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道辩考——兼与魏存成先生商榷

在唐一朝,通往朝鲜半岛的北方海路有两条。其一是从山东半岛出发经辽东半岛过鸭绿江口南下至德积岛后驶入南阳湾的唐恩。其二是从山东半岛直接渡过黄海到达朝鲜黄海道长渊郡附近,然后南下到德积岛,驶入南阳湾的唐恩。这两条海路至今都是学界普遍争论的话题。从航路名称到路径等等,都没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登州至唐恩这段海路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西汉合浦郡朱卢县新考——兼与李勃先生商榷

《汉书》记载朱崖、儋耳两郡的置废本甚清晰,但至迟从五代宋朝以来,一些典籍关于此事的记载却已模糊不清,甚至与事实多相抵牾。迄至明清时期,诸多方志递相沿用以往成说,层层相因,以致以讹传讹。近代以来,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本文从多个角度论证西汉合浦郡之朱卢县不在今海南岛上,其后东汉之朱崖县也不在海南岛上。此外,本文还针对《西汉合浦郡之朱卢县考》一文观点,在此与李勃先生商榷。     

元人王恽生卒年考——兼与韦家骅先生商榷

关于元初著名文士王恽的生年,学界历来说法有三：1226年、1227年和1228年,韦家骅考证其生年为1226年,此说一出,几成定论。本文认为韦说计年方法有误,王恽的生年应当为1227年。     

淮安驸马巷由来再考——兼与裴伟先生商榷

正驸马巷是淮安市淮安区城内最有名的古巷,全长约有三百余米。驸马巷为何名为驸马?和哪位驸马有关系?裴伟先生在《镇江城南驸马庄得名缘由——兼谈淮安驸马巷由来》(《江苏地方志》2011年第6期)一文中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但这篇文章只是附带考证淮安驸马巷,且多是转述,对驸马巷由来的考证略显简单,且有一些史实和细节错误。笔者通过史料,对其由来作更深入地探究。驸马巷原名望仙巷,因附近有望仙桥而得名。正     

“车”字古音考——兼与时建国先生商榷

从出土献和传世典籍来看,车字不但有“居”音和“舍”音,而且跟“舆鼍”两字相通。本根据这些材料并参考李方桂、王力两家的古音构拟对车字的音变轨迹进行了探索。章还认为,中古韵书、字书中所收车字的读音都是从经籍旧音中继承下来的,时建国先生《说车字的“居”音》一否认车字古有“居,,音,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努尔哈赤祖居地考──兼与陈捷先先生商榷

努尔哈赤祖居地考──兼与陈捷先先生商榷敦冰河前言建州女真的一些历史向来为清政权所隐讳。努尔哈赤的祖居故地（或曰爱新觉罗氏的祖居故地）是他们欲掩盖的历史之一。众所周知,《太祖武皇帝实录》（１６３６年）、《满洲实录》（１７８１年）等官书中,将爱新觉罗氏祖...     

柘枝舞考略兼与向达先生商榷

柘枝舞是唐代极为流行的一种少数民族舞蹈,历来有"西域说"和"南蛮说"之争。向达先生有《柘枝舞小考》一文,详考柘枝舞来源于西域及舞者服饰、容态等,甚为详赅。笔者在披览史料时发现一些资料,尚可补充向达先生之文,因援笔以续貂尾,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汲古阁刻《说文解字》略考——兼与潘天桢先生商榷

汲古阁毛氏为明末清初大出版家,所刻《说文解字》,后人评论较多.明末清初,《说文》难得,即如顾炎武之大学问家亦唯见《说文五音韵谱》,而有不见原本次第之叹,毛本一出,顿受欢迎,朴学家从此本发源者,为数甚多.今所存汲古阁刻本有名人校跋者(包括清人过录)即有纪昀跋本、孙星衍、顾广圻校跋本(二种)、汪灏跋本、桂馥签注本,徐松跋本、吴骞跋本、丁晏跋本、陈奂跋本等40余本.     

项羽垓下溃围南逃乌江路线考——兼与冯其庸先生商榷

项羽究竟死于何地？千百年来众说纷纭。2007年,著名学者冯其庸撰长文论证《项羽不死于乌江考》,轰动一时。然而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探索,对历史问题的争鸣,也难以＂一锤定音＂。文史学者胡中友经长期研究,并多次赴实地考察,推出《项羽垓下溃围南逃乌江路线考》,不为尊者讳,与冯其庸先生商榷。     

秦汉长吏再考——与邹水杰先生商榷

长吏在秦汉时期有泛指高级官吏的用法,但不是所有高级官吏都可称作长吏,长吏还具有实指的一面,即主要用作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一种代称。从可考的史料看,秦及西汉时期称长吏者可归为郡级和县级两大类:郡级长吏包括郡守(太守)、郡尉(都尉)、王国相、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县级长吏包括县令(长)、丞、尉、都官、侯国相等,道、障候等机构也有负责人称长吏。东汉称长吏者有刺史(州牧)、太守、王国相、县令(长)、丞、尉等,三府、属国、属国所辖县等机构也都有负责人称长吏。东汉和西汉一样,郡国守相及县的佐官当都称长吏。迁转方式及治民与否,不能作为判断长吏的依据,长吏中有不治民者,长吏迁转同样离不开功次。直到东汉末期长吏一词还未成为专有名词,泛称与确指的用法并存。     

秦代“五岭之戍”述考——兼与林岗等先生商榷

秦朝征服岭南之后,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置镡城、九嶷、番禺、南野、余干等五个镇戍区,史称"五岭之戍"。"五岭"实为五条"入岭之途",即汀梅循道、大庾岭道、骑田岭道、萌渚岭道、越城岭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庾、骑田、萌渚、都庞和越城等五座山岭。五个镇戍区各有自己的作战方向和防卫功能,它们之间是联动和协作的关系,共同维护着岭南的安全,对东南和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协防作用。"五岭之戍"是秦朝全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谈生殖崇拜——兼与车广锦先生商榷

本文拟用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阐述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关于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两种文化现象的理解,并对车广锦先生《中国传统文化论》(东南文化:1992.5期,以下简称“车文”)文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便共同探讨,促进对中华文明起源中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学术研究。 一、关于生殖崇拜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始终是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繁衍两个方面。原始社会,人类对生殖器的崇拜表达了他们祈求生育,繁衍人口的强烈愿望。在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生存环境恶劣的氏族社会,人类面临着自然的灾难、瘟疫和野兽的伤害,就必须以“生”的力量来战胜灾难和死亡。灾难越是深重,对生殖的祈愿便越强烈。这是一种遍及世界的历史文化现象,原始人类炽盛的     

“七七事变”后张自忠留守北平的真相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冀察当局领导人、29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等人,秉承南京政府旨意,一面组织抵抗,一面与日军交涉,力图和平解决事变。但日军以所谓“不扩大方针”为烟幕,在虚言和平的同时,源源增兵华北,准备就绪即于7月28日向平、津两地发起全线进攻。29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在此形势下,军长宋哲元决定放弃北平,并于同日晚率主力部队撤往保定。该军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留平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市长等职。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7日,张自忠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随即隐匿起来,后于9月7日潜离平津,南下参加抗战。这便是张自忠留平的由来和梗概。     

霸城新证——兼与李健超先生商榷

秦汉霸城是一个军事重镇,扼守崤函道和蓝武道,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个显赫一时的古城,究竟在什么地方?长期以来,学者们诸说纷云,莫衷一是。近几年,李健超先生写了不少关于霸城的研究文章,罗列了大量材料,对于霸城的重要意义阐述得非常清楚,颇有见解,但对于霸城位置的     

铎槊之辩——兼与熊元正先生商榷

生活于西北河、湟间的纳西先民,他们在秦汉时期因赋予某种军事使命,进入滇西北地区,这是笔者的一个新观点。而能够支持纳西族“军事迁徙”说的佐证,莫过于越析诏的军事历史及其著名的兵器“铎槊”。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们关于“铎槊”的解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有感而发,亦想作一番探讨。     

哲布尊丹巴政权“内阁总理大臣”设置考——兼与吕一燃先生商榷

国内外一些史学家历来认为 ,1911年 12月外蒙一经“独立” ,哲布尊丹巴政权即设置了“内阁总理大臣”职务。至于孰为首任 ,颇有歧异。迄今为止 ,主要的看法是 ,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以“内务大臣”兼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大量原始档案证实 :“内阁总理大臣”一职系 1912年 7月上旬设置 ,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为首任。他在1911年 12月 3 0日～ 1912年 7月上旬期间 ,以“内务大臣”身分总管库伦政权全局事务 ,并兼管黄教事务 ,一切决策均由其领衔上奏 ,权倾朝野 ,致令一些史学家误认为当时设置有“内阁总理大臣” ,并由此产生“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兼任该职的错误论断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 ,大亚细亚主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将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论和明治维新后的“兴亚”论联系起来 ,以证明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 ,是不恰当的。大亚细亚主义乃是萌生与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 ,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 ,是指导其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或手段的侵略理论。     

再说金华冥币袋雕版——兼与何立民先生商榷

冥钞是明代后期产生的新冥币,但是最近金华发现的雕板不是冥钞而是烧化冥钱的封袋。封袋须填写受祭者的名讳,以防其他鬼魅抢夺,封缄是保证纸锭不散落,可见它对冥币安全的重要作用。     

再说金文所见之益公——兼与韩巍先生商榷

数年前,我在<金文所见之益公、穆公与武公考>一文中曾指出,从现有金文资料来看,西周时期应当至少有两位被称作益公的人,第一位益公为单氏家族的第二世先祖,此人名叔,字或谥称益公,其主要活动在成王时期.第二位益公很可能就是毕益公,此人为毕氏,字或谥称益公,其为文王之子毕公高之后裔,主要活动在恭王和懿王之世,但此人的私名目前尚不清楚①.     

关于新政的分期问题——兼与刘绪贻先生商榷

在新政史的研究中,新政的分期一直是争论的问题之一,特别是新政终止日期的断限,争论更是激烈。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历来众说纷纭。第一部综合性研究新政的专著《新政史》的作者巴塞尔·劳赫把新政的下限断为1938年,其理由是:此后罗斯福行政当局再也没有通过任何新的重要的改革法律。也有人认为新政结束于1939年,因为慕尼黑危机后,国际环境恶化,美国开始备战;为了确保党内国内团结,为了使对外政策获