太空回归现实主义的地面,就开始写一点杂文,但并没有什么计划,也不经常,只是偶有所感、偶一为之而已。1980年5月初,想起党中央关于今后不搞大规模政治运动的重大决策,感奋之余,我写了一篇一千来字的杂文《“吃运动饭”》,对过去专门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依靠整人和制造冤假错案吃饭的人有所规劝。由于这方面的生活体验特别丰富和深刻,所以写来非常顺手,初稿完成后修改了两遍,“自我感觉良好”。     

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

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罗志田关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学界已有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文学革命主要人物之一的胡适晚年以为,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周作人则更早就指出：对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     

送别归来琐忆——六、胡绳的不悔和困惑

胡绳讲到自己的过去,有两段话是人们常爱引用的,一段是关于不悔,一段是关于困惑。《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那一年,正是他八十岁。他在会上重申了他三年前说过的一段话,那就是: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说来,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自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广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     

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的走向

五四时期,即1919年前后的几年,是中国社会异常活跃的年代。广义五四运动,是指五四时期的多种国民运动,既包括“对外的”新外交运动（梁启超所谓“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也包括“对内的”新文化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新政治运动。     

反封建并非反传统

在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时,有一种极端化的论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断裂了传统文化,甚至说它和“文化大革命”一脉相传。对这种论点实在不敢苟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掉文化,使中国灾难深重的政治运动,已被全盘否定,如何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日而语?至于说“五四”由于彻底反对旧文化而使传统文化     

晚霞缤纷贾植芳

六年前,贾植芳八十寿诞时,复旦大学和上海作协曾为他隆重举办过一次庆祝会,主流媒体轻轻松松把一顶桂冠送给了这位老人,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老战士”,对此,他当时便不无感慨地说,“无产阶级战士”与“无产阶级敌人”原来只是一步之遥呵,可惜,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再去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战斗”了。     

传统文化复兴“热”的背后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80年来,持续不断的现代化思潮几乎是社会发展的主流, 并且这种对现代化的追求在很大程度是以传统文化的“让位”为代价而前行的。在文化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一直是个困扰人们头脑的问题。但在当下,国学、传统文化的复兴“热”突然如雨后春笋般扑面而来,且正未有穷期:议论纷纭的读经运动之争尘埃未落,名流贤达的《甲申文化宣言》又冒了出来;曲阜市政府首次主持公祭孔子诞辰大典,尊孔之风趋盛;甲申年重阳炎帝陵祭祖大典又在株州炎陵县炎帝陵举行;北京安定门街道办事处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欲联手打造中国首个“国学文化社区”,继而又有报载山东济宁将兴建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些轰轰烈烈的“复兴”活动究竟昭示了什么?     

难事不难

在新中国生活几十年，经过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教育（学校的、生活的，后者包括各种“运动”和有地方色彩的遭遇），我国人民的政治水平普遍提高，鉴别能力显著增强。人们关心政治形势和政治事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个人生活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现在群众对国家大事，用群众的常用语来概括，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急”。“喜”，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作为一个中国人，真可扬眉吐气。年逾八十的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上海租界里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而上海是中国的城市。现在上海更发达、更繁荣，外国人更多，但它再不是“冒险家…     

批判胡适對“五四”運動史的歪曲

四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工人阶級、革命的小資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們是这个运动中的右翼)三部份人組成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资产阶級知識分子的代表胡适,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但胡适不仅在“五四”运动中的政治态度是相当反动的,而且事后还多方面歪曲“五四”运动的历史。本文拟就胡适歪曲“五四”运动历史这方面,予以初步清算。“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是以中国工人阶級队伍的壮大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戴季陶五四时期的劳工思想

五四时期,劳工问题成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的课题。戴季陶是当时发表关于“劳工问题”文章较多,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戴季陶五四时期的劳工思想,内容丰富,前期和后期有很大变化,下面就这一问题作一剖析。一五四运动中,戴季陶对工人阶级“直接参加”运动,十分“焦心”。他把“劳动运动”当作中国潜在的“危险”,决心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以便“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使劳动运     

略论1912年的建都之争

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之后,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差不多都存在一个把政治权力中心摆在何处最为适当的问题。因此,在一个新的国家或新的政权建立过程中,出现“建都之争”的问题,并不奇怪。然而,大凡“建都之争”闹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从这类争论的背后,看到各派政治力量的基本特点和动向。于是,“建都之争”就不能不是历史研究的课题之一。辛亥革命时期,在结束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和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曾爆发了为期不长、却是相当激烈的“建都之争”。阐明这个问题,将有助于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各派政治势力的基本特点和动向,有助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一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开国第一文化冤案──江青与陶行知及其弟子的恩恩怨怨

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这场运动以文教界为重点,波及各行各业,狠揭猛批,上纲上线,开建国后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之先河。而其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即在事过40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够得上“等级”,有资格谥之为“开国第一文化罪案”的。 然而,对于当年运动的绝大多数经历者来说,无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也不管是作为“动力”或“对象”的,他们在批判武训和当代新武训陶行知,以期努力肃清自身或他人头脑中的《武训传》流毒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评论武训和陶行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